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考古學家稱為北京故宮“前世”的文化瑰寶，曾被湮沒600年

鳳陽明中都：考古發現與保護利用“三部曲”

本報記者張紫赟、劉美子、曹嘉玥

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安徽鳳陽，古為淮夷之地，春秋戰國時期為鐘離古國，隋唐設濠州，明初為臨濠，因地處鳳凰山之南，洪武二年被朱元璋賜名“鳳陽”，取“丹鳳朝陽”之意，沿用至今。

傍晚時分，位于鳳陽縣城正中的明中都皇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游人早已散去。目之所及，除了蔥郁的草、繁盛的花，還有土方坑里揮汗如雨的人。考古隊員正在對明中都前朝宮殿區的西北角區域進行發掘。

沿著皇故城城墻行走，彼時，人們能看見的只有斷壁殘垣，那段歷史卻從來只存在于坊間傳說中。而今，重見天日的白玉石雕、巨型石礎靜靜地躺在土方坑里，向世人展示著一個真實存在過的都城。

明中都是明初第一座按照京師之制建造的都城，曾被譽為中國古代完備宮殿的藍本，更被考古學家稱為北京故宮的“前世”，但由于種種原因建而被棄，歷史文獻鮮有記載。

2022年3月，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入選，一個湮沒于歷史長河600年之久的明代都城再次被聚焦。

抖落塵埃

600多年前的淮河南岸，一座宏偉的都城正在緊張營建。“中都豐鎬遺，宮闕兩京陟。千里廓王畿，八屯拱宸極。”這首詩正是明中都當年盛況的寫照。

洪武二年(1369年)，全國甫定，朱元璋詔建中都。六年后，中都城已“功將完成”，朱元璋卻以“勞費”為由，突然“罷中都役作”，改南京為都城，中都城自此被世人遺忘了整整10個甲子，直到一個人的出現。

“縣城里還藏了個‘老縣城’。”這一說法在鳳陽已經傳了幾百年。至于為何會有兩個縣城，“老縣城”究竟什么來頭，沒有人考證過。1969年初夏，49歲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王劍英從北京下放到鳳陽。這位曾在燕京大學主攻明史的歷史地理學家對這一說法感到好奇，當他走進“老縣城”時，更是大為震驚。

城南門內外須彌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內巨大威嚴的蟠龍石礎、刻有明初數十個府縣地名的高等級明磚，這些在北京都不多見的建筑構件，為何會出現在當時遠近聞名的窮縣里？為何專家學者們對此一無所知？一連串的問題浮現于腦際，王劍英開始尋找一切與鳳陽有關的史料。

從那時起，一個操著濃濃吳音的外地人，逢人就打聽“老縣城”的歷史，成了當地一景。只要有空，王劍英就開展田野調查，文獻里的東西要在實地找到遺跡，找不到，他就到處搜集瓦片字磚。“父親的入迷程度讓一些老鄉很不理解，甚至有人叫他‘瘋子’。”女兒王紅回憶。

時間長了，當地人對“破磚爛瓦”的態度開始有了變化。多年后，王劍英還時常深情回憶起，老百姓會主動把耕地挖塘時撿到的龍瓦、鳳滴、紋飾送給他，還告訴他許多文獻里沒有記載的零碎信息，比如“承天門東側水溝里出現過成排的浮雕”，“東、西華門內側等處地下都有大橋”等。

當地人這么評價王劍英：“這個人能吃苦，沒架子，有本事，能講許多鳳陽的歷史，是我們八輩子都不知道的！”

1972年，王劍英被抽調籌備中國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館工作。工作之余，他到故宮午門附近溜達，發現它的形制與鳳陽“老縣城”南門竟然基本相同。1973年初，在復旦大學開會期間，他偶然看到乾隆年間的《鳳陽縣志》，發現“老縣城”很有可能就是明中都的宮城部分。他立即申請結束借調，回到鳳陽。

