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董曉波 演講地點：南京師范大學 演講時間：2022年12月

董曉波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員，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法律英語教學與測試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學、法律翻譯、語言戰略與規劃、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

　　葉敬池刊本《醒世恒言》。資料圖片

　　福建省壽寧縣馮夢龍紀念館內景。資料圖片

“三言”是明代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編輯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也稱《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稱，是我國古代短篇小說代表性作品，被視為集白話小說之大成。“三言”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生動反映了封建社會后期宋、元、明各朝代城鄉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會下層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從文學史角度來看，“三言”的問世，標志著話本小說形式的定型與成熟，為中國當時和后來的白話短篇小說確立了范本，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作為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最高成就的代表，“三言”作品以其豐富多彩的題材、風格迥異的文風、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自問世起不僅成為中國讀者喜愛的作品，也引起了中外學者和譯者的極大興趣。“三言”是最早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其中就以英文翻譯了兩篇馮夢龍的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和《呂大郎還金完骨肉》。19世紀以后，“三言”又有五十多篇小說被譯為英文，二十四篇譯為法文。此外，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譯本也很多。在歷史上，將這些中國白話短篇小說中的“璀璨明珠”介紹到異語世界，一直是許多學者和譯者非常熱衷的活動，而“三言”在異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不僅開創了中國小說與西方文學交流的歷史，也成為西方作家通過中國文學接觸中華文明、接受中國文化的經典先例。

馮夢龍與“三言”

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明代文學家、戲曲家，字猶龍、耳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等，明代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馮夢龍出身于書香門第，與兄夢桂、弟夢熊并稱“吳下三馮”。馮夢龍“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他仕途坎坷，年輕時屢試不第，以編書、課童為業。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馮夢龍補貢生;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年已六十的馮夢龍遷任福建壽寧知縣，在當地“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有禮”，任職三年后歸鄉。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王朝，隨后清軍入關南下。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馮夢龍辭世。

馮夢龍一生中為官時間不長，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上。據統計，馮夢龍的著作有五十余種，有的是個人創作（如傳奇中的一部分、詩集、應舉書），有的是將當時流行的作品加以整理而成（如大部分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有的是改訂他人的作品（如大部分傳奇），有的是將流傳于民間的口頭文字加以記錄整理（如民歌、笑話），有的是將歷史文獻中的資料分類編輯（如筆記小品），還有的是當時各種資料的匯編（如《甲申紀事》等史實類作品）。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通俗文學或民間文學作品，涉及當時通俗文學的各個方面，所以有人稱馮夢龍是“全能”的通俗文學家。

這些通俗文學作品中的代表就是“三言”。明朝后期，日益繁榮的商品經濟，日益壯大的商人階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商致富也漸被視為正業，改變了人們過去只能依靠經營土地來謀生的生存方式，也逐漸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在當時，市民階層逐步崛起，他們越來越需要多方面的現實生活的滿足，社會活力空前增長，思想情感日趨解放。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解放了市民階層的思想，也大大刺激了市民對娛樂以及通俗文學的需要。

從唐代開始，就流行著一種叫作“說話”的藝術。“說話”就是講故事。到了宋代，“說話”藝術更為盛行。當時“說話”的內容大致分為四種：第一種是“講史”，講述春秋戰國、三國、隋唐等前朝興替戰爭等長篇歷史故事；第二種是“小說”，講述世態人情、悲歡離合等短篇社會故事；第三種是“講經”，是關于佛教等宗教內容相關宣傳；第四種叫“合生”，即由聽眾臨時出題，說話人即席吟詠有雙關含義的詩句。當時為了便于開講和授徒，說話人往往會把“說話”的底稿記錄整理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話本”，而隨著反反復復講說，話本也不斷得到補充和豐富，再加上歷代一些文人的潤色和加工，這些“話本”最終成為一種獨特體裁的小說。后來還出現了一種模擬“話本”形式的“擬話本”，它不是供藝人“說話”之用的，而是創作出來給一般讀者閱讀欣賞的。

