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曾文先生的日本佛教與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楊曾文先生，1939年出生于山東即墨。1959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就讀，1964年畢業后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佛教研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2006年8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終身學術稱號。

作為中國著名的佛教學學者，楊先生常年致力于中日佛教思想、佛教交流史等專業領域研究，并多次出訪游學于海外，[①]既收集佛學研究珍貴史料，又與外國學者積極交流。他治學嚴謹，歷史、文獻、思想三者并重，不僅開拓了國內學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為后世日本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礎，而且積極組織對外交流活動，對中日佛教學術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楊先生人格高尚，具有至真至深的家國情懷，以身作則踐行“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其人品、學品為后輩們樹立了榜樣。

一、研究領域及主要研究成果

楊曾文先生積淀深厚，研究成果斐然。目前已出版《日本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唐五代禪宗史》《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佛教與中日兩國歷史文化》等專著12部，翻譯《日本佛教史綱》（村上專精著）、《印度佛教史概說》（合譯）2部，校編《敦煌新本六祖壇經》《臨濟錄》《神會和尚禪話錄》等佛典語錄5部，主編和參編《佛教文化面面觀》《日本近現代佛教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等著作15部，發表學術論文《中國凈土宗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鳩摩羅什的“諸法實相”論》《<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惠能的禪法思想》等284篇，另有譯文36篇、序跋51篇。據數據庫的保守統計，[②]其部分學術論文被引達420次（其中碩博學術論文270余次，占比約65%），[③]著作被引多達5100余次（其中圖書引用近2700次，占比52%），[④]足見楊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學界影響力之大、社會反響之高。楊先生的研究主要涉及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日本佛教研究和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三方面，以下對此做簡要介紹。

（一）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

有關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的研究，細分之下又有佛教思想與佛教史研究、禪宗史研究和禪宗文獻研究三者之別。

1.佛教思想與佛教史研究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佛教的起源》（中國建設出版社，1989；臺北，佛光出版社，1991）、《中國佛教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隋唐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三部。其中《佛教的起源》以漢譯《阿含經》等經典為主要資料，考察和論述了佛教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并介紹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教義思想及其在印度的傳播概況。《中國佛教史論》是楊先生于1999—2002年陸續發表的20篇學術論文總集，內容涵蓋了唐五代到宋元時期的禪宗史，也包括一部分佛教學術會議專題論文。《隋唐佛教史》則是一部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隋唐佛教的斷代史著作，包括隋唐社會和佛教的關系、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與發展兩大部分，書中對唐代道佛之爭、武宗滅佛等唐代佛教的重大問題亦有詳細考辨和介紹，對于充實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有著頗為積極的意義。

2.禪宗史研究

楊先生自1994年完成《日本佛教史》《日本近現代佛教史》后，著重開始了中國禪宗史的研究，1999年出版的《唐五代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2006年出版的《宋元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該領域的代表作，其中《唐五代禪宗史》出版后頗受贊譽，先后獲第四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優秀作者獎（2008）、湯用彤學術獎（2017），是楊先生在禪宗史研究中當之無愧的“扛鼎之作”。該書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唐五代禪宗成立和發展的斷代史專著，揭示了禪宗的產生和迅速興起是佛教適應中國社會環境的民族化進程深入的表現，在為人們了解唐五代禪宗及其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系提供方便的同時，也為從事唐五代歷史、哲學、宗教、文化等領域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參考和借鑒。《宋元禪宗史》同樣是一部斷代史專著，它利用的資料十分廣泛，有正史、編年體史書，還有禪宗語錄、多種“燈史”，也有儒者的文集及碑銘和地方志、寺志等，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兩宋和元代禪宗的傳播和發展，對于宋元時期禪宗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禪法思想和著述，以及禪宗與儒、道二教的關系等均有深入研究。

