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拔帶來的極端環境，并沒有阻止人類文明火種的蔓延。皮洛遺址就是早期人類克服青藏高原極端生存環境的力證。

“好大好平的一片階地！”2020年5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所所長、皮洛遺址考古項目執行領隊鄭喆軒站在一處小山坡放眼望去，發出這句感嘆。彼時，他不曾料想，在這處階地下潛藏著一處規模宏大、地層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遺物遺跡豐富、技術特色鮮明、多種文化因素疊加的罕見大型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皮洛遺址。

皮洛遺址的發現

原始社會時期人類的生產活動，受到自然條件的極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從附近的河灘上或者巖層中揀拾石塊，打制成合適的工具。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漫長的時間里，唯有遺留的石制工具為后世打開了一扇穿越時空了解古人的窗。

2019年3月，鄭喆軒帶隊進入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市。一天，他們在一處階地上發現了一件具有明顯舊石器時代工具特征的石頭。“剛發現時，我有點自我懷疑，連忙叫不遠處的師兄一起核實，結果他也遲疑了一下，但很快我們就從彼此眼神中看到了喜悅和確信的光。”這是一塊手斧，是舊石器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典型石器。這一發現仿佛撥云見日，在川藏鐵路調查任務完成后，團隊便轉入了舊石器時代考古專項調查。

2020年4月到5月，鄭喆軒和他的團隊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作為當季調查的重點。就是這一次，他們來到了皮洛，并最終揭開了這處遺址的神秘面紗。5月11日，初登皮洛的考古隊員斬獲頗豐。當天，考古隊員就發現了少量的石核、石片。5月12日便發現了第一件典型的手斧，很快又發現了第二件、第三件。當時，鄭喆軒便預感到這個遺址“不對勁”。果不其然，到了5月14日，一個非常震撼的場景出現了—在一個區域中，地表暴露的石器簡直俯拾皆是，“光手斧都采集了差不多20件”。那一天的午后漫天烏云，很快暴雨和黃豆大的冰雹劈頭蓋臉地砸下來，但考古隊員們寧愿一邊被冰雹砸得皺眉頭，一邊憨笑著彎腰撿“石頭”，也不愿收工。

2021年4月底至11月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皮洛遺址開展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團隊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遺址的發掘、測繪等。在皮洛舊石器時期的遺址發掘中，他們用手鏟、竹簽、刷子這類最簡單的工具，一點點地清理著遺址的表面；在測繪時，還會用到全站儀和攝像機等，對所有編號標本拍照、記錄三維坐標和產狀，還對遺物分布密集的水平層進行了三維攝影建模。

通過第一階段野外發掘，團隊初步測定，皮洛遺址的面積約占100萬平方米，同時，發掘揭露出多個古人類活動面，出土編號標本7000余件。

東亞地區的阿舍利手斧

最有突破性意義的發掘成果是可體現阿舍利技術的手斧。阿舍利技術因1859年在法國亞眠郊區被發現的圣阿舍爾遺址而得名。阿舍利手斧是史前時代第一種兩面打制、加工精細的標準化重型工具，可以說它代表了古人類進化到直立人時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術境界。

此前，學術界就東亞地區是否存在阿舍利技術爭論不休。1944年，美國考古學家莫維斯在參加了東南亞考察團后，提出了一個觀點：西歐、非洲、西亞與南亞次大陸上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均有手斧發現，而東亞、東南亞、西伯利亞等地并未發現。以此為依據，他在歐亞大陸及非洲上劃了一條莫維斯線，分作兩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圈，莫維斯線往西為“手斧文化圈”，莫維斯線往東為“砍砸器文化圈”。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交鋒最激烈的時候，莫維斯線甚至被用作證明“東亞地區處于人類進化和發展的邊緣地帶”這一謬論。

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考古隊在長白山、百色等地相繼發現了大量的手斧，但其制作工藝尚不具備經典的阿舍利標準。近幾年在洛南地區發現的手斧組合符合西方阿舍利早期的一些組合特點和技術特點，但是手斧做得不是很薄、很對稱，因而被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不典型。而此次皮洛遺址發現的手斧、薄刃斧等遺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術遺存，也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莫維斯線論戰畫下了休止符。

鄭喆軒說：“雖然我們目前無法得知，創造出這些石器的是同一批先民不斷技術革新的結果，還是帶著新技術的族群不斷遷入。但至少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高海拔帶來的極端環境，并沒有阻止人類文明火種的蔓延。皮洛遺址可以看作早期人類克服青藏高原極端環境的力證。” 

（本報道圖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