馮夢龍家中收藏有不少宋、元、明時期話本，他花了不少精力選出四十篇，進行編輯加工，先出版了一種，名為《古今小說》。后來又繼續編輯出版了兩種，共計三種一百二十篇，并將《古今小說》作為三部的總書名，而這三部書則分別叫作《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據考證，《喻世明言》出版時間最早，大約在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前后；其次是《警世通言》，在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出版；最后是《醒世恒言》，在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出版。馮夢龍認為，好的小說應該能夠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這“三言”，書名之意就是“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

“三言”中每個短篇小說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擬話本約有七八十篇。“三言”所包含的故事，題材十分廣泛，主要包括：（一）通過動人的愛情故事，描寫被壓迫婦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擊封建制度對婦女的壓迫；（二）描寫封建統治階級之間的斗爭，表現人民對封建統治者罪惡的憤怒譴責；（三）歌頌友誼，斥責背信棄義的行為；（四）反封建反理學，揭露對“人欲”的壓制；（五）神仙靈怪妖異作品、文人雅士軼事作品等。這些題材，基本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各階層和各方面的生活場景，特別是對城市生活的面貌有著較多的描繪。“三言”差不多將當時流行的優秀話本全都收集進去了，與馮夢龍同時代的凌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的序中就說：“三言”已經把“宋元舊種，……搜括殆盡”，即使有“一二遺者”，也是“溝中之斷蕪”。

故事情節設計巧妙、曲折動人是“三言”的藝術特色之一。正如《今古奇觀》的序文中說：“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恫心駴目。”

“三言”的第二個藝術特色是豐滿生動的人物形象。一百二十篇作品，寫到的主要人物有四五百人之多，許多人物性格在故事中表現得非常鮮明、突出，具有典型性。

“三言”的第三個藝術特色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創作方法。通過認真、細致地觀察社會，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描繪了客觀世界的圖畫，既符合現實生活的真實，又不是生活現象的簡單記錄。

在“三言”的影響下，明末清初的文壇掀起了一個短篇小說收集和創作的高潮。不少文人或整理話本，或模擬“三言”的題材和體裁，創作“擬話本”。比如明末凌濛初編的擬話本小說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簡稱“二拍”）。

總而言之，馮夢龍所纂輯的“三言”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最豐富、最重要的三部選集，堪稱集宋朝至明朝白話短篇小說之大成，不僅顯示了中國古代民間文學家們在小說創作方面杰出的藝術才能，也反映了話本小說在宋、元、明時期不斷發展的過程。

“三言”的譯介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這個特點決定了其傳播必須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傳播者與受眾即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必須以文本使用雙方共同理解的語言文字為前提。因此，文學文本的傳播由于語言媒介的制約常被限制在特定的語言文化圈內。而要突破這種限制，就必須對文本使用的語言進行轉換，這便是翻譯傳播。“三言”等中國古典小說在海外的廣泛傳播，也是靠翻譯這種傳播方式來進行的。

不過在“三言”的傳播史上，這種傳播方式因地域差別而存在不同。在亞洲尤其是日本與朝鮮半島，由于歷史地緣與政治文化的關系，“三言”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傳播的，之后才漸有當地文字的翻譯傳播。而在西方各國，由于與中國處于不同的語言文化圈且乏于交流往來，“三言”在歷史上的傳播從一開始就是以翻譯形式進行的。

