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二載（753），開天盛世呈現全盛局面，“是時中國盛強”（《資治通鑒》卷216）；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從盛世到亂世的轉換，不過短短兩年。

開天盛世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安史之亂亦非一天就能引爆，更不是所謂“紅顏禍水”所致。制度調整的失誤，朝臣黨爭的分裂，玄宗晚年的怠政，種種因素匯集在一起，終于將盛世霓裳羽衣曲變奏為亂世悲情長恨歌。

“文學”與“吏治”的黨爭

從開元初年起，由于用人標準的差異，朝中逐漸形成“文學”“吏治”兩派。“文學”是指通過科舉進士起家，長于文學之士；“吏治”指長于吏干、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姚崇的舉薦者、“吏治”派先驅狄仁杰直言，“文士齷齪”；“文學”派領袖張說則認為，大臣應“以無文為恥”。

玄宗剛即位時，重用“吏治”派姚崇、宋璟等人，幫助自己安定皇位、整理朝政。各項政務走上正軌后，唐朝面臨財政改革和大興文治問題，玄宗擺出了“文學”“吏治”并重的用人格局。開元九年（721）二月初十，玄宗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國田畝戶口賦稅的括戶工作，充實國庫。九月十九，玄宗任命張說為兵部尚書并拜相，后升中書令任首輔，讓其改革軍事體制，構建禮儀制度，推行文治。

張說、宇文融剛開始在表面上相安無事。張說曾為赴各地括戶的宇文融寫詩送行，對括戶政策表示支持，“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哀憐百姓離鄉去土，無所歸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指出戶籍不附導致朝廷無法有效組織民眾服兵役徭役鞏固邊防。然而囿于黨派之見，張說擔憂宇文融“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宇文融主持括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對，而總后臺是張說。開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戶取得重大成功，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張說奏請封禪泰山，以彰顯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張說成功主持封禪大典，顯示出其在文采之外杰出的組織能力，但他“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罵”。

第二年四月初四，宇文融聯合李林甫彈劾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玄宗將張說罷相。此后，“吏治”派又多次誣陷張說，“文學”派持續為張說喊冤。玄宗不勝其煩，于開元十五年（727）二月勒令張說退休，貶宇文融為刺史。

不久，玄宗因懷念與張說的私人感情，將其起復為沒有任何實權的左丞相。玄宗亦看重宇文融的理財能力，于開元十七年（729）將其召回朝廷并拜相。宇文融有次在宮宴上作詩表示，“誓將同竭力，相與郊塵涓”，大有以宰相身份融合“文學”“吏治”兩派的手筆。

但不到百天，宇文融因貪贓事發，在流放路上病逝。開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張說去世，被他作為接班人培養的張九齡成為“文學”派新領袖，李林甫開始挑起“吏治”派大梁。

寫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張九齡被罷相

張九齡被玄宗贊為“文場之元帥”，文學詩詞極佳，尤以《望月懷遠》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最為世人稱道。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淵堂弟長平王李叔良曾孫，按輩分是玄宗叔叔。開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張九齡拜相，并于第二年五月升任中書令執掌朝政。同一天，李林甫也以禮部尚書的身份進入宰相班子。“文學”“吏治”之爭，正是在他們手上達到頂峰。

擔任首輔后，張九齡專意提拔“文學”之士的用人原則，屢屢引起玄宗不滿。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玄宗意欲提拔政績卓著的朔方（今寧夏靈武市一帶）節度使牛仙客升任六部尚書。張九齡反對，認為牛仙客“目不知書”；李林甫則提出“茍有才識，何必辭學”。十一月二十三，玄宗采納李林甫意見，雖沒有升牛仙客為尚書，但封爵為隴西郡公。

張九齡因此事心生退意，寫下《歸燕詩》，“海燕雖微眇”，用海燕“微眇”隱寓自己出身微賤，不比李林甫天潢貴胄；“乘春亦暫來”，說自己在圣明時代暫且來朝做官，如燕子春來秋去，不會久留；“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比喻自己在相位日夜操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則是告諸李林甫等“鷹隼”，自己無心爭權奪利，切莫再來中傷攻訐，但這只是張九齡一廂情愿。