今天的鳳陽縣博物館內，展出了王劍英當年測量用的工具。在那個條件匱乏的年代，一輛破自行車、一臺借來的照相機、一卷少了3米的大皮尺，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圍著宮殿和城墻一遍遍計步測距，或是在車輪上扎紅繩計圈數測距。

根據歷代都城和宮殿建筑的規劃思想、建筑格局、承襲規律，王劍英對明中都的每個部位、每件遺存逐一查勘測繪。王劍英有著極深的繪圖功底，他手繪的遺址草圖上，標識依然清晰可見，實線是已知的，虛線是斷斷續續的，點是大致推測的。標注上寫著：1973年5月27日車測，28(日)晨復測校正，每雙腳蹬28吋(英寸)自行車一圈，(在地圖上是)1毫米。

后來考古研究發現，王劍英用“土辦法”測出的結果，竟與用現代儀器測出的幾乎吻合。

劉建橋是當時鳳陽縣文化館唯一分管文物考古的干部，數十年過去，初見王劍英的景象仍然定格在他腦海中。7米高的皇陵碑，王劍英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與碑上的字一一對照。每看一行，便要爬上爬下一次，幾個來回下來，背心短褲全汗透。

后來，在劉建橋的奔走努力下，王劍英被抽調至文化館，專職研究明中都。

從“發現”明中都皇城，到揭示出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明中都，王劍英用了整整6年時間。很難想象，在沒有電腦檢索、沒有測繪儀器的情況下，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完成勘察、攝像、考證、繪圖、撰寫研究報告的。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歷史篇)終于完稿，引發學界的轟動。

這座被遺忘的都城找回了它的記憶：中都是按照京師，也就是首都的規格建造的；外郭城范圍達50平方公里，與元大都相當；宮城達84萬平方米，比后來的北京故宮還大12萬平方米；全城設104坊，各類衙署、壇廟、宅第一應俱全……

王劍英明確指出，明中都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中都的建筑有不少是“學了元大都”，營建中都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對后來改建南京，營建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81年3月，王劍英再次對明中都遺址進行了考察，撰寫《明中都遺址考察報告》。1982年3月10日，國務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鳳陽縣文物管理所開始對部分遺址進行勘測和發掘。

此后數十年，隨著考古發掘的推進，這座湮沒在歷史云煙中的城，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擦亮“名片”

“從祖輩起就住在這里，小時候每天就在那邊放牛。”明中都遺址挖掘現場，69歲的常正保放下手中清理土方的活，指著西邊還未發掘的區域說。2016年搬離“故土”后，他成了考古隊里的一名工人。而此刻腳下的這片土地，已成為全國歷史文化遺產中的一張“名片”。

當時明中都皇故城內還有一個行政村——縣城村。“以前常聽老人們說，這里是皇帝上朝的地方”，但在常正保的記憶中，這里除了農田雜草，就是瓦房泥路，一切平平無奇，只有城墻之上的斷壁殘垣似乎隱藏著什么秘密。直到1982年，這片“平平無奇”的土地成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鳳陽明中都文化遺產保護也經歷了與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漫長博弈。20世紀80年代初至21世紀初，明中都一度沒有躲過“發展”大潮的沖擊。太廟遺址、開國功臣廟遺址等陸續被賣給開發商；長春門遺址、洪武門遺址被鏟平建起了公路；觀星臺遺址所在的獨山在數十年開山取石中變得千瘡百孔……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

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列入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1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啟動明中都城的考古發掘，以中軸線為核心，金水河、御橋、承天門、東華門等遺跡逐步得以顯露，但矛盾也愈發凸顯。“起初很多民房壓占在遺址上，考古發掘經常幾個月都無法推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明中都遺址考古發掘隊領隊王志回憶，當時發掘工作幾乎舉步維艱。

