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無可爭議的黃金時代，發生在這個時期的百家爭鳴可謂家喻戶曉，而提起稷下學宮大眾則陌生了許多。戰國中期，齊國君主在都城臨淄的稷門之外蓋起了高門大屋，由政府出資，提供優厚的待遇，吸引列國的飽學之士來此講學授徒、著書立說、探討富國強兵之道和治國理政之術，為齊國的強盛源源不斷地培養人才，史稱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歷經了一個多世紀，它如同王冠上的寶石，璀璨奪目，承載了各種思想學說的交匯交流、互相吸取。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應運而生。關于稷下百家爭鳴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影響和杰出貢獻，近日，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白奚做客山東師范大學社科大講壇，圍繞“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這一主題作出精彩講解——

稷下學宮時期，

嚴格意義的百家爭鳴才真正開始

戰國時期，齊桓公田午在位時開辦了稷下學宮，經歷六代君主，他們以非常優厚的待遇招納列國的學者來此，展開了著名的百家爭鳴。以齊桓公即位那一年算起，一直到齊王建滅國，稷下學宮存在了大約150年。

首先，稷下學宮是中國最早的官辦大學。它由齊國政府出資，吸引列國學者到此，有名望的學者稱為稷下先生，來這兒學習的年輕人則叫稷下學士。先生們教學，學生們學習，所以，本質上稷下學宮是一個教育機構。

同時，它也承擔了政府智庫的職能。齊國政府經常就一些重大問題，提交稷下先生們討論，鼓勵他們提出意見，并且稷下先生們也不會擔心因言獲罪。

為什么是在稷下學宮發生了百家爭鳴？除了稷下學宮為學者們提供了優厚的待遇，還和當時的歷史條件、學術思想發展的狀況密切相關。

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春秋后期到戰國前期，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創時期，其標志就是先后出現了老子、孔子和墨子這三位偉大的思想家以及他們創立的學派：道家、儒家和墨家。第二個階段是戰國中期到戰國末期，這是一個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以百家爭鳴為主要標志。

這兩個階段是前后銜接的，沒有過中斷。如果更加具體、細致地考察，會發現學術思想在先秦時期并非勻速發展，而是越到后期發展越快。在前一階段，學派數目還不多，主要是儒、道、墨三個學派，而且都處于各自獨立發展的階段，彼此之間交流較少。到了第二個階段，百家爭鳴才真正展開，并且迅速達到了高潮。

前一階段學術思想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交流條件。首先是交通不便，列國之間都是山川阻隔，以古代的交通條件，即便坐車也要很久才能到另外一個國家。更重要的是，學者們分散而居，彼此隔絕。學術思想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各種思想之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促進。戰國中期以前，一直缺少一個固定的場所，以便學術思想的交流、爭辯。稷下學宮的創立，使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這個平臺極大地方便了學者們交流，一百多年間容納了當時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為古代學術思想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因此，進入稷下學宮時期，嚴格意義的百家爭鳴才真正開始，可以說，中國人引以為豪的百家爭鳴主要就是在稷下學宮中進行的。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好的時光

司馬光《稷下賦》中說，稷下學宮“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稷下學宮招致了全天下的重要學者，匯聚了百家思想的偉大學說。到了稷下時期，除了儒、道、墨三大學派，另外幾個原創性的重要學派，包括法家、名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等，都在稷下學宮相繼出現，并且迅速達到發展的高峰。

這些主要學派在傳承、發展過程中又出現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道家分成老莊派道家和黃老道家，大學派分化成了若干小的學派。而且稷下學宮的學者們都喜歡標新立異，都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所以號稱諸子百家。

稷下學宮的鼎盛時期是齊宣王時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稷下學士總數能達到數百千人，說明已經達到了很大的規模和聲勢。《鹽鐵論·論儒》記載：“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淳于髡是稷下元老，大概是最早到稷下學宮來的著名學者，齊宣王時期他去世，送葬的弟子多達三千人，足見學宮規模之大。

稷下先生待遇優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皆賜列第”就是每人分一套高級住宅，“為上大夫”就是給他們“上大夫”的級別，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他們“受上大夫之祿”，往往都是“資養千鐘”，享受很高的經濟待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稷下先生們“不治而議論”，這一點極為關鍵，“不治”就是不承擔具體行政職務，只是“議論”，教學授徒，著書立說，不用“上班”。稷下先生妙就妙在“不任職”，他們不在國家官員的正式編制之內，不必承擔具體的行政工作，所以才能有大量時間專門研究治國之道和議論國事。