 ●“三言”在日本及朝鮮半島的傳播

據現存的文字資料，《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大約在1727年、1743年由商船載入日本，現在日本還收藏著《古今小說》的明刊原本，《警世通言》的金陵兼善堂40卷本，《醒世恒言》的明天啟丁卯（公元1627年）葉敬池刊本等等。由于明末清初的變亂、清朝的小說禁毀令壓制，以及姑蘇抱甕老人編纂的話本小說集《今古奇觀》（該書共編選了“三言二拍”中的四十篇）更廣泛地流行，馮夢龍的“三言”原本在中國清代漸漸地佚失了，只剩下一部《醒世恒言》有幾種本子流傳，到了魯迅寫作《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不無遺憾地說:“‘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見，僅知其序目。”可見當時“三言”已經只具其名了，即使博學如魯迅者，也只能望“名”興嘆，不知其詳。而在1924年，日本漢學家鹽谷溫在日本當地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三言”，鹽谷溫意識到這個發現的價值，這個發現的公開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魯迅在1930年《〈中國小說史略〉題記》中說:“……顯幽燭隱，時亦有聞，如鹽谷節山（即鹽谷溫）教授之發見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并加以考索，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隨著一些中國學者赴日訪書和海內外一些新存本的發現，“三言”才逐漸又刊行于世。

根據學者研究，歷史上的“三言”在日本得到較好保存，其中一大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三言”在日本大受歡迎，且“三言”的翻譯也十分興盛。總體而言，“三言”的日譯本呈現選譯和零散的特點。普遍公認的較早譯本是岡白駒的《小說精言》（公元1743年）、《小說奇言》（公元1753年）以及澤田一齋的《小說粹言》（公元1758年），合稱“和刻三言”。其模仿了明朝“三言”的取名，并加以句讀、訓點和傍訓，但并非是“三言”的全譯本。“和刻三言”從“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話》小說集中選取了部分日本人較為感興趣的篇目，共收14篇，其中取自“三言”的共10篇，分別是《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張淑兒巧智脫楊生》《陳多壽生死夫妻》《劉小官雌雄兄弟》《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唐解元一笑姻緣》《滕大尹鬼斷家私》《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進入江戶時代后，日本又出現了一些零散的“三言”翻譯，比如近江贅世子和江東睡云庵主譯自《賣油郎獨占花魁》的《通俗赤繩奇緣》《通俗繡像新裁綺史》，還有石川雅望根據《醒世恒言》四篇故事譯成的《通俗醒世恒言》。進入20世紀，這時期學界正對“三言”原本進行挖掘，“三言”的譯本也是多種多樣，不僅有散篇翻譯，如1926年佐藤春夫譯自《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如愿以償》，也漸漸開始出現較為集中的翻譯，千田九一和駒田信二的《今古奇觀》就包括“三言”的作品，但真正意義上的“三言”全譯本仍未出現。

歷史上的“三言”譯介和傳播，對日本小說的發展影響頗大。一方面，許多日本作家如都賀庭鐘、上田秋成等喜歡從“三言”取材，改譯成帶有濃厚日本特點的小說。在都賀庭鐘改譯的作品中，最為典型的是《繁野話》中的第八篇《江口妓女憤薄情怒沉珠寶》，大致情節基本用了《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框架，不過都賀庭鐘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這個發生在中國明朝的故事改成了日本鐮倉時代的故事，女主人公的名字由杜十娘改為白妙，官宦李布政之子負心者李甲則被改為日本一任郡司箱崎太夫正方之子小太郎安方，為富不仁、居心不良者孫富則改成了名門浪人柴江酒部輔原繩，此外，也許是都賀庭鐘認為原文由李甲親自出面與孫富商談出讓自己的心上人這一情節過于傷天害理，因此在故事中增添了一個中介人——小太郎的表兄和多然重從中穿針引線。文中許多轉折場景基本都是漢語原文的直譯，如對兩人交往后感情日篤、錢財漸少以及白妙起意從良等情節的描寫，還有小太郎到處借錢無著的窘況、白妙與鴇母談判的場面、小太郎私下轉讓了白妙以后與白妙的對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馮夢龍原故事中的中國成語、詩詞、典故等內容，都賀庭鐘都原封不動地在譯作中保留，推測也許是當時日本還未找出恰如其分的譯法。

