“今年，俄羅斯看來去不成了。”2020年夏，戴著口罩的汪珉不無遺憾地說道。

窗外，驕陽如火，蟬兒叫得聲嘶力竭。自2011年起，這位上海音像資料館綜合編研部主任已跑了三趟俄羅斯。第一次是2011年，準備臺里建黨90周年節目，資料館另一身份是“上海廣播電視臺版權資產中心”。

汪珉說：“到俄羅斯主要跑兩個地方。一是俄羅斯國家照片與影像資料館，它記錄官方活動，相當于我們的新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二是俄羅斯電影資料館，那里保存了大量歷史影像。”

《中國人民的勝利》海報

當時想找上海老城廂等素材，風光、建筑、商業設施、包括乘車、吃飯等有煙火氣的市井日常畫面，并關注重要活動。沒想到，首次就有驚喜：發現中共早期領導人影像。

影像分別在幾個館中找到。那年初，他們與俄方多次討論，做目錄篩查。拿對方提供的影像截圖，用文獻、資料和照片比對，并經專家及當事人親屬辨認，由此確定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陳獨秀、劉仁靜、瞿秋白及參加遠東大會的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5月下旬，赴俄進行資料檢索及轉錄，帶回此時已塵封八十九年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影像。

寸秒寸金：中共早期領導人影像

時間：1922年；片長：54秒；畫面：陳獨秀、劉仁靜、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四大”

時間：1922年；片長：1分；畫面：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在遠東大會

陳獨秀、劉仁靜和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四大”代表合影，前排陳獨秀笑容可掬，后站著瞿秋白。另一畫面是陳獨秀和劉仁靜坐于餐桌旁。雖加起來只有短短54秒，卻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的陳、劉、瞿活動影像。

陳獨秀（前左一）、瞿秋白（后左一）參加共產國際四大

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于1919年3月。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正式加入第三國際。

1922年11月5日，共產國際“四大”在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開幕。這是中共第一次參加共產國際會議，中央局書記陳獨秀親率中共代表團。正在蘇聯的《晨報》記者瞿秋白為翻譯。

最年輕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在會上發言：《關于中國形勢的報告》，這位北大物理系學生英語流利。陳獨秀遞交了兩篇俄文報告：《中國的政治形勢——中國代表陳獨秀同志在共產國際四大上的報告》《中國的政治派別和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陳獨秀同志在共產國際四大上的報告》。

大會通過《第四次代表大會關于東方問題的總提綱》，提綱由與會東方國家代表和共產國際東方部準備。陳獨秀參加了審查提綱和決議的11人委員會，研究者認為：決議吸收了陳獨秀的不少觀點。

大會12月5日閉幕。最后一次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列寧作《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報告。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在中共“一大”產生黨的最高決策機構——3人組成的中央局中，張國燾為組織主任。他的影像也在俄發現：他坐主席臺，與美、印、匈等國共產黨代表、遠東各國主要代表和共產國際東方部長沙發洛夫等16人為大會主席。一旁，名譽主席之一片山潛正在發言。臺桌前掛巨大橫幅，上有中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臺下坐著中共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

在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四大”那年初，張國燾赴俄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舉行，這是中共第一次派代表參加大型國際會議，參會的還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工、農、學、婦等團體代表。在160多位出席者中，44人的中國代表團人數居多，其中有中共黨員14名，張國燾被推為主席。

張國燾（主席臺右一）參加第一屆遠東人民代表大會

會議期間，列寧接見了中共代表張國燾、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朝鮮代表金奎植同被接見。列寧說：“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

北京大學理科預科生張國燾翻譯后，鄧培含笑點頭，列寧也笑了。

上海音像資料館的獨家重大發現，為迄今發現時間最早、數量最多、距中共“一大”最近的中共早期領導人影像。填補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空白。此外，還收集到劉紹周參加共產國際“一大”及中共代表團首次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12分20秒的影像。

當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及黨史專家予以高度評價。該影像已贈“一大會址”紀念館，并為紀錄片《1921點亮中國》《理想照耀中國》《誓言》等所用。

