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城市往往是不同層次的行政中心或軍事重鎮，但隨著春秋末期首條人工運河的開鑿，以交通貿易為主要功能的城市愈來愈多。隋唐以降，在原有區域性運河的基礎上首次貫通了長距離、跨區域的全國性大運河，運河沿岸催生出一批重要的商業城市和經濟都會。淮安地處淮河之畔，泗水自北向南流至淮安泗口與淮河交匯，而溝通長江與淮河之間、中國最早的人工運河邗溝，也于末口與淮河交匯。便利的交通條件使淮安自春秋時期開始，即成為溝通南北水陸交通的關鍵節點，后歷經兩千余年，交通樞紐的地位始終十分穩固，并未像其他一些運河城市一樣，因自然水系或人工運道的變遷而興衰不定。縱觀中國運河的發展歷史，沿岸之名都大邑指不勝屈，然以長盛不衰而論，或非淮安莫屬。更重要的是，無論東西走向的唐宋運河還是南北走向的明清運河，淮河以北的河段始終以淮安為轉軸，以一地而牽動運道之全身，亦非淮安莫屬。

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

早在先秦秦漢時期，淮水和泗水即是江淮地區通往中原的主要水運路線。《尚書·禹貢》在記述九州貢道時，將淮、泗交匯的“泗口”作為徐州貢道和揚州貢道的重要交通節點。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以運輸軍糧為目的，開鑿了邗溝，從邗城（今揚州）引長江水，至末口入淮，再經泗口沿泗水北進中原。邗溝和淮水相接的“末口”與泗口一樣，除了有通航功能之外，還成為行旅渡淮的重要津渡。由此，在淮水南岸呈現出末口和泗口——東西相隔約60里的兩個聚落發展起點。

秦漢時，泗口作為地區性水陸交通樞紐有了進一步拓展。秦代于此設置了淮陰縣，成為淮安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分裂對峙，“水陸異路，山陽不通”（《水經注》卷30《淮水》），頻繁的軍事活動使得淮水一線戰略地位更加突出。西晉時，淮陰縣升格為廣陵郡郡治，成為地區行政中心。東晉永和八年（352年），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營建城池（《南齊書》卷14《州郡志》）。義熙年間，又在泗口設角城縣，在末口南置山陽縣，分屬淮陽郡和山陽郡。泗口和末口交通要隘和邊防重鎮的地位愈發突出，充當了南北分界線上橋頭堡的角色。而在末口設置山陽縣，已經離吳王夫差開鑿邗溝整整過去了900年。

淮水東南第一州

隋唐時期開鑿全國性大運河，位于南北向的山陽瀆和東西向的淮河交匯處的楚州，成為大運河在長江以北的最東點。楚州和泗州變成了淮河運道上東、西兩個重要節點城市，處于兩者之間的淮陰縣地位有所下降。開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置楚州，治山陽縣，“楚州”第一次作為統縣政區登上歷史舞臺，煬帝時一度撤廢。唐武德八年（625年），重新設立楚州，此后楚州城一直保持統縣政區治所的地位。

中唐以后，隨著經濟重心南移，溝通黃淮的大運河愈顯重要，楚州逐漸發展成商貿發達的大都市，城市重心從古淮陰縣向楚州城東移。裴耀卿、劉晏等推行轉般法，在楚州運河西岸設置了轉般倉。北宋時，楚州轉般倉仍是向汴京運糧的重要節點。唐代楚州人口顯著增長，城市規模擴大，漕、鹽轉運成為楚州對外經濟聯系的兩條紐帶，奠定了城市商業繁榮的基礎，大量商貨在此集散，通過運河銷往海內外，白居易詩中曾稱楚州為“淮水東南第一州”（《全唐詩》卷448《贈楚州郭使君》）。到了宋代，楚州更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四大運河城市之一，商稅數額僅次于汴京與杭州。