此外，齊國君主對稷下先生們十分尊敬。稷下先生們可以在君主面前高談闊論，據理力爭，君主們只是洗耳恭聽，有時候還說得君主啞口無言下不來臺，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爭鳴辯駁是稷下學宮經常進行的活動，也是最精彩、最熱鬧的場面。這些辯論在形式上是不拘一格的：學派之間、學派內部、稷下先生們之間、學生們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都可以進行辯論。

稷下學宮制定了“期會”制度，即定期的、常規性的學術集會，主要內容是演講和辯論。“期會”由德高望重的學術領袖主持，稱為“祭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子由于德高望重、學問最好，曾經三次擔任“祭酒”，祭酒相當于現在的學會會長，應該是有任期的，可見荀子主持稷下學宮學術活動的時間很長。

稷下學者大都有出色的口才，有一套辯論的技巧，在辯論中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辯論的主題五花八門，稷下先生田巴“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稷下先生兒說“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如同打擂臺一般，上來一名選手辯論失敗就換下一名，以至于圍觀者上千，最后卻無人敢上臺辯論。由于稷下先生們常常都是能言善辯，他們也獲得了各種雅號，如田駢外號“天口駢”、鄒衍是“談天衍”、鄒奭是“雕龍奭”、魯仲連是“飛兔”……

百家爭鳴，主要就是通過上述方式進行的。不難看出，稷下學宮時期，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度過了歷史上最愜意、最好的一段時光。

黃老之學、荀子之學

是最重要的理論成果

稷下的百家爭鳴，首先是互相影響、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比如，儒家主張治理國家要“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用“德”和“禮”進行思想教育、道德教化，使民眾自覺自愿地配合政府。而法家則主張“以法治國”，運用強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否認道德教化的功用。這兩種完全對立的治國主張，最后在稷下學宮中走到了一起。

因此，稷下學術的一個特點就是綜合創新。各家學說進行著激烈的爭鳴，不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得一些新的理論嘗試和理論創造成為可能，從而產生了一些新的學說、新的流派。例如，黃老之學、荀子之學、精氣理論、陰陽五行學說等都是在稷下學宮中出現的。

從稷下學宮走出的眾多學派、思想家，每個人的思想都與眾不同、各成一家之言，都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時至今日，盡管稷下學宮留存下來的思想成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依然為我國的歷史發展留下了重要文化遺產。在稷下學宮中涌現的眾多思想成果中，最具標志性和影響力的要數黃老之學與荀子的儒家學說。

首先是道家的黃老學派。黃老之學不同于傳統的道家思想，它是由百家爭鳴中不同的學術思想進行融合而產生的。黃老之學將道家哲理和法家的政治主張相結合，以道家哲理論證法家政治，既提升了法家學說的理論深度，又使道家學說適應于當時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并在發展中不斷融合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因而，黃老之學在當時一度成為稷下學宮中主流的學術思想。

然而，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紛爭、戰火不斷，黃老之學難以得到實踐的機會，一直停留在理論層面。直至西漢初年，黃老之學終于迎來了用武之地。其時，社會大局甫定，連年戰亂使得社會民生凋敝，亟待休養生息，史書中記載，一度連皇帝出門都找不到八匹相同顏色的馬來拉車，王侯將相們出門更是只能坐牛車。所以漢初統治者將黃老之學作為治國的主要思想，利用其中“清凈無為”的主張，實現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目的。在黃老之學的影響下，漢初出現了中國古代第一個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說，黃老之學為古代的大一統皇權政治的長治久安擘畫了一個驚艷的開篇。

除了黃老之學外，稷下學宮中另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思想便是“禮法結合”，即“外儒內法”，將儒家的道德教化與法家的法治思想相結合，是百家爭鳴的又一大理論創新成果。這一思想發源于荀子，他目睹儒家的禮樂治國思想在現實中屢屢碰壁，認識到治國不僅需要禮樂教化，也需要一種強硬的制度作為保障，才能實現國家的長久安定。荀子主張將禮樂教化作為主要手段，以法治手段作為補充，不僅扭轉了法家嚴刑峻法的冷酷角色，也為傳統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增強了儒家學說的社會功用，更是為即將出現的大一統帝國提供了一個能夠長治久安的治國藍本。因此，經過荀子改良后的儒家學說，為后世歷代大一統王朝主要采用的治國思想。正如譚嗣同所言，“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黃老之學、荀子之學是稷下學宮中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從漢初至清末，這兩種學說相繼主導了中國歷史兩千余年，共同譜就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波瀾壯闊的歷史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