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信息的重要典籍，厘清每條河流從源頭到河口的情況，同時記述水系內的相關史地信息，對其研究發展為專門的“酈學”。本版三篇文章“脈水尋經”，為讀者介紹《水經注》的成書源流與當代意義。

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為綱記載區域地理信息最為著名的典籍。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為基礎(若干地區兼及域外),對許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進行綜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內容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部分。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代表作《中國科技史》中稱《水經注》是“地理學的廣泛描述”。

對《水經注》的研究，雖然自金代蔡珪著《補正水經》始，學者即開始作專門的研究且不乏相關著述，并進而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酈學”，但是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版本校勘與文句欣賞方面，即使被視為《水經注》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楊守敬、熊會貞合撰的《水經注疏》，也因限于當時的研究條件，還有很多問題（尤其是地理方面的問題）沒有解決，他們所繪制出的《水經注圖》也難稱精準，無法適應現當代學術發展的需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譚其驤先生在其《自傳》中即曾表示，在他主編完成《中國歷史地圖集》（共八冊）之后，最想著手的研究工作就是對《水經注》的系統探究，“重寫《水經注疏》，重繪《水經注圖》”。近些年，周振鶴先生亦多次在不同場合呼吁展開對《水經注》的地理學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紀以前中國的河流水道體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觀，并進而為今天的山川治理與景觀改造提供重要參考。

有鑒于此，筆者帶領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自2011年起，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利用相關傳世文獻、考古資料以及GIS數據分析手段，展開了對《水經注》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新撰《水經注疏》、新繪《水經注圖》，并已完成《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三種（五冊，包括汾水涑水流域諸篇、渭水流域諸篇及洛水流域諸篇）。

欲從事相關《水經注》的研究，文本本身的準確性至關重要。《水經注》版本眾多，在傳抄刊刻過程中，不僅存在字詞的訛誤，而且還發生了《水經》的原文與酈道元的注文相互混淆的情況。雖然經過明清兩代治酈名家，尤其是包括王峻、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及清末民初學者楊守敬、熊會貞等人在內學者的相繼不懈努力，上述《水經注》版本中存在的問題得以大體解決，但其中仍存有諸多問題。特別是一些清代學者為追求文通字順，臆改《水經注》文本的現象時有出現，這也使得今本《水經注》距酈注原書相去頗遠。胡適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力倡設法恢復“古本”，進而洞悉《水經注》最初刊刻時的面貌。職是之故，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以集校勘大成的戴震主持完成的殿本《水經注》為工作底本，擇取《水經注》流傳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三種（十五部）版本作為通校本，試圖揭橥古本與今本系統《水經注》在版本方面的異同及其發生字詞變更的軌跡，并最終呈現出一部最為完善、校勘精良且便于現代學人利用的《水經注》全新校本。

酈道元在《水經注》原序中說他撰寫《水經注》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默室求深，閉舟問遠”“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由此可見他對《水經》所做的“布廣前文”，大都是他依據其時代所見的各種文獻資料所作的“紙上談兵”，而非通常所認為的是他進行實地考察后的產物。而且，他行文著眼之處，主要又都是前代故事（此由卷十六《穀水篇》對洛陽城的描述采用以漢代洛陽城為主線的方式，可見一斑）。換言之，酈氏的這部書實是一部匯集了眾多典籍的歷史地理巨構。然而，由于酈氏文筆的巧妙，不少征引之處頗為隱蔽而少有頭緒。因此，對《水經注》征引文獻做全面的溯源，即史源學的探討，將酈氏自己的文字區別出來，不僅可以更好地了解《水經注》文本的構成，而且還能借此對漢魏六朝典籍，尤其是地理類的著述進行全新的鉤稽與整理。同時，也可借此不時發現酈氏的一些誤征誤引之處，從而加以糾正。鑒于楊守敬、熊會貞合撰《水經注疏》對酈注的史源已做了許多前期工作，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將充分利用其成果并最終使這一工作更趨完善。