3.禪宗文獻研究

早在1982年，楊先生利用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的機會，考察了中國佛教傳入日本后的傳播情況，并搜集以后可能用于佛教研究的資料，將日本學者整理校勘的敦煌本《六祖壇經》和《神會語錄》復制帶回，這成了他以后研究禪宗的起點。在這些珍貴史料的基礎上，楊先生陸續編校了《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神會和尚禪話錄》（中華書局，1996）和后來的《臨濟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2021年再版），三部內典之學的編校構成了楊先生禪宗文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以敦煌博物館藏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為底本，參校舊敦煌本和宋代流行的惠昕本而完成的《壇經》校勘本；二是附錄，內容為發現于日本大乘寺的宋代惠昕本《壇經》及多種有關慧能與《壇經》的重要文獻資料匯集；三是有關《壇經》及其思想的研究論文。《神會和尚禪話錄》以敦煌博物館收藏的寫本為底本，參考胡適及日本鈴木大拙校本編校而成。全書正編收有神會《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若頌》《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等文，附編收錄有關神會傳記的8種文獻，最后是編者所作《神會及其禪法理論》。《臨濟錄》編校本內容有三：一是以《大正藏》本《臨濟錄》為底本，校之以明版《四家語錄》本、《古尊宿語錄》本的《臨濟錄》等，對《臨濟錄》全文進行校訂、標點和分段；二是附編（一），是從《祖堂集》等佛教史書中選錄的義玄傳記和有關他禪法的資料匯編；三是附編（二），系編者的研究論文《臨濟義玄和＜臨濟錄＞》，其中對義玄的生平、《臨濟錄》的編排結構、義玄的禪法思想等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以上三部編校本的編纂結構，呈現出“文本校勘—相關資料匯編—作者生平思想及文本研究”的共通特點，對學界佛教原典文獻的整理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楊先生在當代佛教的現實意義、時代價值和世界佛教現狀等方面的研究亦著力甚多，這里以《當代佛教與社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金城出版社，2013）和《當代佛教》（東方出版社，1993；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4）三部著作為例略加說明。《當代佛教與社會》是楊先生擔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六年間參加學術會議所提交的47篇文章的匯總，題材各異，涉獵廣泛，但皆不離當代佛教，反映了楊先生對當代佛教所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關心與思考。《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共收錄論文37篇，內容包括對當代人間佛教基本要求的思考，對中國禪宗的傳統、主要特色及其時代精神的探究，對佛教的回顧與展望，對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考察等，觀點與時俱進，具有時代精神，同時不減學術價值。《當代佛教》是一本介紹世界當代佛教的科普性著作，介紹了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及其發展，當代南亞和東南亞各國的佛教及其影響，二戰后日本的佛教及朝鮮、韓國和蒙古、蘇聯的佛教，歐美的佛教和佛教研究，國際佛教組織和主要活動，佛教節日和紀念活動等，其中不乏涉及佛教民族主義、佛教社會主義、新興宗教、佛教改革思潮等國內鮮有人提及的新話題，書后還附有二戰后世界佛教大事件年表。該書內容詳實，舉證豐富，論述客觀且系統，從中可了解到當代世界佛教之概貌和發展趨勢。

（二）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以上簡述了楊先生在佛教思想及中國佛教研究領域的代表作，下面我們以時間線為軸，介紹一下楊先生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領域的研究概況。我們基于相應的研究成果，將楊先生對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整理為1964—1972年、1980—1982年、1990—1996年、2013年以后四個時間段，分別對應萌芽、開花、結果和圓熟時期。

1.萌芽期（1964—1972）

如前述，楊先生從事佛學研究，可追溯至大學畢業后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1964年。進所工作時，楊先生按照當時所里的學術分工開始接觸日本佛教，這成為他此后佛教研究的濫觴。然而，楊先生的學術之路并非一路坦途。時值特殊時期，全國的學術工作者被迫停頓工作，楊先生也于1969年隨哲學社會科學部全體成員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參加了三年農業勞動。不過，其間楊先生對日語的學習未有停頓——一本《毛澤東文選》日文本成為彼時楊先生學習的最佳材料。1972年，楊先生從河南干校回京，接受了黃心川先生的建議，著手翻譯日本近代佛教史學奠基人之一、佛教史研究先驅村上專精（1851—1929）所著的《日本佛教史綱》，由此而對研究日本佛教產生了極大興趣并懷有一種使命感。

2.開花期（1980—1982）

1980年，楊先生參加由杜繼文先生任主編的《佛教史》編寫組，負責日本及朝鮮佛教部分的撰寫。1982年1月至4月，楊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期間，搜集到日后用于佛教研究的一些資料，這此訪學經歷也成為楊先生研究禪宗的起點。自1982年起，楊先生幾乎每年都抽時間研究日本佛教，并先后發表多篇論文。[⑤]此期間的代表作有《中國凈土宗及其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2）、《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初傳期的流傳情況》（《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等。

