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奮斗中，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守中華文明立場，高度重視保護蘊涵文化精髓的文物資源，高度重視發(fā)揮文物對于實證歷史規(guī)律、塑造歷史認知、振奮民族精神、展示中國形象的獨特作用，標定了文物工作在黨和國家事業(yè)全局中的坐標。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瑞金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館，在延安征集紅軍歷史文獻和實物，抗日戰(zhàn)爭中從日寇虎口奪下《趙城金藏》等珍貴文物，解放戰(zhàn)爭時制定周密戰(zhàn)略避免北京、上海、青島等文化名城毀于戰(zhàn)火，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珍視一脈相承。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央人民政府接連頒布法令，構建文物保護制度體系，在國家財政極為緊張的情況下，撥專款調查、搶救、保護重點文物并籌建博物館紀念館，重要考古發(fā)現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文物外交”為中國外交作出歷史性貢獻，近代以來中國文物被掠奪、被破壞的歷史徹底結束。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頒布實施、1985年中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衛(wèi)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為標志，文物事業(yè)全面步入法制化軌道、走向國際舞臺，文物資源家底基本摸清，依法保護管理基本實現，基于考古實證的中華文明5000多年脈絡基本廓清，普惠均等、免費開放的博物館紀念館體系基本構建。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物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十九大將“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作為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內容寫進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fā)表重要論述，作出上百次重要指示批示，引領文物事業(yè)努力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

（二）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政策供給前所未有，全面壓實文物保護責任前所未有，全面拓展文物工作格局前所未有，文物事業(yè)發(fā)展不斷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文物保護狀況持續(xù)改善，有力守護中華文脈。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順利完成，國務院核定公布兩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省、市、縣級文保單位以及博物館藏品數量分別增長115%、60%、88%、122%，76.7萬處不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國有可移動文物錨定國家文化財富框架。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國家文物保護資金570億元，長城、大運河、長征、石窟寺、貝葉經等萬余項重點文物保護工程、館藏文物保護修復項目有效實施，土地出讓考古前置持續(xù)推進，科技支撐作用日益彰顯。文物安全嚴防嚴管嚴打嚴治長效機制健全完善，打擊文物違法犯罪重拳出擊，排查整治火災隱患強勢推進。文物出入境審核管理不斷完善，1700余件/套流失海外文物回歸祖國。

文物考古研究成果豐碩，有力支撐文化自信、增進文明交流互鑒。7000余項考古發(fā)掘項目有序實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深入推進，三星堆、石峁、海昏侯等考古發(fā)掘舉世矚目，田野發(fā)掘、水下考古、科技攻關、理論研究等不斷取得重大突破。從考古研究最新成果納入統(tǒng)編《中國歷史》教科書，到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年接待游客近4000萬人次，考古和文物保護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厚植歷史根基，更為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精神支撐。從“大美亞細亞”等文物聯展成為中外人文交流“金名片”，到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積極推進，從“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等申遺成功，到44個聯合考古項目踏足四大洲24國、文物保護工程在周邊國家形成網鏈，考古實證中華文明與國家起源得到世界認可，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中國方案、貢獻文明力量。

文物合理利用創(chuàng)新發(fā)展，有力賦能全面小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博物館數量增長50%、現有5788家，其中近90%免費開放，縣域覆蓋率達到76%，博物館年舉辦展覽數量、年參觀人次分別增長144%、119%，346萬件/套館藏文物信息對外公開，2000余項“云展覽”在疫情防控期間集中推出，“互聯網+中華文明”行動計劃孵化跨界融合發(fā)展新業(yè)態(tài)，文物博物館資源不斷向基層延伸、向云端延伸，所有公民都能親近博物館文化殿堂，平等行使基本文化權利。在革命老區(qū)、偏遠山區(qū)，文物保護利用與改善人居環(huán)境、發(fā)展紅色旅游、培育特色產業(yè)有機結合，各地紅色旅游年帶動增收超過4000億元，贛南等原中央蘇區(qū)革命舊址保護利用工程助力54個縣脫貧摘帽。