淮河水運重要性的上升，使楚州周圍的河道工程和水利設施開始增多。北宋雍熙元年（984年），淮南轉運使喬維岳開鑿沙河，以避山陽灣的風浪之險，使楚州的水運交通職能始有向西北轉移之端倪。至北宋末期，泗水下游河道發生變遷，泗口分成大、小清口兩處。南宋初年，黃河奪泗水等多股河道入淮，清口的戰略地位和重要性再次凸顯，成為阻隔南北的交通關隘，楚州也以戰備防御功能再次成為軍事重鎮。乾道初年，都統陳敏重筑楚州城池，堅固雉堞，被金使稱為“銀鑄城”。寶慶年間，改楚州為淮安軍，后改為淮安州，“淮安”作為淮河下游的城市名稱從此出現并沿用至今。咸淳九年（1273年），在大清河口設置了清河軍及清河縣。入元后，淮陰等三縣并入山陽縣，作為淮河下游沿岸最早縣治的淮陰縣自此淡出歷史舞臺。

河、漕、鹽三途并集一隅

明清兩代定都北京，大運河從東西走向轉變為南北走向，在清口會淮穿黃，廢置已久的古泗水河道重新煥發出光彩，成為溝通江淮運河與會通河之間的重要通道。淮安以控扼黃、淮、運三者交匯，成為運道的關鍵和咽喉，也是國家漕運、河工管理的中心，“河、漕、鹽三途并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賓客宴燕之樂，除廣東、漢口之外盛景象，雖吳門亦不逮矣”（《清朝野史大觀》卷7《清人逸事》）。淮安城市經濟得到了空前發展，逐漸形成了淮安府城與清江浦互為犄角的“雙中心”格局。

永樂遷都北京，重新確立了內河漕運，淮安城西清江浦河的疏浚成為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的最后一塊拼圖。隨著永樂十三年（1415年）陳瑄開鑿清江浦河，運河從淮安城東改由城西經過，運口也從末口移到了黃淮交匯口，城市商貿活動的重心進一步向西北傾斜。陳瑄還在清江浦河兩岸設立了淮安常盈倉和清江造船廠。常盈倉可以儲存200萬石漕糧，清江廠綿延20里，是全國最大的官營造船基地。成化七年（1471年），在淮河南岸設置了清江壩，運船、商船、民船北行至此，先車盤渡淮到對岸的王家營，再乘車或換馬北行。清江浦和王家營分處淮河南北，兩地對渡之所逐漸取代泗口和末口，成為黃淮下游最重要的津渡，“南船北馬、舍舟登陸”的交通樞紐地位亦由此奠定。王家營鎮在新中國成立后還成為淮陰縣（區）政府所在地。

淮安城的空間結構也在明代發生重大改變，圍繞著運河河道形成了三城相連的格局。淮安舊城自東晉筑城，明清時期聚集了漕運總督、漕運總兵官等眾多軍政官署，城內有專儲白銀的“淮庫”，常年貯存和調配的數量達30~40萬兩，規模僅次于京師銀庫。新城在舊城北一里，古末口之旁，扼守著淮河的對渡碼頭，自元代商貿開始繁盛，明代成為大河衛治所。兩城之間原不相聯屬，糧船屯集灣泊于此，后為了防范倭寇侵擾，修筑聯城（又稱夾城），將新舊二城聯為一體。

明中后期以降，因河工的需要，居于清口和淮安城中間位置的清江浦地位進一步上升。先是康熙年間河道總督移駐清江浦，雍正七年（1729年）又在此基礎上專設江南河道總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河縣亦遷治于此。同治年間，因黃河改道廢除南河總督，漕運總督吳棠將其衙署遷至清江浦的河道總督署，并在運河南岸修筑城池。清江浦的地位在清末全面超越了淮安府城，成為地區政治中心，并延續至今。

在淮安城和清江浦的輻射下，依托河道設施或公署機構，運河沿岸自東而西興起了河下、板閘、王家營、馬頭等小城鎮，憑借漕運、河工、鹽運并集一隅的優勢，以商業和服務性行業為主要支撐，與淮城、清江浦一道，共同構成了淮安運河沿岸的城鎮群。清中葉，淮安成為運河沿線最大的都市之一，“與天津南北兩大鎮屹然相對”。

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看，淮安城市的發展與運河關系密切。在漕運、河工、商業等多重動力的助推下，運河既是促成淮安從興起到逐漸強盛的原因和條件，也是影響淮安城市內部空間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城市重心從秦漢時期的古淮陰縣向唐宋時期的楚州城東移，又在明清時期呈現出淮安府城和清江浦并重的“雙中心”格局，三者之間既有聯動與融合，也有此消彼長的區位轉移，在不同時空中形成錯位發展的脈絡，共同塑造了淮安在運河城市群中南北咽喉的獨特地位。

作者：吳滔【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教授】張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