“明中都要從歷史的長河中，從遺址的宏觀中來理解、掌握、保護和利用。”王劍英在《明中都城考》中的描述，現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時任鳳陽縣委書記徐廣友至今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來，這也是他當時全力推動明中都遺址保護工作的底氣和動力。

一方面受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頭的“保護”不能進行城市建設，另一方面是居住在里面的1000多戶居民需要生產生活，很長一段時間，遺址公園內就是“臟亂差的城中村”。“對于鳳陽這樣的小城來說，明中都遺址所處的核心地段就是寸土寸金。”徐廣友當時頂著極大的質疑和反對聲，征遷一度被看作是“不可完成的工作”。

2016年10月起，鳳陽縣委、縣政府破釜沉舟，開始對遺址持續開展艱難的征地拆遷和環境整治，總共投入拆遷、安置補償經費13.8億元，征遷中都城禁垣內居民和企業1308戶，拆除4家工廠，搬遷10個養殖場，拆除房屋面積14萬平方米，調整382.3公頃土地規劃為文物保護用地，并由此正式打開了明中都城遺址保護的大格局。

徐廣友很少談起自己當年“要地”的故事。今天的云霽街北側，經考古證實，曾坐落著開國功臣廟，占地33畝，多年前被外地一家開發商買下，幾經商談，開發商只同意出讓一半給政府，徐廣友始終心有不甘。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從宿舍往返工地三趟，站在即將拆遷的舊址上，沉思良久。最后，他撥通當地研究明史的專家陳懷仁的電話：“老懷子，我決定了，只要能保下來的遺址，一分地也不給開發商！”

被賣出的遺址土地被一一贖回，規劃、征遷、立法，一系列工作有序推進。鳳陽縣嚴格按照文物保護規劃，對《鳳陽縣城市總體規劃(2010-2030年)》進行調整，提出“一座中都城、鳳陽城市魂”的城市總體規劃理念。對新建的建筑物、構筑物的體量、高度、外觀和使用性質等做了規定；將位于明中都城遺址公園之外的圜丘遺址、方丘遺址、觀星臺遺址、涂山門遺址一并納入保護；2021年8月，《鳳陽明中都城和明皇陵遺址保護條例》經安徽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

一說起明中都總是滔滔不絕、聲情并茂，這是故宮考古研究所所長徐海峰對徐廣友的印象。最多的時候，徐廣友一年跑國家文物局五次，拜訪明史專家，尋求對考古發掘的支持。“文物保護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重視。”徐海峰說。2017年，故宮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進來，與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外金水橋等遺址進行系統發掘。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化自信，是走不遠的，要把寶貴的歷史文化刻在大地上。”徐廣友始終認為，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絕非矛盾對立的關系。“短期來看，投入大力氣進行文化遺產保護也許是‘虧本’的，但從文化自信角度來看是無價的。長遠來看，文化發展必然促進社會經濟繁榮。”

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成為安徽首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明中都考古發掘迎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為城立“魂”

“考古發掘是一個漫長、繁瑣的過程，也是一個與歷史對話的過程。”7年來，王志幾乎把家安在了工地。

《中都志》記載，明中都“規制之盛，實冠天下”。事實上，明中都罷建之時，已初具都城規模，城墻、宮殿、壇廟、鐘鼓樓等主要官方建筑和街道已經成形，卻長久掩蔽于歷史迷霧中。幸有幾代歷史學家與考古學者接續努力，撥云廓霧，尋遺覓蹤，使其逐步“顯露真容”。只有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

此輪發掘歷時7年，發掘面積一萬余平方米，首次廓清了明中都前朝區主殿及附屬建筑的布局，從實物上印證了明中都在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中，上承宋元、下啟明清的歷史作用，也因此入選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遺址發掘現場，王志正和考古隊員們頂著烈日在宮殿區西北角作業。不遠處，就是此次前朝區主殿出土的巨型石礎，蔚為壯觀。礎面邊長有2.5米至2.6米，覆盆直徑達1.8米，體量為目前國內所見宮殿建筑石礎之最，也由此推斷宮殿建筑規模宏大。