日本的讀本小說也借鑒了“三言”一類的中國古代小說的藝術特點，采用懸念、渲染等多種藝術手法使故事情節更具可讀性，更引人入勝，有力地推動了日本小說的繁榮發展。

在朝鮮半島，根據學者考察，朝鮮王朝后期，許多中國小說流通于當地民間，其中就包括《醒世恒言》和《今古奇觀》，與其余八十種小說書名被記載于英祖38年（公元1762年）完山李氏所做的《中國歷史繪模本》序文中。從中推測，“三言”至遲在1762年應已傳入朝鮮半島。還有學者研究認為，到了朝鮮王朝末期，《今古奇觀》就已被翻譯，全四十篇有20余篇分回翻譯出版。與日本譯介較為相通的一點是，《今古奇觀》譯本既以中國原作品的故事為基礎，又添加具有朝鮮王朝當地特色的情節。如漢文寫本《啖蔗》其書不見于中國，乃李朝學人抄自《喻言明言》六篇、《醒世恒言》九篇、《警世通言》七篇、《初刻拍案驚奇》五篇、《二刻拍案驚奇》二篇（其中有些篇或疑取自《今古奇觀》正續編），匯集重編成新書。

這里我們試舉一例簡單介紹給大家。《東野匯輯》卷二《還狐裘新舊合緣》（下簡稱《還狐裘》），這篇小說與《喻世明言》（《古今小說》）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明抱甕老人收為《今古奇觀》卷23，以下簡稱《重會珍珠衫》）相比較，二者情節是相同的，但是《還狐裘》有一些當地特色。比如，原本《喻世明言》《今古奇觀》中的人物都有姓氏，其重要人物如蔣興哥、王三巧兒、陳商、吳杰是既有姓又有名的。這些人物的初始設定未必有更深的意義。但是同樣的人物，在同一個故事的朝鮮半島演化版本《還狐裘》中則發生了變化。《還狐裘》中所有人物雖然都未有名，但是因為故事中的老媼貪賄害人、湖南客奸淫、崔生婦“負夫”，因此三人都沒有出現姓氏；而俞氏能“琴瑟諧好”，崔生“處事妥當”、吳蔭官有“厚德”，所以這三人俱被冠以姓氏。通過把對人物的褒貶，寄寓于姓氏之有無，《還狐裘》的這一改動可謂獨特。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與之同列在《中國歷史繪模本》序文中的《醒世恒言》并沒有被翻譯。根據學者研究，在朝鮮王朝時代似乎是“三言二拍”的選編版本《今古奇觀》更受當地歡迎。

總體而言，“三言”在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翻譯主要以節譯、編譯為主，編譯是其一大特色，在翻譯的基礎上分別加上了當地的濃厚特色。

 ●“三言”在西方世界的譯介與接受

明清時代的傳教士是“三言”西傳的最早開拓者，也是18、19世紀“三言”西傳的主力軍。“三言”譯介到西方國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35年，其作者殷弘緒是一名耶穌會士，他翻譯了兩篇“三言”故事《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呂大郎還金完骨肉》和一篇“二拍”故事《懷私怨狠仆告主》，收錄于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由巴黎勒梅爾西埃出版社出版。1736年，《中華帝國全志》的英文版在倫敦問世，其同樣包含了上述三篇故事，因而成為“三言”最早的英譯本。“三言”故事最早在德國與俄國流傳，這也是得益于《中華帝國全志》的德語譯本和俄語譯本。簡而言之，“三言”最早流傳于西方各國，都是源于《中華帝國全志》的各語種再版。

