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之時，恰是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蒙曼創作的黃金時間。不過，熱愛當下的蒙曼笑說自己并不喜歡穿越，所以她在寫作之時并不是與其寫作對象——那些古人“神交”，更多的是在和讀者聊天，試圖成為讀者和古人的橋梁。

《蒙曼女性詩詞課 哲婦》最新出版，在書中，蒙曼將詩詞和女性結合，以詩詞為引，順著歷史朝代更替的順序，講述了詩詞背后28位女子的精彩人生，以及她們背后的中國史。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蒙曼希望這本書能得到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喜歡，“因為年輕人是未來，你知道得越多，你對歷史誤解越少。年輕女性更是需要標桿的。”對于這個“年輕”的具體年齡標準，蒙曼認為40歲以下，都算是她這里講的“年輕人”。

從詩詞和歷史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女性

“哲”是筆下人物的選取標準

此次書寫女性詩詞課，在蒙曼看來算是回到其原本的研究軌道，“我做女性史很多年了，我本來是兩個專業研究方向，一個是隋唐史，一個就是女性史。2011年，我做中國古代女性史專題，對女性歷史研究比較多，我覺得這都是寫作‘女性詩詞課’的契機。”

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名字的很多女性都是才女。蒙曼發現，她們的才華基本上都是文才，表現為詩詞，“我當時最初的想法是，看看女性的詩詞能夠反映出她們處于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后來發現，單看才女的詩詞，是很窄的一個路子，因為她們創作的選題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家庭、親人、看到的春花秋月等等。但我覺得在歷史上，女性一直在成長，她們一直隨著所在的時代在成長，如果將她們放在歷史中，眼界就變得更寬了，不一定是女性在寫詩，而是詩在寫女性。這樣就有了現在的《蒙曼女性詩詞課》。”

《詩經》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有本事的男子成就一個國家，有本事的女子毀掉一個國家。蒙曼認為這是歷史的偏見，“女子有的成城，有的傾城，成城和傾城間，比男子有更多的幽微隱曲，也因此產生了更多的詩詞和故事。我想以詩作為一個大的引子，從詩和歷史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女性，講述構成歷史、更創造歷史的她們翻卷起來的歷史風云。”

反復考量之下，蒙曼寫了50位女性，因為體量龐大，《蒙曼女性詩詞課》被拆為“哲婦”和“邦媛”兩部，“哲”也是蒙曼對于筆下人物的“挑選標準”，“哲就是智慧，這個智慧偏重于政治智慧，所以，《蒙曼女性詩詞課 哲婦》包含的是政治女性，是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的女性，不見得說她們都是武則天那樣的人物，但是她們的存在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強烈影響。比方說娥皇、女英，她們反映的就是部落聯盟時代的政治。那個時代是禪讓制，禪讓人選怎樣去選擇？就是說怎樣去考察干部?娥皇、女英其實是被放在被考察干部身邊的人，她們的態度也會對當時的政治產生影響。”

拆成哲婦和邦媛兩部后，哲婦側重于政治女性，邦媛側重文化女性。但有些人既是政治人物，也是文化人物，所以，蒙曼說自己會根據分類做些取舍。例如，這個女性界定為哲婦，那就會偏重于她的政治智慧，輕寫她的文化成就。

可讀性和歷史、文學性三者結合

寫這本書比給學生講課還難

雖然是自己駕輕就熟的領域，但蒙曼坦言，寫作《蒙曼女性詩詞課 哲婦》并不容易，“相比之下，我給學生講中國古代女性史專題，倒覺得更容易些，因為給學生講課，你覺得女性史會涉及到哪些內容，直接講就可以了。而《蒙曼女性詩詞課 哲婦》是希望做成大眾讀物，要有可讀性，還要涵蓋歷史和文學性，這三者怎么樣結合在一起，其實是挺費周折的。”

為了增加可讀性，蒙曼選取的主要是“知名人物”，大眾多少對于這些名字有所了解，“給學生講課，你無需考慮學生是否知道這個人，雖然這些人現在在通俗文學系統里可能已經不見了，但在歷史上非常重要，所以學生應該了解，你就會給學生講。可是我們給普通讀者講，你要是講了一群他們都沒有聽說過的人，他們可能會覺得比較有挑戰性，缺少興趣，所以在人物的選取上，我就會偏重于考慮名氣，比方說三個人都是‘候選人’，那我就選擇一個知名度最高的。”

無論是之前的“品唐詩”，還是這次的女性詩詞課，都是先有音頻，后出圖書。蒙曼的音頻大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蒙曼講得極為生動，有感染力。蒙曼透露她在寫文稿時經常邊寫邊念，“我的音頻從來都不是只有一個提綱，我是有嚴格文稿的，文稿我一邊寫的時候，一邊會把它說出來，那樣我才會知道它是不是屬于口語體。因為我受教育時間太長了，有的時候會不知不覺寫成了書面語，但是你一讀就發現，哎呀，書面語聽起來好硬，這個時候把它稍微轉化一下，你會發現好很多。”