前朝區宮殿是中都城里最核心的宮殿建筑，其建筑的規制等級最高。新一輪發掘工作首次明確了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布局為“工”字形，是前后殿加穿堂的結構，前殿與后殿均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形態上更接近宋元時期的宮殿。

明中都與宋、元都城既有繼承關系，又有大量創新。王志介紹，考古發現，明中都使用了嚴格的對稱制度，創造了城市的東西軸線，承天門采用“3+2”式的門洞布局是唐代以后首次出現，被專家認為是北京天安門五門洞格局的雛形。

“如果說明中都宮城是1.0版、明南京城是2.0版，那么北京紫禁城就是3.0版。”徐海峰這樣風趣地比喻，“明中都孕育了紫禁城的規劃理念、宮殿布局以及配置建筑，水系路網格局一致、建筑工藝相近、宮殿整體格局一脈相承，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最完備的宮城建筑體系，也是營建北京故宮的直接藍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王巍認為，明中都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承前啟后的集大成者，特別是在前殿中后部發現的黃土臺，反映了明中都對“擇中建都”這一理念的延續。王志則表示，明中都相關遺址的發掘，將宋開封、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和明北京城串聯了起來，這正是中華文化基因世代相傳、中華文明連續不斷的體現。

在今天的鳳陽還能找到明清時北京城的影子：一條中軸貫穿南北，洪武門、左右千步廊、大明門、承天門、端門等位置依稀可辨，東西向的云霽街兩端，鐘樓、鼓樓相對而立。

一些地理歷史愛好者也會去鳳陽尋找北京城的“前世”。長安街、午門、東華門、西華門、角樓等諸多稱謂，讓他們有種天然的親切感。“中軸線的大明門位置有一條東西向的云霽街，與南北軸線十字交叉，串聯了中都城的鐘樓、鼓樓、祭祀壇廟，儼然是北京長安街的雛形。”中國傳媒大學動畫專業大四學生袁心滿喜歡研究明史，去年暑假專程來到鳳陽，感受這奇妙的連結。

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煥發新的生機活力。近年來，鳳陽把“一座中都城、鳳陽城市魂”作為城市建設的核心IP，打造東西、南北兩大軸線；恢復展示洪武門、鼓樓、鐘樓等地標性建筑；基于原址建成文華公園、武英公園、洪武公園等一批主題公園；以史為據，重新布局城市框架、命名街區，歷史文化內涵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鮮明特征。

行走于古城里的大街小巷，處處是景，一幅具有中都古韻的畫卷徐徐展開，也讓鳳陽百姓感受到歷史文化的熏陶。云霽社區的錢家雯，每天晚飯后和老姐妹們到家門口的洪武公園跳廣場舞，說起每一處遺址的故事都頭頭是道，“以前老百姓對鳳陽歷史知道的少，到哪都給人留下個窮印象。現在誰都能說兩句中都城的歷史，滿滿的自豪感。”

安徽各縣(市)2021年主要經濟數據顯示，鳳陽縣縣域經濟總量(GDP)達458.5億元，從2015年的全省排名第33位躍居第12位。

“文化遺產保護見效是長期的，不會立竿見影。在保護明中都城的艱難路途中，鳳陽逐步將古城歷史文化保護理念融入城市規劃、公園建設、城市雕塑、道路及小區命名等現代城市建設當中，讓歷史與現實有機銜接，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同時惠澤民生。”鳳陽縣委書記朱林說。

古老的城墻青磚依舊注視著這座城的起落變遷。常正保一家住上了嶄新的樓房，他也早已成了考古隊里經驗豐富的老員工；鳳陽縣博物館每年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約10萬人次，館長唐更生笑稱“每天忙得腳不沾地”；遺址發掘現場，王志帶領的考古工作隊還在持續不斷地探索著未知；不遠處的西安門內，王劍英先生的雕像微笑著眺望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