李林甫黨羽、戶部侍郎蕭炅的文字水平很差，曾當著張九齡心腹中書侍郎嚴挺之的面，把“伏臘”讀成“伏獵”。嚴挺之表示朝中不能有“伏獵”侍郎容身之處，張九齡遂把蕭炅貶為刺史，而李林甫托以他事誣告嚴挺之倚仗張九齡撐腰干預司法。玄宗大怒，在牛仙客事件僅過四天后將張九齡罷相，擢升李林甫為首輔宰相，牛仙客則任工部尚書并拜相。

在這次人事斗爭中，張九齡提出“文學”標準，李林甫提出“才識”原則，各執一端，反映了當時官員尤其是“文學”派官員的素質缺陷。

張說、張九齡雖是“文學”出身，但他們久經考驗，擁有突出的經世才能。張說出將入相，對政治軍事都很熟悉；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但他們提拔的文士，起草詔書還算在行，理政能力比較缺乏。此時的唐朝，政事日益繁雜，邊境形勢日益嚴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強對全局的掌控，提高財政汲取能力，應對周邊民族集體崛起的挑戰。“文學”派根本無力處理這些事務，這是玄宗執意提拔牛仙客、在用人上完全倒向“吏治”派的深刻原因。

被貶后，張九齡寫下十二首《感遇》組詩，明面詠物，實則吐露心境。其一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比喻賢人君子潔身自好，進德修業只是盡人臣本分，非求富貴利達；其四用“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以孤鴻自況，以雙翠鳥喻李林甫、牛仙客，“側見”一詞頗顯二人氣焰熏天，令人側目。

開元二十八年（740）春，張九齡去世，“文學”派徹底失勢。李林甫“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幫助玄宗繼續構建集權型政治體制，同時大刀闊斧改革經濟、軍事、法律制度，助推開天盛世最終形成。

但“吏治”派推行改革只從一隅一處著眼，不如“文學”派善于從全局著眼，導致節度使制度等改革走過了頭。而且“吏治”派一切唯玄宗旨意是從，從不敢抗拒李林甫任何指示，不如“文學”派大臣敢于直言極諫。以致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后，改變了和宰相共商國是的集體決策方式，遇到問題就任命官員組建單獨辦事機構，越過宰相直接對玄宗或李林甫負責，權力完全集中到二人手中。

唐玄宗聽到天空飄來四個字——“圣壽延長”

開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玄宗為了立壽王李瑁為太子，不顧張九齡強烈反對，在李瑁母妃武惠妃攛掇和李林甫支持下，逼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自殺。一日殺三子后，玄宗有所清醒，聽取高力士建議，為避免李林甫與東宮勾結，以立嫡以長為由排除李瑁，于第二年六月初三立三子李亨為皇太子。

在玄宗之前，睿宗、中宗都活到55歲，高宗56歲，太宗52歲，只有高祖李淵70歲。玄宗認為60歲是李唐皇室的魔咒，所以到天寶初年，56歲的他就開始安排后事，重用李亨內弟韋堅掌握財經大權；任用李亨舊部皇甫惟明、王忠嗣為西北邊防節度使，執掌軍權，意在給太子培養班底，準備交權。

但天寶四載（745）正月初六，玄宗在宮里祈福時，恍惚聽見天空飄來四個字“圣壽延長”。這本是幻覺，可玄宗偏偏就信了，自認有神仙加持定會萬壽無疆，就不再考慮交班，反而放任李林甫攻擊李亨，以免李亨搶班奪權。李林甫先后制造三起大案，將韋堅、皇甫惟明、王忠嗣全部清洗。

玄宗既留戀權力不想交權，又貪圖享樂倦怠朝政，遂“悉以政事委林甫”。而李林甫欺上瞞下，嫉賢妒能，大量人才尤其是“文學”之士被壓制。

詩人李白在《古風（其十五）》中用“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抨擊君王追求聲色珠寶，聽任賢才零落荒野；《梁甫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把賢才難展抱負的憤懣抒發得淋漓盡致；《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奸臣當道猶如浮云蔽日，賢良仕進無路，難望長安。