清人王先謙在其《合校水經注》序文論及《水經注》全書結構是“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意思就是說酈道元把《水經》作為他描述的綱要和基礎，然后將相關的歷史和地理的很多信息都放進去，完成了超過《水經》原文近三十萬字的《水經注》，構筑了一個完整的中古時期山川與城邑的地理系統。然而，古今山川有異、城邑興廢無常，想要真正讀懂《水經注》絕非一件易事。因此，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在充分占有相關傳世文獻、出土資料及前人研究研究成果基礎之上，對《水經注》展開了深入的探究。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古今山峰（脈）水道的比照。將《水經注》所載大小山峰（脈）、眾多水道及其支流的名稱在現代大比例地形圖上一一與今山川比定（其中包括對酈氏記載錯誤之處的糾正），并給予今釋。其中涉及山川名稱的更改、水道干支流的變化（改道、斷流甚至干涸），從而最終達到復原中古時期山川地理與地貌的目的。

其二，古今城邑的逐一比定。將《水經注》所載北魏及其之前的大小城邑、都城的地望與形制盡可能準確地予以確定與復原；將《水經注》中保留的一些縣級政區的劃界信息進行匯集與考訂，進而嘗試復原北魏及其以前部分縣級政區的幅員；詳細考察《水經注》中保存的北魏及其之前的州、郡政區資料，并將這些資料，與相關記載相結合，最終最大限度地細化北魏及其之前的一些州、郡的設置情況。

其三，對其中重點提及的一些水利工程的形制進行復原。在山川城邑之外，《水經注》對北魏及其之前的許多水利工程（書中以陂、堤、塘、堰、堨、渠、水門、石逗等名稱出現，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涉及農田灌溉、防洪、航運等方面）極為重視，記載頗多，有些重要的水利工程亦不乏細節描述，這就為復原這些工程的形制提供了可能。如《水經·穀水注》記載了一處位于漢魏洛陽城西北、用來調劑洛陽城供水的重要水利工程——千金堨。這一工程興建于穀水與瀍水的交匯處：在交匯處的南端瀍水河道處，修建了千金堨的主體工程攔水壩，壩上建有泄洪用的水道；在交匯處的東端穀水河道上，又修建了千金堨的輔助工程溢流壩，目的是通過壩體高度增加水的流速，向東進入千金渠。這是一項頗為復雜的水利工程。盡管《穀水篇》中對千金堨的記載較為詳細，但如果想據此將這一現今已無跡可尋的古代水利工程的形制近乎原貌地加以呈現，則不是一件可以輕松完成的任務。在涉及中國古代水利史的著述中，對此工程的解釋也都語焉不詳。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在精讀文本的基礎上，提出多種假設，并經過深入討論，最終繪出了詳盡的等比例千金堨3D復原圖，相信可為相關人員進一步研究千金堨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要之，有關《水經注》文本的考釋的研究工作是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的重點與難點所在，也是最為耗時進行攻堅的部分。十余年來，研究團隊采取分工協作的形式，定期對文本所涉及的問題逐一討論，并最終在統一觀點后形成結論性的文字。

《水經注》的敘述特點，使得閱讀者需要有一套相應的地圖來對照協助，否則，基本上只能欣賞其中的一些華麗辭藻而對其中所提及的地理線索難明就里（這也是此書難通的主要原因）。也正因如此，自清代學者黃儀開始，便繪制出了各種形式的《水經注》圖，其中楊守敬、熊會貞師弟二人的《水經注圖》（楊《圖》）是目前學者參考最多的一種。然而楊《圖》囿于時代條件，不僅誤繪之處頗多，且圖面信息展示的精準性也不免大打折扣（實際上仍是示意圖），很難適應當代研究者的要求。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在前文所提及的《水經注》文本校定、史源出典及山川城邑考釋的研究基礎之上，根據今天的大比例尺地形圖，采取古今內容對照（“古墨今朱”）的形式，運用QGIS與CorelDRAW繪圖軟件，將《水經注》所載的地理情況直觀形象、科學精準地展現出來,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包括黃河的支流汾水、涑水、渭水及洛水諸流域的《水經注圖》部分。

清初學者劉獻廷稱贊《水經注》是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稍后的學者沈德潛則視《水經注》為古代記載河流水道著述中“不可無一，不容有二”的佳構。如此重要的一部典籍，在新的時代呼喚且需要有新的全面詮釋。假以時日，復旦大學《水經注》研究團隊運用傳統考證方法與現代的技術手段相結合的研究方式所進行的新撰《水經注釋》與新繪《水經注圖》研究工作——《水經注校箋圖釋》系列，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則指日可待。

（作者：李曉杰，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