今天終于看到了你

時間：1925年；片長：5秒；畫面：張人亞

時間：1925年；片長：20秒；畫面：蘇兆征、鄧中夏、楊匏安、陳延年等

1951年3月24日，《解放日報》刊登一則《尋人啟事》：“張靜泉（人亞）一九三二年后無音訊，見報速來信，知者請告。”

二十四年前，張人亞從上海回老家寧波霞浦，托父親張爵謙保管一包裹文件、書報。老人想出一法：說老二張人亞多年不歸，恐已遭不測，就先修了與他已故妻子的合葬墓，把包裹暗藏空棺。

登報數月仍無音訊，老人就讓三子張靜茂上交墓中掘出的包裹。張靜茂在這一百多份文件、書報上一一蓋章：正方形“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長方形“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報”。其中，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1920年8月和9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和宣言》和《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等14件后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張人亞，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上海地方三執委之一，同年轉中共黨員。1925年8月，任中共浦東支部聯合干事會書記；10月，任中共浦東部委員會書記。1932年12月23日，中央工農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央出版局局長兼中央印刷局局長張人亞，“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1933年1月7日《紅色中華》）。

終得一見的張人亞影像，出自蘇聯導演B·史涅伊吉諾夫的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的國內戰爭》（后改為《東方之光》）。1925年夏天，他從莫斯科首航到中國拍攝。他的《兩次旅行的中國》一書，收錄《1925年我是怎樣在中國拍攝電影的》。上海音像資料館覓得這段4分鐘影像，用于紀錄片《1922：指路明燈》。

張人亞(左）領導上海工人運動

與張人亞影像同在俄發現的，還有蘇兆征、鄧中夏、楊匏安、陳延年、劉爾崧、馮菊坡等人影像。史涅伊吉諾夫除在上海拍攝反帝運動，還去了廣州。那時，省港大罷工正風起云涌。

1925年6月19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中共黨團書記鄧中夏、中共廣東區委執委會主席團書記陳延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蘇兆征等，領導香港25萬工人大罷工。

一些中共早期領導人已犧牲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是他們留下的唯一活動影像。其中，“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蘇兆征，1929年在滬病逝，以“姚維常”之名葬江灣公墓。1969年葬上海市烈士陵園，二十四年后，遷入龍華烈士陵園。

眼前流過，五彩的昨天

時間：1949年；片長：1000分鐘；畫面：解放的中國

2019年5月27日是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廣播電視臺推出紀錄片《上海解放一年間》。預告提示：“首次披露上海解放彩色歷史影像。”首播即獲全國衛視收視排名專題類節目第一名，以往所見影像皆黑白，此時眼前流過五彩的昨天。時任上海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嚴愛云說：“視覺上非常養眼。”

10月1日，又推紀錄片《彩色新中國》，其一大亮點為首次公開新中國之初的彩色影像。全片未播先紅，一條2分鐘片花，9月1日在快手、抖音和微視等媒體推出僅一小時，播放量破1000萬、點贊逾50萬。

1949年，斯大林提議蘇聯派17人攝影隊來華，與中方聯合制作時稱“五彩”的彩色紀錄片。他們兵分兩路：一為拍攝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戰爭奪取勝利的“前方隊”，蘇方導演是蘇聯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瓦爾拉莫夫，中方是時稱北京電影制片廠（新影前身）的攝影師吳本立等。另一“后方隊”拍攝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建設和人民生活，蘇方導演為高爾基制片廠格拉西莫夫，中方為徐肖冰等。兩隊都參加了開國大典拍攝，隨后走了15座城市。前期在中國拍了8個月，后期在蘇聯制作。中方派劉白羽、何士德、周峰、吳本立等赴蘇，于1950年7月17日制作完成。

1950年9月29日和12月30日，《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先后在京、滬、寧等15個大城市上映。翌年10月1日，《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錦繡河山》在蘇聯16個加盟共和國首都和其他14個大城市放映。隨后，《錦繡河山》也在中國國內公映。