《行路難》前兩首在面對“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世路艱難時，李白尚有“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倔強自信；但到了第三首，已經是完全心生退意，直言虛名無益，“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

天寶朝政日趨腐敗，仕路坎坷，李白郁結之深、憂憤之烈，盡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兩句中，既然“人生在世不稱意”，那么何妨放下一切，“明朝散發弄扁舟”。

張九齡在《感遇（其四）》中，曾用“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警告李林甫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李林甫專權多年后，終于迎來了蓄勢待發的楊國忠。元稹《連昌宮詞》有言，“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能進入玄宗視野，來自楊玉環姐妹的推薦。

前朝盤踞李林甫，后宮闖入楊玉環

對于玄宗與玉環的感情，白居易長詩《長恨歌》有深情書寫。楊玉環家境普通，其父親楊玄琰只是七品蜀州司戶參軍，故白居易詩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但其家族和武則天母親楊氏出自同一楊家。因此，“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她能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嫁給玄宗與武惠妃的愛子李瑁為王妃。

開元晚年，前朝事務由李林甫包攬，無須玄宗操心；但后宮武惠妃病逝后，精神松弛的玄宗不免空虛寂寞冷，是為“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開元二十八年（739）十月左右，經由高力士牽線搭橋，楊玉環闖進玄宗生活，“一朝選在君王側”。玄宗將玉環從兒媳變成媳婦，并冊封其為貴妃，掌管后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玄宗經常攜楊貴妃赴驪山華清宮泡溫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云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華清宮成為盛世大唐最為浪漫的纏綿之處，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但據陳寅恪考證，玄宗貴妃“臨幸溫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無“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故“荔枝來”不一定為真。而華清宮中，最為難堪惆悵的，莫過于失去愛妻的壽王。李商隱的《龍池》言：“龍池賜酒敞云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

玄宗和貴妃從華清池回宮后，繼續花樣百出的娛樂，“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專夜；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有年春日，玄宗貴妃在沉香亭畔觀賞牡丹花開，讓當時在長安供奉翰林的李白寫新詩，是為《清平調詞三首》。

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玄宗曾登臨三鄉驛（今河南省宜陽縣境內），遙望云霧繚繞的女幾山，感慨人生苦短，欲與貴妃歡樂永遠，遂吸收天竺樂曲《婆羅門曲》音調，譜就《霓裳羽衣曲》。劉禹錫據此作詩道：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楊貴妃經常為玄宗跳霓裳羽衣舞，后來“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玄宗貴妃的愛情命運，大唐的興衰榮辱，都與此曲此舞密切相關。李約《過華清宮》有言：“君王游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

玄宗所有寵愛集于貴妃一身，后宮三千佳麗無緣承受雨露，從秀發宮娥變成白發宮人。元稹《行宮》有言：“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白居易《上陽白發人》亦言“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發新……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楊國忠亂政，李白杜甫白居易都看到了盛世危局

楊貴妃獨占宮闈，“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尤以楊國忠為甚。楊國忠本命楊釗，是武則天男寵張易之外甥、楊貴妃從祖兄弟，同時是貴妃二姐虢國夫人的情人。天寶四載（745），楊國忠到長安，通過虢國夫人引線，搭上楊貴妃，被貴妃姐妹引薦給玄宗。

但楊國忠的快速升遷和楊貴妃并無太大關系，他主要因善于理財而被玄宗委以重任。楊國忠躥升的那幾年，正是玄宗在財政問題上思想壓力最大的時期。楊國忠改革財稅征收辦法，改善漕運物流體系，國庫收入增速空前。天寶八載（749）二月，玄宗在左藏庫看到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堆積如山，徹底解除了開元以來不斷承受的財政壓力，更加信重楊國忠。天寶十一載（752），楊國忠誣陷李林甫謀反，李林甫一氣之下于當年十一月病死。