3.結果期（1990-1996）

隨著研究的不斷積累和沉淀，楊先生迎來了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的豐收期：1992年，擔任《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副主編，負責主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部分并撰寫詞條；1995年，出版《日本佛教史》；1996年，《日本近現代佛教史》（與張大柘、高洪等學者合著）、《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與日本學者源了圓合編）陸續問世。此時期重中之重的成果當屬《日本佛教史》，楊先生曾言該書是有生以來下功夫最大的一部著作。[⑥]該書自1990年底開始撰寫到1993年完成，歷時三年。1995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幾經脫銷，廣受學界好評，深受讀者喜愛。《日本佛教史》是中國第一部日本佛教通史專著，以論述日本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形成為重點，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佛教傳入日本1500年來在日本傳播、盛行和發展的全過程，同時揭示佛教這一文化紐帶在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書中內容不只關乎日本佛教，也涉及中日佛教交流史。該書論述精當，旁征博引，綜析詳辯，是日本佛教史研究中的經典之作，是有志于研究日本佛教、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者的入門書與必讀書。

《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是楊先生主編并參寫的著作，書中論述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佛教歷史，在編寫時將佛教置于各個歷史時期加以關照。就內容來看，它對日本近現代佛教的歷史、重要人物與事件，佛教在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的表現，戰后日本佛教的重新組合和適應時代的改革，當代日本佛教的宗派和組織包括新興佛教團體，佛教與日本的政治文化關系，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日本百年來對佛教的研究取得的成績，日本佛教在國外的傳教情況等內容都作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為我們了解日本近現代的佛教情況提供了方便。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作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與日本大修館書店合作出版）叢書中的一卷，由楊先生和日本學者源了圓擔任主編，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撰寫而成，觀察角度不一而同，寫作風格各有特色，書中設置了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道教與日本神道及民間信仰、佛教在日本的傳播、日本佛教的宗派、中日佛教民族化和儒佛關系、中日兩國基督教的早期傳播、近現代中國與日本的佛教等專題，吸收了中日兩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對中日宗教和兩國的宗教交流作了整體性概括。

4.成熟期（2013年至今）

《中華佛教史》是中國第一部佛教通史，由學界泰斗季羨林、湯一介兩位先生擔任主編。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楊先生承擔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的寫作，該書論述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的過程及中日佛教的源流關系。在該書的自序中，楊先生指出了此書與《日本佛教史》在取材與重點研究內容上的五點不同之處：其一，論述以中國佛教為主體；其二，考察以兩國僧人對待中國佛教的著眼點、態度等為重點；其三，揭示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史不同時期的地位與影響；其四，闡述中國佛教對日佛教乃至歷史文化的整體影響；其五，以史實論述表彰為兩國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貢獻的重要人物。就著作的價值和貢獻而言，《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一方面在學科建設上豐富了“中國佛教”外傳史的內容，充實了以往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另一方面對中國讀者加深對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了解、增進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也大有裨益。

著書立說之外，楊先生利用日語專長還翻譯了多部日語專著和論文，個中佼佼者如《日本佛教史綱》（村上專精著、汪向榮校），此書從時間上來說，屬于楊先生日本佛教研究的入門之作。日文原版分上下兩卷，上卷出版于1898年，下卷出版于1899年，是日本佛教文化研究領域的早期代表作。原作者以提綱掣領的方式揭示了日本佛教史的綱要和主要內容，比較考查了日本各個佛教宗派產生和發展的源流，對所依據的佛教理論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差別進行比較說明，論述了佛教在日本社會和文化發展史上所做出的貢獻，對日本歷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做了概括性的介紹。該書經楊先生譯介到國內后，由商務印書館分別于1981年、1992年、2022年推出三版，可見其影響力和重要性。楊先生的其他譯文還有《日本佛教研究現況》（佐佐木教悟，《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明代文化的傳播者——隱元隆琦》（鐮田茂雄，《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日本佛教的特點》（中村元，《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日本國的凈土變相和敦煌》（中村興二，《中國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等等。

二、研究特點與學術貢獻

（一）研究特點

縱觀楊先生的學術研究生涯，不管是中國佛教史研究，還是日本佛教史研究，早期經歷雖有順有逆，中間研究方向有轉有變，但自始自終未離佛教研究，想必正是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奠定了楊先生今日的學術地位。當然，楊先生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研究業績，更離不開他佛教研究方法論的支持。用楊先生本人的話來說即是“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論結合法”，[⑦]換言之，即歷史、文獻、思想三者并重。關于此，楊先生曾言：“研究任何一個問題，首先應理清其歷史脈絡，其次要最大限度獲取、考辨并整理相關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最后在歷史脈絡清晰、文獻資料可靠的基礎上嘗試對該問題的思想實質進行理論概括。”[⑧]對研究者而言，開展學術研究首先要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副清晰的學術地圖，有了地圖的指引才能正確尋找到自己想要的研究目標，然而找到目標并不意味著研究到此為止，對目標進行解讀才是研究者的真正終點。在楊先生的治學過程中，他始終以研究佛教史為重點，史料結合史識，扎實文獻功底之下更見透徹的理論分析。具體到日本佛教研究，楊先生的這一“歷史考察+文獻運用+理論創新”的治學方法被展現得淋漓盡致：首先，密切結合中日兩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來考察佛教東傳及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演變歷程；其次，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佛教文獻與考古資料，同時積極參考和吸收國內外的重要研究成果；最后，就佛教傳入日本后的民族化過程、日本古代佛教的特點等問題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創新性觀點。