蒙曼最新的音頻是講《紅樓夢》，她說這次的工作量很大，“ 我講唐詩系列的時候，一期文案寫3000多字，《紅樓夢》是直接翻倍的，落實到文案是挺不輕松的一件事。但我還是覺得要落實文案，第一是因為它嚴謹，第二是文案要往口語體里寫，否則你就像念書一樣，很刻板。”

雖然希望可讀，增加通俗性，但是蒙曼并未舍棄歷史深度。蒙曼的母親八十歲了，以前聽的是女性詩詞課音頻，這次樣書出來后，蒙曼送給母親一本，“說實在的，我老母親文化程度挺高的，她是老師，而且她這么多年閱讀量非常大。但她說這次有二三十個字左右不認識，我發現主要是引用《詩經》上的那些字。我因此就覺得，可能對于很多人來講，即使是耳熟能詳的人物，甚至是似曾相識的故事，其實閱讀起來還是有挑戰的。

因為這并不是一個特別討巧的話題，你要是單講詩的話就很討巧，因為詩短小精悍，‘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每個人聽了都能立刻有代入感。但這本書還是想寫歷史的，詩是一個引子。一旦說到歷史，其實它是相對要深的。而且雖然我自己很有熱情，但并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會感興趣，心里還是有些忐忑。”

女性需要女性榜樣，歷史是用來講事實的

為何如此想讓年輕人了解這些古代女性的故事？蒙曼說一個原因是她想告訴讀者，中國歷史不僅僅是二十四史寫出來的樣子，“二十四史是男性歷史，但是中國古代和現在一樣，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如果我們對古代女性一無所知，我覺得那其實你是對人類歷史的一半一無所知，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另外我覺得女性需要女性榜樣，但是，我們能夠給女孩豎起來的榜樣好像很少，但事實上，隨著女性在社會舞臺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我覺得也需要越來越多的精神上的引領、鼓勵，讓她知道女性可以突破很多界限，那么我們到哪去尋找榜樣呢？除了身邊的女性外，當然是在古今歷史中尋找。”

所以，蒙曼給自己寫作設定的最重要角度就是所寫的歷史中的女性，要和那個時代聯系在一起，而不能和歷史割裂，“就像寫下了著名的《載馳》的許穆夫人，她是春秋時代的女性，那時的女性是家族聯姻的產物，必須為你娘家做出政治上的貢獻，你只有把她放在她的那個位置上去，你才能理解她當時做了什么事，為什么要那么做？意義是什么？她的不得已又在哪兒？”

雖然書中的主人公們對蒙曼來說都是耳熟能詳，可是她依舊花費了很多工夫去查史料，她笑說：“我不停地發現自己的記憶是有錯的，比如寫西施的時候會涉及勾踐，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眾所周知，還有勾踐給吳王嘗糞的故事，我小時候一直的記憶是什么呢？勾踐對吳王說大王你這個糞是苦的，是苦的就意味著身體要好了，甜的就說明身體不好，我一查書才知道史料說的不是苦和甜的問題，勾踐說是順應春氣，中國古人講天人合一，春天的糞便應該有春天的感覺，春氣是苦的，所以糞苦，就是好的。”

包括西施的命運到底是什么？歷史上至少有六種記載，其中有一種記載流傳最廣，就是東漢史書《越絕書》里的說法：“西施，亡吳后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說吳國滅亡之后，西施跟范蠡一起走了，從此泛舟于三江五湖之間。這真是一種浪漫至極的說法。這個說法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其實并不大。因為還有另外一種更早的說法——西施被吳王沉江，真實的版本要不堪很多，這個時候你就會去思考些問題。”

蒙曼的聲音情感豐富，令聽眾能迅速投入情境之中，那么在寫作時，蒙曼是否也如此“感情充沛”，與書中人物同悲共喜呢？蒙曼笑說人肯定都會有情緒，但是她寫作時盡量不代入那么強烈的情緒，“其實我個人比較反對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寫，因為情感太多代入之后，你會發現你走上了一個特別抒情的道路，但是，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不希望歷史是用來抒情的，我們希望歷史是用來講事實的。”

歷史影視劇要有人性的邏輯、時代的邏輯

除了講唐詩的幾本書外，蒙曼還給小朋友寫了本《順著歷史學古詩》，加上現在的《蒙曼女性詩詞課》，蒙曼希望人們多讀歷史，“我老是覺得咱們的文學和歷史在脫節，不是說我們講這個詩人軼事奇聞，就叫做有歷史感了。任何一個文學作品，一定是反映時代的，文學肯定有超越性，但它永遠是深深地扎根于那個時代，我一直希望能夠把那個時代感寫出來，包括這本書也是一樣，希望大家把它當做一本歷史書來看。”

很多人現在對歷史的了解是影視作品，影視作品是虛構的藝術，絕非真實的歷史，那么從歷史影視劇了解歷史，是否會有誤導呢？蒙曼予以否認，“我覺得從影視劇入手一點問題都沒有，很多年輕人喜歡上歷史，確實是從影視劇開始的，我們小時候‘喜歡三國，難道不是從《三國演義》開始的嗎？都是評書、電視劇、小人書這些渠道。”

