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6月1日訊 （記者 秦金月）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中國和意大利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近年來更是遍及諸多領域，合作成果豐富。近日，意大利駐華使館原文化參贊孟斐璇(Franco Amadei)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回首歷史，也回應當下，從典型人物談到世俗趣事，好似鋪開了意大利與中國交流交往的巨幅時空畫卷。

意大利駐華使館原文化參贊孟斐璇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中國網記者 姜壹平 攝影）

馬可·波羅：讓歐洲普通人重新發現中國

歷史上，在中意兩國往來的過程中，馬可·波羅（Marco Polo）、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一批意大利人做出了重要貢獻。

孟斐璇笑稱，他在中國待了30多年，“好多中國朋友一聽我是意大利人，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馬可·波羅，第二個，不少的中國人跟我提起利瑪竇。”很多普通中國人也了解馬可·波羅和利瑪竇，這讓孟斐璇感到非常榮幸。

孟斐璇認為，這兩位在中意兩國交往史上都比較重要，“馬可·波羅來中國的那個時代是元朝。那個時候從意大利要跑到中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很危險的。他是一個很聰明、很勇敢的商人，但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沒有很深的文化底子。”

馬可·波羅因為外國人的身份，在元朝享受了一些特殊的待遇，他回國以后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這就是《馬可·波羅游記》。孟斐璇認為，“這本書呢，里面有一些不是完全屬實的情況，但也有很多內容確實符合當時的情況。最關鍵的是，歐洲在那個時代關于中國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只是聽說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很富裕，而且也看過古羅馬的一些記載，講中國如何如何。所以他的這本游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整個歐洲特別喜歡他的這本游記，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可·波羅做出了重大貢獻。”

“《馬可·波羅游記》不是一個學術著作，所以普普通通的人也愛看這本游記。古羅馬時代依靠絲綢之路了解中國，這本書讓中世紀之后的歐洲普通人重新發現中國。”孟斐璇說。

利瑪竇+羅明堅：傳播儒家思想 啟發啟蒙運動

談到利瑪竇，孟斐璇認為他的貢獻更大。“利瑪竇是一個傳教士，他們的教會要求傳教士去那么遠的地方，到國外進行傳教。那么首先傳教士的文化素質要很高，而且要準備面對和原本的文化體系、文明體系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們有這種意識，無論他的目的是否傳教，這種對認識另外一個文化、文明體系的意識，都值得我們去研究。”

現代社會這樣的文化交流可以視作理所當然，但在那個時候，有意識地認知另外一個文化體系并不簡單。

孟斐璇介紹，利瑪竇來中國時是明代萬歷年間，他全身心投入，學習研究中國的文化體系，對語言的運用已經非常熟練。“在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外國人，利瑪竇能夠平等地和明代最高級別的那一批高級知識分子交流，徐光啟是他最好的朋友。不止這些，他還用文言文發表、出版過著作，所以達到這種程度真的不簡單了。”

孟斐璇把利瑪竇的貢獻概括為兩方面：由西向東，利瑪竇應該屬于最早的一批人把西方的文明體系、文化、科技等帶到中國來，這個貢獻非常重要；由東向西，利瑪竇等傳教士經常寫信給他們的總部，匯報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信中內容就包括他們所接觸到的當地的文化體系，例如經書、文學作品、詩歌、藝術，甚至包括國家體制、儒家思想等，對西方社會了解中國意義重大。

和利瑪竇一起來到中國的還有一位，叫羅明堅（Michele Ruggeri）。他和利瑪竇是最早把中國的四書翻譯成拉丁語的人。他們不僅把四書傳到西方，還把他們經常談起的評論、思考、研究、儒家思想等一切都傳達到了西方。

孟斐璇說：“有的人可能會認為這些東西就留在了教會里面，供教會研究，不完全是這樣。四書在歐洲普及，歐洲的高層知識分子開始看到包括儒家思想，中國體制、社會，老百姓的生活狀態等信息。”

利瑪竇沒有返回意大利，他一生都在中國，最后在北京去世。但通過他們的書信，歐洲社會有機會了解那個時候古老而強大的中國。

明朝的萬歷年間，西方處于巴洛克時期的早期。“在那個時代，歐洲特別是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從思想、音樂、藝術、繪畫、雕塑等各個方面都特別發達，是一種爆發性的發達，突破了中世紀落后社會、宗教等方面的束縛。”孟斐璇說，“但很多人忽視了一點，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也好，還是巴洛克時期也好，高層社會走向啟蒙運動，但普通的老百姓，他們的生活條件大大不如中國明代萬歷那個時候的社會狀態好。那個時候歐洲的文盲率比中國的高多了。”

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發現，中國雖然沒有米開朗基羅，但有儒家思想，“而且在這個體制下生活的老百姓，怎么比在相對發達的歐洲、那么成功的文藝復興的社會中生活的老百姓過得好呢？”這引起了啟蒙運動思想家們深深的思考。孟斐璇認為，雖然關于儒家思想、中國體制的信息被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理想主義化了，但在他們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很深的痕跡，例如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伏爾泰（Francois-Marie Voltaire）、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的思想。