（二）學術貢獻

我們說，佛學研究在中國的宗教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楊先生浸淫其間近60年，造詣之深常人難以望其項背。毋庸置疑，楊先生為中國的佛學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僅以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而論，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開拓了國內學界日本佛教史研究的荒地，為后來的日本佛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頌就曾指出：“真正可以稱得上是漢語寫作的日本佛教通史只有楊曾文教授著于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佛教史》。楊著填補了中國學術界對日本佛教研究的空白，在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該書內容較為豐富，吸收了村上專精、辻善之助、家永三郎等人的研究成果，作為近二十年來中文寫作的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日本佛教通史，成為與日本研究有關的各領域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⑨]

其二，總結了日本古代佛教的五大特點。日本佛教雖然“移植”自中國，但它在日本社會歷史環境的漫長流傳和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些特色顯然與中國佛教這個母體相異。1992年，由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日中文化交流——新的觀點”研討會在京都召開。楊先生出席并發表了《日本古代佛教民族特色的形成》一文。文中他將日本古代佛教的特點概況為以下五點：①強烈的佛法護國的觀念；②神佛同體和一致論思想；③鮮明的宗派意識；④盛行念佛和唱題；⑤顯著的世俗化傾向。楊先生的觀點和論述既簡練又到位，在當時乃至此后，都有相當的啟發性。

其三，填補了國內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通史類研究著作的空白。歷史上，中國與日本發生過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這些豐富的史實本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產出許多專題的、綜合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楊先生之前，由于種種原因，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國內長期缺乏關注，成果乏善可陳。因此，楊先生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開創性意義。不論是他傾數年之功完成的《日本佛教史》，還是他佛學研究步入圓熟境界的《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這些成果之于該領域的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和現實意義都毋庸贅言。正是在楊先生的“學術開荒”下，國內的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才逐漸成為研究焦點，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其四，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漢傳佛教的海外傳播史及東亞佛教文化圈的建構過程。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是一個大課題，涉及許多內容，它與漢傳佛教的海外傳播、東亞佛教文化圈的構建都緊密相關，共同構成一個互有關聯的有機整體。用東亞的視角看佛教的東傳，或許更能看清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的本質。借助楊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們得以對這些問題有更好的理解，從中獲得學術思路和研究視野方面的靈感和啟發。

其五，促進了中日學界的學術交流。早在20世紀80年代，楊先生便通過翻譯將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學界，這極大地擴充了國內學界的學術理論，激發了學者們的學術熱情。從1985年至2003年，楊先生與日本東京大學的鐮田茂雄、末木文美士教授合作，先后組織了10場兩年一度的“中日佛教學術會議”。為表彰楊先生的貢獻，1999年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將“東洋哲學學術獎”頒發給了楊先生。此外，楊先生還與日本學者共同主編叢書、共撰論文，前述《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就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以上種種，交流頻繁，方式多樣，皆是楊先生為促進中日學界學術交流所做之貢獻。

三、結語：兩點思考

（一）欲做事，先做人

學者在成為學者之前，首先是一個普通人，因而學習做人是步入學術生涯的第一步。楊先生在學問生涯和平常生活中，無不散發著人格的魅力，閃耀著智慧的光輝。楊老師曾就自己的人生發出感言，他說在佛學研究的路上，日本的牧田諦亮、鐮田茂雄、福永光司等老一輩著名學者對其幫助不小，自己在與他們交往時，尤其注意保持國格、人格，因而得到了他們的尊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⑩]在修身養性方面，楊先生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做“不平常事”，淡迫名利，順乎自然，尊重他人勞動成果，反對急功近利，秉持端正的學風和高尚的學術道德。

從事學術研究還需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來做催化劑。楊先生之所以下定決心撰寫一部中國人自己的《日本佛教史》，即是出于對中國在這方面研究欠缺之現狀的痛心疾首。這種使命感還體現在楊先生深切的現實關懷中。這一點，從其論文集《當代佛教與社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有結合時代對佛教義理的詮釋和發揮，有對佛教應當適應時代和社會進步進行變革的思考，還有關于新時期佛教自身建設、佛教研究和文教事業，以及佛教如何促進社會和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等問題的探討，反映了楊先生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