蒙曼認為從看歷史題材影視劇開始喜歡歷史，本身沒有任何錯，“年輕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其實都是有好奇心的，他被這些作品吸引，只要給他一個由頭，他就可能自己探索，去跟進歷史，我覺得這是遞進的關系。而且影視劇也絕不需要都完全按照歷史，因為那是沒法拍的，但是我希望影視劇有邏輯，有人性的邏輯，有時代的邏輯，我們現在影視劇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時代和人性這兩個邏輯，看清宮劇，就以為后宮女人靠生孩子能決定一切，我們知道政治絕對不是生孩子這一件事兒，這個我覺得就是不符合歷史的邏輯，不符合人性的邏輯。”

也有很多歷史影視作品找到蒙曼，希望她來擔任編劇，不過，蒙曼都拒絕了，“文學和編劇需要想象力，我們學歷史學的時間長了之后，特別喜歡較真，想象力會受限制。很多人都找過我，但是我想想覺得不行。”

當老師是從來沒有動搖過的信仰

喜歡有愛的老師

接受采訪之前，蒙曼剛去學校開了關于新學期上課的會，她說由于自己去年在黨校學習，半年沒教課，所以這學期半年，她的課程十分繁忙，“半年上一年的課，研究生和博士生都要上女性歷史，本科生上古代史，講隋唐到清這一部分，還有中國古代官窯制度史，史學概論，隋堂史專題。”繁重的課程意味著備課的壓力，蒙曼說備課特別占時間，“我備課有壓力，因為人的本能是老想突破自己，覺得應該比去年教得強。”

采訪之時即將迎來教師節，蒙曼說自己的父母都是教師，所以她從小就堅定要當老師，“我從來沒有動搖過這樣一個信仰，我一直覺得當老師是我做得最正確的選擇。我沒有職業疲憊，因為看到的學生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特別開心。”

除了父母，蒙曼說自己受老師影響很大，每個階段都有對她影響特別大的老師，“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女老師叫胡淑芝，下雨的時候，她把我抱回家，把她的衣服蓋在了我頭上，不是背著我，而是直接把我抱回了家，老師給我一種特別溫暖的力量。中學的時候也有這樣的一位女老師，當時我住宿舍，發燒了，她親自給我熬了藥喂我，當時我燒得很迷糊，她喂我藥的時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媽媽’，然后把自己嚇了一個激靈，醒了，她就那么笑著看著我，我還挺不好意思。我碩士老師也是，她看我住的房子特別差，就讓我住到她家里，我說那我交住宿費吧，她一分錢沒有要，還給我做飯吃，我一直遇到了特別多的有愛的老師，我覺得可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包括我寫女性史，就很多人比較忽視情感的力量，但情感是非常有力量的。”

相比之下，蒙曼笑說自己可能是比較強硬的老師，“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熱愛的那些老師相比，我好像對學生們不夠溫和，但是實際上我那些最有愛的老師也都是最嚴厲的老師。我碩士老師，雖然讓我到她家里去住，給我做飯吃，但是，有一次我上課遲到了，我的天，她那個臉拉的，我覺得能滴下水來。”

蒙曼說自己是歷史樂觀主義，“可能我本身生活壓力也小，看多了歷史還是會心里更敞亮一些。基本上你遇到的困境，人類歷史上都遇到過，另外我沒有太多的追求，我也沒想買一個帶泳池的別墅。平常除了讀書，出去走走就行，我覺得有的時候感覺在屋子里呆久了，人都不真實了，我覺得還是吹吹風，曬曬太陽，人更有真實感。”

蒙曼不喜歡穿越，她笑說不管穿越到哪個時代，人家也看不上她，“大家都以為穿越到古代很容易，因為我們都知道古代怎么回事，其實瞎說，你穿越到古代，任何一件事你可能都做不來，你跟人溝通有巨大的障礙，你用那些生活用品有巨大障礙，那個時候需要你有的技能，你一樣都不會，所以穿越到古代人，不說必死，也差不多脫層皮。”

所以，蒙曼說此時就是最適合自己的時代， “因為生活在當代，給我無限度的可能，生活在古代，那時候要求比較狹窄，一般人就得做個賢妻良母嘛，我老覺得這事兒好像給我干起來不是那么容易。我絕對適合生活在現在，我一點都不想穿越，既不想回到古代，也不想就活到200年之后，我覺得都適應不了，就現在這樣最好，因為我受這么多年教育，都是為了生活在現在的。”

蒙曼說自己和大家一樣，會看微信，會上網，“我們生活在這時代，你連這時代都弄不懂，你說你弄得懂古代，那不是扯嗎？”對于大家因為碎片化時間而不讀書的借口，蒙曼認為不是理由，“我覺得讀書形式是可以靈活的，你在手機上、網上看書也是看書，人還是應該養成看書的習慣，肯定比看吃播強。我覺得現在人容易給自己找借口，說時間太碎片化了，古代人難道時間就特別整齊？也不是吧？還是要看你內心的追求。”

供圖/蒙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