“在啟蒙運動萌芽時期，包括整個啟蒙運動，甚至是法國革命的思想家們，你都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們吸收了一些儒家思想。”孟斐璇說，“不管他們是不是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化，或者有一定的不完全屬實的烏托邦式的想法，但是這些想法，真的是激發了他們一種新的勇氣，一種新的思想。”

康熙時代的三位意大利人：他們讓西方文藝走進中國皇宮

孟斐璇繼續介紹，清朝時期還有三位特別重要的意大利人，一位是馬國賢 （Matteo Ripa），一位是德理格 （Teodorico Pedrini），一位是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這三位有個共同的地方，他們都是在康熙時代，能夠到北京而且在朝廷服務。”

孟斐璇介紹，馬國賢作為一名畫家，雖然在中國知名度沒有郎世寧那么高，但他回到意大利之后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所中國學院（Collegio de Cinesi）。1732年4月，這所學院得到教皇克萊門七世的正式確認。此后，中國學院逐漸發展為今天的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Università di Napoli L’Orientale），到現在已有400多年的歷史。

直到今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仍然以一幅18世紀的油畫為學校簡介的封面，畫面上是學校創建人馬國賢和他的兩位中國弟子，遠景中可以依稀見到中國學院當年的建筑。

孟斐璇認為，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是西方世界第一批專門研究和教學中國學的大學之一，在研究中國國別學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關于德理格，他流傳下來的故事也不少。有一些學者認為，德理格可能是康熙最親近的一位外國老師。孟斐璇考證認為，“康熙特別熱愛外國文化，是一位知識淵博、非常喜歡西方音樂的皇帝，身邊有幾位跟他比較親近的外國老師。德理格還親自教康熙彈羽管鍵琴。”

羽管鍵琴屬于弦鳴鍵盤樂器，其翼狀琴身與后來發明的三角鋼琴相似，但比鋼琴輕很多，而且音色完全不同。這也是因為它依據撥弦機制發聲，反而鋼琴是依據擊弦機制。羽管鍵琴的制作大約起源于14-15世紀歐洲，目前現存最早的羽管鍵琴是意大利16世紀制作的，后來傳播到歐洲各國，并且成為整個巴洛克時期音樂的影響力最大的樂器。

據史料記載，康熙皇帝對德理格的音樂才能頗為欣賞，并命其為皇子講授樂理。

孟斐璇特別提到，上個世紀30年代，德理格的《奏鳴曲》手稿在北堂圖書館里重新發現 （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這是目前已知的康熙年間在華傳教樂師留下的唯一原創作品，也是目前見到的傳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作品。

孟斐璇收藏的德理格《奏鳴曲》手稿影印件（中國網記者 姜壹平 攝影）

孟斐璇收藏的德理格《奏鳴曲》手稿影印件（中國網記者 姜壹平 攝影）

孟斐璇收藏了這份手稿的影印件。他介紹，“這份樂譜是德理格當時在北京寫的12個Sonata（奏鳴曲），也就是小提琴奏鳴曲，很好聽。”他認為，德理格是很有水平的作曲家，從他的音樂中能夠明顯聽到阿爾坎格羅·科雷利（Arcangelo Corelli）的風格。

科雷利是巴洛克音樂時期一位偉大的音樂家，他和安東尼奧·維瓦爾第（Antonio Vivaldi）、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喬治·弗里德里希·亨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都是巴洛克時期頗負盛名的音樂家。

孟斐璇認為，因為德理格來中國之前在羅馬，“他說不定真的認識科雷利，哪怕跟科雷利沒有過交往，但他肯定在科雷利的流派里學習過。所以他寫的Sonata（奏鳴曲）就有科雷利風格的痕跡。”

談到很多中國人了解的意大利籍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孟斐璇認為：“意大利藝術史可以不講郎世寧，但中國的藝術史要講郎世寧。因為他畫的是中國畫，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體系里面，發展出了自己的藝術風格，他是屬于中國藝術史的。所以這和膚色沒有關系，和文化體系有關系。”

從“文化本位化”說起：文明在縱橫傳承中需要自信和開放

現在，中意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越來越深入，各相關領域人才輩出。

對兩種文化體系都有深入研究，并且具備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能力，孟斐璇把這種現象稱為“文化本位化”。

他進一步解釋，“文化本位化，不是放棄自己的文化背景，甚至相反，是你對自身原本的文化背景必須具有很深很厲害的研究，才能夠在別人的文化體系里面‘陷入那么深’。你能在別人的文化體系里深入多深，取決于你對自己的文化體系研究有多深。”

孟斐璇以學習外語為例，“我跟我的學生講翻譯學，如何讓自己的外語水平提高？我提醒學生們一件事：你們記住，你們哪怕把意大利語的詞典都背下來，比意大利人都背得更好，然后把復雜的意大利語法運用得比意大利人還好，但是你的瓶頸、你學習語言的最高境界就是你的母語。或許你的外語水平可能達到你的母語水平，但不可能超越母語。學習語言，你要下功夫提高母語，你才能提高外語水平。”