（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文物事業(yè)發(fā)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我們要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guī)律、增強歷史定力，開創(chuàng)文物工作新局面。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根本保證。歷史雄辯地昭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才能肩負起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使命。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組建了專門的文物事業(yè)管理機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在全國范圍內行使文物保護管理的職責。歷經時代變遷，黨始終以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tài)度，重視文物行政管理體制的建設，不斷加強和改進文物主管部門職責設置和編制配置。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加強基層文物保護和研究隊伍建設作出明確指示，中央有關部門兩次核增國家文物局編制，優(yōu)化地方文博機構隊伍。新征程上，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發(fā)揮黨在文物工作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推動文物工作與黨和國家全局工作同步同向、向上向好。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根本遵循。百年來，我們黨堅持以科學態(tài)度對待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chuàng)造的偉大文明，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中國考古學修史探源。中國現代考古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透過生產方式理解社會變遷，用實物資料重建中國史前史，闡釋中華文明發(fā)展道路，形成了鮮明學科特色，百年發(fā)展、歷久彌新。新征程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進工作，秉承實證傳統(tǒng)，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加快構建中國文物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人民群眾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締造者，是文物資源的創(chuàng)造者和守護者，是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源頭活水和根本動力。從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綱領，到提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再到明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任務；從故宮、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等“宮廷禁苑”變身“人民公園”，到各級財政支持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再到文博創(chuàng)意產品“飛入尋常百姓家”。黨領導文物事業(yè)的百年歷程，體現了人民群眾主體地位。新征程上，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積極推動文物保護利用融入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做到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堅持依法保護管理，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保障。我們黨注重以法律手段加強文物保護，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文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早在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就規(guī)定“所有名勝古跡應當被妥善保護”。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國家發(fā)展博物館事業(yè)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成為我國文化領域第一部法律。我國現有文物保護法律、行政法規(guī)和部門規(guī)章17部，地方性法規(guī)200余部。實踐證明，將行之有效的保護管理手段上升為法律規(guī)定，有利于壓實保護責任、管理措施和經費保障，引導各方出臺相關政策連貫協調。新征程上，必須牢牢把握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不斷健全符合我國文物保護特點的法律制度、執(zhí)法體系、司法機制、守法格局，提高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手段做好各項工作的能力。

堅持資源管理先行，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基礎。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文物資源調查是國情國力調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定保護管理政策的前提。以1956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為基礎，我國文物保護單位制度逐步建立。改革開放后，文物資源體系的不斷豐富、調查登錄和保護制度的不斷完善，全社會文物保護意識的不斷提高，直接得益于3次全國性文物普查和數次專項調查、巡回鑒定的推動。新時代對文物工作的科學性、前瞻性、系統(tǒng)性提出更高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建立健全歷史文化遺產資源資產管理制度，建設國家文物資源大數據庫，加強相關領域文物資源普查、名錄公布的統(tǒng)籌指導。新征程上，必須盡快完善文物資源管理機制，強化文物主管部門統(tǒng)一開展文物資源調查、認定、監(jiān)管的法定職責，進一步構建保護對象明晰完整、保護策略系統(tǒng)有效的文物資源版圖。

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是中國文物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理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發(fā)展中國文物事業(yè)的法寶。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從實際出發(fā)，提出“重點保護、重點發(fā)掘，既對基本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有利”方針。2002年，經過實踐摸索和理論探討，“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寫入文物保護法。以《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為代表的中國特色文物保護理論逐步形成，文物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加快構建，基于中國經驗的《北京文件——關于東亞地區(qū)文物建筑保護與修復》等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作出貢獻。新征程上，必須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堅持科技創(chuàng)新支撐引領，改革創(chuàng)新與固本培元雙側協同，守民族文脈之正、創(chuàng)時代發(fā)展之新。

（作者李群系文化和旅游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文章刊載于《學習時報》2021年11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