俗語有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楊先生的學術生涯恰是對這句話的最好注解。年逾古稀，不改鉆研之志；孜孜以求，不綴筆耕之勤。近年來，楊先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佛教與中日兩國歷史文化》兩部皇皇大作，目前仍執筆主編叢書《中國禪宗典籍叢刊》，不辭辛道苦，不止步于前；劈荊斬棘，皓首窮經，不斷開拓學術荒土，真吾輩學習之楷模。

（二）如何接著說？

如何繼承楊先生開拓的事業，將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走得更遠更好，是我們當下所應重點思考的問題。從楊先生的治學生涯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四點啟發。

第一，不斷拓展研究視野。要從東亞甚至全球的視野來研究日本佛教與中日佛教交流史，不斷挖掘新史料，提出有意義的新問題。

第二，不斷充實與更新研究內容。近二十年間，在日本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領域，皆出現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特別是2015年，北京大學王頌教授出版了《日本佛教》，在材料挖掘、方法運用、觀點創新等方面皆有新的突破，可謂是對楊先生《日本佛教史》的繼承與發揚。那么，在“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領域，我們是否也該在楊先生《中國佛教東傳日本史卷》一書的基礎上，推出吸收新成果、利用新史料、運用新典范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呢？這顯然是我們“接著說”時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不斷提升研究方法。如何對日本佛教或中日佛教交流史的重要問題開展深入、細致、系統的研究？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借鑒與反思日本及歐美學界的研究范式與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在繼承歷史語言文獻學、宗教哲學研究傳統的同時，借助數字化技術，通過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模式，不斷創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第四，不斷促進學術交流。對當下的學界來說，在促進學術交流方面可以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實現。其一，如楊先生所為，將有學術價值的國外研究成果譯介進來，同時，我們也要將中國學者的優秀成果介紹出去，實現中外學者的平等對話。其二，與國外的機構或個人開展合作研究，如前所述，楊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今天的條件下，這樣的合作更容易實現，以研究道元著稱的日本郡山女子大學何燕生教授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何教授今年申請到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一個關于禪的語言與翻譯的共同研究課題，參與課題的成員有40余位，除了日本學者，還有來自歐美及中國的10余位學者，每兩個月舉行一場研究會，由不同國家的學者各做一次發表。我有幸參與其中，深感每次研究會都獲益匪淺。其三，聯合舉辦學術會議。楊先生曾經參與組織的“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迄今已舉辦了15屆，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聯合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至今也召開了5屆，在海內外學界與佛教界影響很大。除了這種大規模的學術活動，我們也可舉辦形式更為靈感多樣的小型合作會議，不斷促進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最后，我們想借楊先生的話做一個簡短的結語：“任何學術研究都有前后學者之間的連貫繼承性，橫向學者之間的互補性。我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或過程中，盡可能搜集并參考國內外的有關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與國內外的研究‘接軌’。借此機會，向國內外學術界的前輩，向一切在佛教研究中做出貢獻的同仁深表敬意。”[?]向前輩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江靜，女,浙江桐廬人,浙江大學博士。現為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教授、博導、院長兼東亞研究院院長。學術兼職包括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常務理事兼中日關系史專業委員會會長、中華日本哲學會理事、浙江省中日關系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海外文獻資料中心副主任、日本早稻田大學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日本千葉大學客座教授、韓國東國大學客座研究員。

陳繆，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自1982年起，楊先生先后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招聘學者”（1982年1—4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85年9—12月）、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學者（1991年4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日本駒澤大學研究員（1997年10-12月）。

[②]論文被引情況檢索自中國知網數據庫，著作被引情況則檢索自讀秀數據庫。數據引用時間為2022年10月12日。

[③]論文中被引用數量的前三名為《唐宋文殊菩薩信仰和五臺山》（27次）、《試論東漢時期的豪強地主》（18次，系楊先生的北京大學畢業論文）、以及《構建和諧社會與宗教的理論審視》《趙樸初人間佛教思想史論》《鳩摩羅什的“諸法實相”論》《<六祖壇經>諸本的演變和慧能的禪法思想》（上述四篇論文被引皆16次）。

[④]著作類中被引用數量的前三名為《唐五代禪宗史》（749次）、《日本佛教史》（584次）、《神會和尚禪話錄》（505次）。

[⑤]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⑥]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⑦]黃奎、楊曾文：《史論結合，研究佛教歷史》，《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⑧]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⑨]王頌：《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日本佛教（從佛教傳入至公元20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9頁。

[⑩]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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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熵：《持平常心，做不平常事——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曾文》，《中國宗教》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