玄宗對楊貴妃家族寵幸無比，每年十月赴華清宮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舊唐書·楊貴妃傳》）。天寶十二載（753）上巳節，楊國忠家族集體春游長安曲江，杜甫作《麗人行》嘲諷道“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就中云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寶晚期，負責劍南軍務的楊國忠為邀邊功，與南詔失和，唐軍屢屢敗北，玄宗“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李白《古風（其三十四）》抨擊道，“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渡瀘及五月，將赴云南征”。

楊國忠抓人充軍時，“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資治通鑒》卷216），杜甫《兵車行》云，“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白居易《新豐折臂翁》亦言，“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云南行……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云南戰爭失敗造成的動蕩，只是天寶晚期唐朝總體危機的局部縮影。從武德元年（618）開國，到天寶晚期，唐朝已立國近140年，李白以詩人特有的政治敏感，在《古風（其四十六）》展現出盛世中充斥衰朽的殘酷畫卷。

開篇“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云煙”，氣魄宏大，囊括唐朝從貞觀之治到開天盛世的赫然國勢；“斗雞金宮里，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則從昔日輝煌轉向今日衰朽；“當涂何翕忽，失路長棄捐”，指出當朝權貴腐朽沒落，將國運斷送；詩人悲憤至極，徒羨“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效仿揚雄閉關寫《太玄》，不問世事。

世事不論詩人問與不問，依然朝著走向深淵發展，而玄宗依然沉浸在開天盛世的余暉虛幻中。天寶十三載（754）六七月間，玄宗對高力士言道，“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洞曉實情的高力士毫不客氣地反駁，“臣聞云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資治通鑒》卷217）。

高力士之言，玄宗并非置若罔聞；高力士指出的危局，玄宗亦表示“朕徐思之”。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長期積累，天下已是危如累卵，尤以安祿山尾大不掉為甚。

玄宗一直謎之信任的安祿山，反了

開元時期，胡人安祿山駐防東北，防范奚、契丹，多有戰功，受到玄宗青睞，先后被任命為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軍隊達18.35萬人，掌握東北、河北、山西的軍事、財政和人事大權。在“中國（中原）無武備矣”的情況下，出現“祿山精兵，天下莫及”的太阿倒持局面。

其他邊將的民族身份也在悄然改變，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史思明等人是高麗、突厥、突騎施、粟特、契丹等民族出身。后世詩人常據此批評天寶時期胡曲胡舞的流行，元稹《胡旋女》“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白居易《胡旋女》“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元、白認為，胡風、胡曲、胡舞侵入，導致胡人掌兵，引發安史胡亂。其實主因在于開元天寶長期和平，內地漢人士兵軍事素質下降，漢族將領少了一茬將才，給了胡將從中低級軍官到節度使大將的成長機會。東北地區胡族雜居，安祿山是雜種胡，其父粟特人，其母突厥人，能有效籠絡各個民族的兵士。他利用玄宗賦予的大權，極力擴展勢力，掌控軍隊。杜甫《后出塞五首》對此揭露，“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太子李亨和楊國忠屢屢聲言安祿山必反，玄宗卻對他一直謎之信任，擔保其“必無異志”。

安祿山幾次入朝，早已窺破朝廷腐朽無能的真面目。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中的“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即是安祿山探使到長安刺探情報的情景；“云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是安祿山對玄宗的逢迎麻痹；而“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便是安祿山準備就緒后的鋌而走險。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十，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市）以討伐楊國忠為名舉兵造反。太原等地連發警報安祿山造反，玄宗全部不信，直到七天后才確認此賊已反。中原唐軍防守不及，洛陽很快失陷。天寶十五載（756）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李白《古風（其十九）》寫道，“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

洛陽陷落，玄宗派在京養病的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到長安門戶潼關建立防線。此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退叛軍對甘肅的進攻，解除長安北部威脅；河北顏真卿舉兵討賊，叛軍后院著火。安祿山考慮放棄洛陽，回軍范陽老巢。