鴉片戰爭后，傳教士晁德蒞著《中華文化教程》五卷本（公元1879年—公元1883年），在其首卷就收錄了“三言”譯文四篇《三孝廉讓產立高名》《吳保安棄家贖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和《崔俊臣巧會芙蓉屏》，此譯文為拉丁語與漢語對照。戴遂良在《漢語入門》（1903年）中節譯了馮夢龍“三言”的五篇作品《滕大尹鬼斷家私》《李汧公窮邸遇俠客》《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懷私怨狠仆告主》，為法漢對照本。1922年，傳教士翟雅閣翻譯的《李汧公窮邸遇俠客》（《醒世恒言》篇目）在上海出版，為中英對照本。從晁德蒞、戴遂良兩位傳教士收錄譯文的書籍報刊名稱，就可知其譯介“三言”的主要目的是教學漢語，“三言”更多地被當成漢語教材書目，其文學價值并沒有被很好地探索挖掘。具體表現為，首先，雖然他們的譯文相當忠實與通順，但在翻譯過程中依然省略了話本最具文學性的“入話”部分和少數含義深奧難以理解的中文詩詞。其次，傳教士這一時期精心挑選并傳播的故事都是“三言”中以忠孝節義、揚善懲惡為主題的作品，其目的之一在于利用這些豐富多彩的中國故事來強化其在中國傳教方式的正當性。

自《中華帝國全志》俄語版本誕生，“三言”故事流傳至俄國。高玉海在《“三言二拍”俄文翻譯的歷程》中說：“明末短篇白話小說‘三言二拍’是最早翻譯成俄語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之一，也是俄蘇翻譯數量最多、出版次數最多的中國文學作品。”18、19世紀“三言二拍”的俄文翻譯主要是從英文、法文或是滿文轉譯而來，且都是《今古奇觀》中的作品，如最早的1763年俄羅斯圣彼得堡出版的《學術情況通訊月刊》，發表了英國作家戈爾德·斯密斯《世界公民》俄譯本，這個譯本就包括了從英文或法文翻譯并改寫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而第一篇真正從漢語譯介而來的是1810年的《兒童之友》雜志中《中國逸事故事集》，其收錄了《今古奇觀》的《夸妙術丹客提金》。但事實上，這篇并非真正“三言”之中的故事。由于“三言”的佚失，且《今古奇觀》收錄了很多“三言”的作品，早期“三言”的俄文譯介與《今古奇觀》密不可分。20世紀50年代以后，蘇聯的漢學家開始系統性地翻譯和出版，但不同漢學家的翻譯對象有所不同。維爾古斯、齊別羅維奇夫婦就以《今古奇觀》為藍本。1954年，維爾古斯、齊別羅維奇合作編譯的第一部《今古奇觀》俄譯本出版；1962年，東方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其譯作《今古奇觀》上下冊；1977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其譯作《神祇的揭露：中國中世紀小說》；1988年，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了其譯作《今古奇觀》；1999年，科學院東方學研究中心出版了其譯作《珍珠衫：中國話本小說集》。縱觀5個譯本，非《今古奇觀》而屬于“三言”作品的只有《醒世恒言》的兩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學家沃斯克列謝斯基（中文名華克生），其1966年出版的《閑龍劣跡》十六篇“三言二拍”作品無一選自《今古奇觀》，其后1978年的《死去兩次的女子》、1982年的《銀還失主》、1982年的《道士咒語》、1989年的《閑龍劣跡》和2000年的《二郎神》均是如此。

20世紀中后期，特別是“三言”原本重新問世之后，“三言”譯介在西方，尤其是英語國家就更加活躍了。1941年，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和李意協（Yi-hsien Lee）合譯的《膠與漆》（Glue and Lacquer），收錄了《醒世恒言》的四篇譯文：《陳多壽生死夫妻》《劉小官雌雄兄弟》《赫大卿遺恨鴛鴦絳》和《吳衙內鄰舟赴約》；1948年再版時改名為《四篇告誡故事》（Four Cautionary Tales）。1944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授王際真翻譯的《中國傳統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選譯了《醒世恒言》中的四篇作品：《十五貫戲言成巧禍》（The Judicial Murder of Tsui Ning）、《灌園叟晚逢仙女》（The Flower Lover and the Fairies）、《賣油郎獨占花魁》（The Oil Peddler and the Queen of Flower）、《三孝廉讓產立高名》（The Three Brothers），以及《警世通言》一篇：《崔待詔生死冤家》（The Jade Kuanyin），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后于1968和1975年兩次再版。1956年，約翰·畢曉普（John Lyman Bishop）編譯的《中國白話短篇小說“三言”選集研究》（The Colloquial Short Story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San-yen Collections），收錄了《喻世明言》三篇和《警世通言》的《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該書在譯文開始前先是有長達21頁介紹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發展史的《“三言”與其前身》（The San-yen and Their Antecedents）一文，接著又是長達15頁的《“三言”：敘事技巧 》（The San-yen: Narrative Technique）一文最后附注更是詳細地列出了當時已經翻譯成英語和西方其他語言的“三言”譯本。