所以研究文化也是同樣的道理。“你想去深入研究人家的文化，‘陷入一個新的大海’，首先你會不會潛水？可以潛多深呢？你在哪兒學的潛水呢？如果你在‘自己的大海’里都沒有這個能力，你根本不可能對其他文化有更深的掌握程度。”

當然，孟斐璇表示這些原則適用于想要深入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他認為，無論是學者還是普通人，想要了解另一個文化體系，首先需要的是好奇心，要超越自身的文化體系；同時還要有包容心，要放棄一切所謂的優越感，正確看待其他的文化體系。不同文化體系的人擁有這兩個特點，互相了解就會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成功。

孟斐璇還提出，文明的傳達有兩個方向。一種是縱向，即代際傳承。如果沒有縱向傳承，自己的東西就失傳了。而橫向的文明傳達能夠打破文明體系的局限性，也可以從外部給這種文明帶來刺激，激發文明的創新性。如果一個文明體系完全封閉、閉門造車，就失去了外部的靈感和激發，“放棄了這些外部的刺激，那你的創新性肯定會大大打折。”

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國名人：最熟悉毛主席、也愛說“子曰”

在意大利人眼中，哪些中國人最有知名度？

孟斐璇表示：“我可以比較肯定地講，如果從一個量的角度來說，毫無疑問，毛主席是意大利人最熟悉的中國人，幾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知道毛主席。大家知道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的革命，中國所發生的這種變化，不僅對中國人民有重大意義，對世界也有重大意義。” 

至于意大利人最熟悉的第二位中國人，則是孔子。“很多意大利人認為，孔子代表著中國的文化、歷史、中國的思想史，甚至是中國的一種心態。”

孟斐璇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意大利人對孔子的認知到什么程度呢，說出來有點可笑，有時候普通的意大利老百姓，沒做過什么漢學研究，也沒有看過什么中國的經典著作，但如果他們有機會講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話，哪怕這句話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他會說，這是孔子的話，就是‘子曰’。他會把自己的話說成‘子曰’。這意味著什么？在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孔子是代表中國哲理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如果回到80年代，還有一位中國人的知名度很高，就是李小龍。“普通老百姓或許不知道中國在哪兒，但知道有這么一個中國人很厲害，會中國功夫。”

不過孟斐璇也坦誠，“直率地講，包括意大利人在內的歐洲人了解中國的情況，真不如中國人了解歐洲那么多。”

在一些特定的圈子里，意大利人會有熟知的中國人。孟斐璇舉例，“比如喜歡看電影的，誰都知道張藝謀和鞏俐這兩位。喜歡看文學作品的，現在都知道莫言，余華和蘇童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如果我沒說錯，莫言的全部小說都已經翻譯成意大利文，余華和蘇童相當一部分代表作也已經有意大利版本了。”

孟斐璇表示，“如果是我父親那一代人，他可能會知道魯迅。但不管是否對漢學有深入研究，人們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尊重。那個時候在高級知識分子家里，盡管他們還不是漢學家，你肯定能找到《紅樓夢》，肯定能找到《水滸傳》，甚至還有《唐詩三百首》，當然這些都是意大利語版的。這說明，中國的文化體系在很早就被西方世界的高層次人群認可，被認為是人類文明最高境界的表現之一。”

孟斐璇還對記者表示，他比較遺憾意大利人對錢鐘書還不夠了解。他的心愿就是把錢鐘書的《圍城》翻譯成意大利語，向意大利介紹錢鐘書。

加強中意文化交流：要給年輕人更多機會

在孟斐璇看來，年輕人是不同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主力，要給他們更多機會，進行橫向溝通。以音樂為例，很多年輕人喜歡各種形式的音樂，音樂就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的媒介。意大利的古典音樂家們有忠實的中國聽眾，中國的已踏上國際舞臺的音樂家們也有熱忱的意大利聽眾。例如在意大利的音樂圈子里，中國的年輕音樂家郎朗和王羽佳就非常有名。

“當然中國的一些藝術形式，比如京劇，形式很獨特，如果做好介紹，西方的觀眾憑著他們的好奇心和開放的思維，雖然聽不懂，但能夠感受到里邊的意境。”孟斐璇同時也注意到，中國的很多話劇也參加了西方的戲劇節，“所以我們根本不缺少資源。文化交流要超越語言的局限性，很多藝術形式的交流其實并不需要語言。”

當然，孟斐璇也提到，兩個文化體系中，需要有一部分人懂得對方的語言，能夠做好翻譯溝通的工作。

據孟斐璇了解，意大利目前至少有200所高中開設了漢語正式課程，“不是興趣課，如果你選修了漢語課，漢語考試不及格你就得留級。”

孟斐璇認為，學漢語的熱情說明了意大利老百姓對中國文化的渴求，以及對中國深入了解的需求。

孟斐璇認為，不同文明所產生的語言、民俗、文化、藝術形式各色各樣，都是全球人類共同擁有和享受的寶貴遺產。同時，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正如大家最基礎的生活需要、最深層的人生價值實際上毫無二致。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早已開始，但在國際形勢發生新變化的今天，推動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甚至比之前更加重要。（實習生曹文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審稿：薛立勝 張寧銳 姜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