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建議堅守潼關，拖住安祿山主力，然后由郭子儀李光弼從西北向東北直搗范陽，捉住叛軍家屬，再東西夾擊叛軍。可玄宗聽信楊國忠關于叛軍潼關部隊只是老弱殘兵的假情報，強令哥舒翰進攻，致使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初四，潼關失守，哥舒翰被俘。六月十三凌晨，玄宗在禁軍大將陳玄禮護衛下，帶楊貴妃和楊國忠等向四川逃亡。

安祿山占領長安后，“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余人”。杜甫《哀王孫》寫道，“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百姓四處逃竄，杜甫《詠懷二首》寫道，“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雒化為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馬嵬兵變，此恨綿綿無絕期

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十四中午，玄宗終于走到讓他終生難忘的馬嵬驛。禁軍將士連續趕路又累又餓，把怨恨集中到楊國忠身上。恰巧這時楊國忠被一同出逃的吐蕃使者圍住，騎士張小敬等人大呼“楊國忠與吐蕃同反”，當場把楊國忠父子“梟首，屠割其尸”，接著將玄宗團團圍在驛站中。陳玄禮提出必須誅殺貴妃才能平息事變，玄宗遲遲不做決斷，在高力士的反復勸說下最終無奈同意。

楊貴妃在佛堂上完最后一炷香后，讓高力士用三尺白綾勒死自己。劉禹錫《馬嵬行》通過目擊證人的口吻，描摹了當時的情景，“軍家誅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

馬嵬兵變，最冤莫過楊貴妃，她陪伴玄宗十七八個春秋，從來沒有插手朝政，始終把陪伴玄宗作為唯一的樂趣，最終以38歲的無辜生命換取了玄宗的平安，用紅顏禍國的罵名為玄宗承擔了安史之亂的責任。

與貴妃以死報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量朝臣叛降。玄宗逃跑前后，駙馬、張說次子張垍，張說長子張均，宰相陳希烈，河南尹達奚珣等先后投降安祿山，接受偽職，徐夤《馬嵬》詩言：“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誰解盡如云。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

很多詩人對楊貴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隱《馬嵬二首》言，“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諷刺玄宗貴為天子，卻連貴妃性命都無法保護，還不如民間莫愁女可以夫妻白頭偕老；于濆《馬嵬驛》亦言，“當時嫁匹夫，不妨得頭白”。

長安收復后，玄宗回京再赴華清宮，溫泉依舊，貴妃不在。羅鄴《駕蜀回》言：“上皇西幸卻歸秦，花木依然滿禁春。唯有貴妃歌舞地，月明空殿鎖香塵。”華清宮的半磚片瓦都會勾起玄宗內心無限傷痛，為排遣痛苦，他把貴妃閨蜜、舞女謝阿蠻請到華清宮。謝阿蠻為玄宗跳了一支《凌波曲》，然后拿出手環告訴玄宗，“此貴妃所賜”。玄宗睹物思人，老淚縱橫，又讓梨園子弟張野狐吹奏《雨霖鈴》。這是玄宗當年在蜀道斜谷路上“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觸景生情譜的曲子，寄托對貴妃的哀思，是為“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張野狐吹《雨霖鈴》剛吹一半，玄宗“四顧凄涼，不覺流涕”，身邊宮女宦官也跟著落淚。張祜有詩《雨霖鈴》曰：“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玄宗對貴妃的懷念，不僅是對愛情的留戀，更多是對一個時代的不舍。當年太平盛世，能夠與他同歡同樂的，是貴妃的似水柔情。大亂來臨，讓他失去江山的馬嵬兵變，也和貴妃的香消玉殞聯系在一起。玄宗想起一去不返的盛世開天，自然會想起貴妃，把一腔哀怨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寶應元年（762）四月初五，玄宗去世，終年78歲，若貴妃還在，這年應是43歲。曾經許下“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誓言的玄宗貴妃，現在終于可以放下一切，去成就“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相守。

當年在馬嵬驛，玄宗失去的不僅是貴妃，還有對太子的控制。馬嵬兵變第二天，太子與玄宗分道揚鑣，兵變最終演變成政變。這之后的局勢，已非玄宗所能控制。而大唐也由此通過重建平叛指揮中心，開啟艱難的平叛進程，最終實現中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