1948年至1960年，美國漢學家Cyril Birch集中研究話本小說，發表了《馮夢龍和〈古今小說〉》（Feng Meng-lung and the Ku-chin Hsiao-shuo）、《〈古今小說〉考評》（Ku-chin Hsiao-shuo: A Critical Examination）等相關研究論文；1958年其編譯的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The Art of the Chinese Story-teller由倫敦博萊德·希德出版社出版，其收錄了《喻世明言》的第一、五、八、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卷，共六篇，且每篇都附有對原作故事的介紹和簡評。1973年，美籍華裔楊富森翻譯的Eight Colloquial Tales of the Sung收錄了《醒世恒言》的《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和《警世通言》的七篇。同年，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漢學家張心滄翻譯的《中國文學：通俗小說與戲劇》（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其收錄了《警世通言》的《范鰍兒雙鏡重圓》《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且為了便于西方讀者理解，張心滄使用了大量的注釋。1976年，威廉·多比爾（William Dolby）編譯的《錯占美女及馮夢龍的其他故事》（The Perfect Lady by Mistake and Other Stories by Feng Menglong）收錄了《喻世明言》一篇、《警世通言》一篇及《醒世恒言》四篇；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第一本采用漢語拼音拼寫人名和地名的譯本。1978年，馬幼垣和劉紹銘所著《中國傳統短篇小說——主題與流變》（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共收錄“三言”十七篇。1994年，安妮·麥克拉倫（McLaren A. E.）翻譯的《中國的蕩婦：明代短篇小說集》（The Chinese Femme Fatale: Stories from Ming Period）出版，該書也列為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東亞研究系列叢書之一。這一時期，“三言”英譯以華裔學者和西方漢學家的散篇節譯為主，主要用于高校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材料。

而“三言”真正意義上的全譯本——Stories Old and New: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2、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ume 3出自美國貝茨大學的楊曙輝及其夫人楊韻琴，先后于2000年、2005年、2009年三次出版完成。它的誕生彌補了“三言”譯介史的一個空白及遺憾，隨后被收錄于大中華文庫。

總體而言，因為“三言”的佚失，或是譯者個人的目的，“三言”在西方的翻譯長時期都是以節譯、選譯、編譯為主。且從譯介過程來看，早期參與西方傳播與譯介的主要是來華傳教士和外交官，后期以歐美各大高校的華裔學者和漢學家為主，中國本土主導下的“三言”譯介非常稀少，主要是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翻譯的節譯本《名妓的寶箱：中國10-17世紀小說選》（The Courtesan’s Jewel Box: Chinese Stories of the Xth-XVIIth Centuries）；還有1981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合譯的《懶龍——中國明代短篇小說集》（Lazy Dragon-Chinese Stories from the Ming Dynasty），由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收錄“三言”各兩卷。

小結

馮夢龍所作“三言”，是中國短篇小說的一座寶庫。同時作為西方人最早接觸的中國小說，“三言”可謂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先驅，其翻譯也開啟了“三言”在西方的傳播歷史。

“三言”的翻譯與介紹，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貢獻，在不同時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種種，值得我們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