《解放了的中國》1950年蘇聯版海報

2012年，在俄羅斯照片與影像檔案館發現了這批紀錄片200本拍攝素材，時長逾33個小時，本本皆彩色，其中有關上海的內容就有3個多小時。因影片后期編輯在蘇聯，全部素材都留在那里。業內人士指出：《中國人民的勝利》等片國內雖有，但多是黑白，而這次發現的素材片是彩色的。這些素材之前國內沒人調看過，素材價值大于成片。

全俄國家廣播電視公司歷史頻道總編輯阿列克謝·杰尼索夫說：“用彩色膠片拍攝的大量素材其實從未被使用過。斯大林去世后，它們便被專門保存起來。這肯定是一件無價的重要歷史文獻作品。”他們后來制作的《中國的重生》，也用了其中的鏡頭。

“只有專家才會被允許調用，知名的導演可以使用這些材料。由于中蘇關系的變化，這些影像從未發布過。”俄羅斯國家電影照片資料檔案館館長娜塔莉亞·卡蘭塔洛娃補充道。

2019年，上海音像資料館通過版權采購，按分鐘買來素材及成品片段：開國大典（6’）、《人民的上海》（18’30”）、《解放了的中國 》（4’44”）、《去上海監獄釋放共產地下黨員》（20”）……

有意思的是，從素材中見到倒下的戰士轉眼爬起，一個畫面多次拍攝，才知一些原以為的歷史實錄竟是重拍的情景再現。據《上海電影志》：格拉西莫夫1950年10月17日到上海，庫茲尼卓夫等6人21日來滬，上海早已解放。于是，“后方隊”重拍5月25日攻打老閘橋、四川北路橋、從上海大廈拋下國民黨政府旗幟，5月29日提籃橋監獄釋放被關“政治犯”，7月6日上海百萬軍民大游行等場景……而“前方隊”重拍渡江戰役因出現八一軍旗而“穿幫”。“八一”作為我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是1949年6月15日公布，百萬雄師過大江則在4月20日晚和21日，旗上無“八一”。業內人士相告：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為蘇聯導演習以為常的表現手段，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攻克柏林等均用此法。

盡是沙中浪底來

時間：2010年迄今；片長：約3500分鐘；畫面：紅色影像等

汪珉回憶道：“上海把收集歷史影像目光投向海外是較早的。在20世紀舉辦電視節時，只不過是零星的收集，內容只是限于老上海。人出不去。資金也有限。”

轉機出現在2010年前，因做世博會節目采集歷年世博影像，有預算，便開始系統地收集。與海外檔案館建立聯系，主要有三個方向：美加，英法，日本NHK。內容是外國人拍攝的上海。

汪珉算了一下，從2010年到2019年，用于海外購片的資金已有上百萬元。搜索面拓至荷蘭、奧地利、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在1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采集渠道，并與多國音像機構簽訂合作協議。

到哪座山唱哪個歌，采集要看對象采取不同方法，這是汪珉的心得。俄羅斯節奏慢，填寫的需求一般沒答復，就是有，也只回復一半。遂采取“兩條腿走路”：一是館對館。二是委托一家俄羅斯公司做前期工作，既節省時間和開支，又保證不撲空。

幾年下來，汪珉心里有了譜。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原屬蘇共，記錄主要會議，沒有全部解密。資料按人建檔，只要你去過蘇聯相關會議，就有文字記錄。中共“六大”是秘密會議，資料由負責會議安全的機構接管封存。而歐美相對簡單，發郵件或網上察看目錄。美國只收復制費。

海外尋檔工作照

汪珉說辨認中共早期人物是最難的，因留下照片、文獻極少。就說確認張人亞，只有一張他少年時照片供參考。通過查詢文獻，繪出他的行程并據人物特征進行對比。也有經多方會商確定的人物，卻被親屬一票否決。現嘗試用人臉識別AI技術，并完善人物影像資源，為辨認創造條件。

近年來，尋找散失海外的黨史影像成為重中之重的工作，采集而來的紅色影像已成為上海音像資料館重點館藏之一，他們依托上海黨史研究室、上海黨史學會等專家團隊共同研究。2020年6月28日，資料館“珍貴黨史影像檔案”上線，有3個主題10多條視頻，絕大部分為首次公開。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