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發源于東北地區西南部，分布于西遼河流域（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和遼寧省朝陽市境內），是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華夏文明最早的遺跡之一，距今約5000~6500年。它以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天性和與鄰區廣泛交流的開放心態，走過了中華民族發展融合的歷程。

紅山先民創造了具有禮制雛形的“壇、廟、冢”祭祀建筑群和獨具特色的玉器，證明紅山文化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點的文明之路，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重要源頭。紅山文化也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地域性文化，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著獨特的貢獻，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與中華文明起源密切相關

7月15日，2022年度紅山文化高峰論壇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區召開。專家們認為，作為中華文明起源過程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紅山文化研究將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北方模式”。

“紅山文化是距今5000～6500年在燕山以北、大凌河與西遼河上游流域活動的部落集團創造的新時代時期晚期考古學文化，因最早發現于赤峰市郊的紅山后遺址而得名。”赤峰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孫永剛介紹：“在考古界普遍認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華文明的源頭時，紅山文化只被當作一個分支或者是一種長城南北的‘混合文化’，但是，隨著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考古學者也開始將史前文化研究重點由黃河流域向北轉移，確認了紅山文化在我國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華文明發源的性質。”

據孫永剛介紹，紅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遼河流域相碰撞而產生的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文化，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陶器裝飾藝術和高度發展的制玉工藝。1983年開始正式考古發掘，先后出土了大量珍貴的紅山文化文物，其中大型碧玉豬首龍，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發飄舉，極富動感，是紅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出土時代最早的龍形玉器，被譽為“天下第一龍”。因赤峰境內多有龍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稱為龍的故鄉，紅山文化的先民應為龍的傳人。2003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第16地點中心大墓進行了最后發掘，發掘面積1575平方米，發現了紅山文化墓葬6座，出土了大型玉人、玉鳳等珍貴文物470余件。

紅山文化墓葬的獨特之處，即只隨葬玉器。牛河梁的1號冢是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的墓葬之一，在其豐富的隨葬品中，竟然沒有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普遍隨葬的陶器。根據紅山文化已發現的墓葬及隨葬品，可以得出紅山文化具有“惟玉為葬”特征的結論。同時，如果把出土的一些玉器同《周禮》中記載的六種玉禮器“璧、琮、圭、璋、琥、璜”相比較，可以發現，紅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備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禮”的雛形。“惟玉為葬”的實質乃是“惟玉為禮”。玉器是紅山文化的精髓，從而進一步證實了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

科學與藝術成就引人注目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結果顯示，赤峰市境內現存紅山文化時期遺址725處，是紅山文化分布區內遺址最密集、最集中的地區，見證了紅山文化孕育、形成、發展、興盛和衰落的整個過程，是紅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區。紅山區魏家窩鋪遺址是目前經科學發掘揭露面積最大的聚落遺址，共清理房址110余座，對于了解紅山文化的內涵與年代具有重要作用；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發現并復原了一尊紅山文化晚期的整身陶人，通高55厘米，頭部戴冠，神態逼真，表情豐富，在全國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見，被學術界譽為“中華祖神”。

“紅山文化中、晚期，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漁獵-采集經濟依舊十分發達，穩定而富足的食物來源為人口的迅猛增長和手工業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孫永剛對記者說，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的經濟形態中，漁獵-采集經濟占據重要地位，房址和灰坑內發現的大量動物骨骼、魚骨，是當時人們從事漁獵活動的實證。興隆洼遺址第一地點發現了人工栽培作物遺存，經鑒定有黍和粟兩個品種，證明興隆洼文化時期農業經濟已經產生，北方旱作農業系統在距今8000年前開始形成，為紅山文化的興盛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從古環境資料看，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在距今6000年左右結束干涼階段，氣候轉暖，為紅山文化晚期農業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客觀保障。

紅山文化時期，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手工業分化日趨加劇，出現了從事建筑、制陶、玉雕、陶塑與泥塑等行業的專業化人才隊伍。牛河梁遺址分布范圍達50平方公里，統一規劃，布局有序，建筑宏偉，壇、廟、冢規整有序，主次分明，是紅山文化晚期建筑業最高成就的體現。

紅山文化時期的科學和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前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后者是社會繁榮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標志。考古學家馮時認為，牛河梁第二地點三環石壇的外衡直徑為內衡直徑的兩倍，也就是說外衡周是內衡周的兩倍，說明冬至時太陽周日視運動的路徑和線速度應為夏至日的兩倍，這一現象與《周髀》的記述頗為一致。天文學知識的日漸積累，對于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紅山社會意義深遠。天文學研究成果為揭示遺址蘊含的多重功能提供了新視點。

記者看到草帽山遺址出土的石雕人頭像和牛河梁遺址出土的雙目嵌玉片陶塑女神頭像與真人大小相仿，五官端正，神態逼真。豬首龍、龜、魚、鳥、鸮等動物造型的玉器雕琢精練，動物體態準確，盡顯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藝水準，成為紅山文化標志性器類。

“作為主要藝術成就之一的彩陶，在紅山文化早期晚段開始出現，至中、晚期發展成熟。彩陶紋樣全部為抽象的幾何形圖案，既有單一母題紋樣，也有復合紋樣，在日用陶器和祭祀用陶器上均被廣泛應用。”孫永剛說，紅山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紅山文化陶器群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彩陶與壓印之字紋陶共存，徹底改變了本地區延續已久的壓印壓劃紋飾夾砂陶所占的一統局面。

推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

紅山文化起于多元、源于本土、生活在一定區域內的各民族通過遷徙、雜居、通婚等不同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人民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培育了偉大的精神，都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第一工作隊隊長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的重要一元，其精神信仰與祭祀體系源于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在紅山文化時期得到充分的繼承和發展。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紅山文化發展進入鼎盛期，社會內部發生重大變革，紅山文明逐步形成。

“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中國的地理核心，圈內所有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所統一的中國歷史的文明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孫永剛說，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是在史前各區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也是在創造了這些文化和文明的族群共同體的碰撞和融合的過程中出現的，二者是一個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

長期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教學與研究、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認為，中國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國的史前文化又是一種分層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進入文明時期以后，很自然地發展為以華夏族為主體，同周圍許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關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

紅山文化經歷了一段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種種跡象表明其晚期階段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化，步入初級文明社會，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為中華文明的進一步發展積蓄了力量。同時，紅山文化的諸多因素融入了中華文化體系之中，同中華大地上的其他地區文化匯聚在一起，奠定了日后幾千年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穩步發展的堅實根基。“紅山文化推動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并最終融入了中華民族的體系之中，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孫永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