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志。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wǎng)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欄目，闡發(fā)禮文化的內(nèi)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fā)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十二篇《禮的境界在“貴和”》。

宋逸民

中國文化是崇尚“和諧”的文明體系。和諧與中和的思想觀念，可以上溯到非常遙遠的上古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明的基因。中國文明在其發(fā)軔處，便體現(xiàn)了濃厚的“中”與“和”的智慧。比如《尚書》《周易》等先孔子時代的元典，都十分強調(diào)這一思想。這種“貴和”的精神，當然是先民長期生產(chǎn)生活實踐所緩慢形成的一種覺悟。而周代的禮樂文化對“貴和”傳統(tǒng)的正式成型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由此可見，“和”也便成為禮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禮樂，分開來看，禮尚別異，樂主和合；若禮樂合觀，其最高追求就是中和的精神與境界。《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將中和視為這樣一種最高境界。也就是說，禮別異，樂和合，禮樂相互為用，才能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孔子自覺地倡導“和”，倡導“和而不同”的理念，向往“大同”的理想。我們讀《禮運》就能明白，孔子所謂“大同”，正是一種“太和”的狀態(tài)，而決非“全同”。所以說，儒家的禮樂文化其最終追求就是達到社會和諧。

那么，禮樂文化為何要“貴和”？顯然，提倡“和諧”就是防止“混亂”，化解“沖突”。當年周公制禮作樂，就是在“小邦周”戰(zhàn)勝“大邑商”的勝利時刻，出于如何“敬德保民”以獲得“天命”永續(xù)的“憂患意識”下催生的。正如荀子關(guān)于“禮起于何也”的回答：防止爭亂，確立秩序。進言之，則是一種和諧的秩序。對和諧與秩序的重視，是古人認知世界、認識社會、認識人生的一種思想成果。也就是說，這一“貴和”的禮樂文化的形成，也有著更深刻的思想背景。

中國人認為，宇宙由氣組成，然后形成天地、陰陽、萬物，有了現(xiàn)象有了事物，就有了各自的性質(zhì)，這些性質(zhì)往往是相互對立的，比如陰陽、男女、美丑、善惡、是非，構(gòu)成對立的雙方。這種對立，必然向相反的方向，產(chǎn)生張力。這種反向的張力，就是矛盾。但是矛盾如何解決？沖突如何化解？可能有人主張“以暴易暴”，但是中國智慧說：“仇必和而解”。矛盾必須通過達到“和”來解決。在求和過程中，“斗爭”不可或缺，但并非最重要的手段，更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和”，就是要學會“妥協(xié)”，學會“對話”，學會“讓步”，雙方在一定程度上將自我稍加節(jié)制克制，達到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最終實現(xiàn)多元平衡的狀態(tài)。這種思想就是北宋大儒張載所謂：“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晚年格外重視這一思想，再三致意。他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最后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現(xiàn)代歷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發(fā)展的。”“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和世界的未來。”馮先生的弟子、著名學者牟鐘鑒先生認為：“這句話可以看成馮先生的偉大遺言。”兩位先生的這幾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儒家禮樂文化所倡導的“和”，至少包含六重維度：個體身心和泰，家庭關(guān)系和睦，人際關(guān)系和善，社會狀態(tài)和諧，國際關(guān)系和平，天人關(guān)系和順。這都是需要禮樂來實現(xiàn)和維系的。

禮樂對于個人修身而言，就是追求身心和泰。近代學者謝幼偉先生說：“孔孟教人，亦首重禮。”孔子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自幼生活在“周禮盡在”的魯國，“為兒嬉戲，陳俎豆，設(shè)禮容”，“入太廟，每事問”，成為禮樂修養(yǎng)極高的君子。他“溫良恭儉讓”，“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些弟子眼中的孔子形象，正是禮樂熏陶的結(jié)果。禮樂能夠由內(nèi)而外發(fā)揮修身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經(jīng)呼吁：“大興禮樂教化，從人的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yǎng)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恬謐的心理。”

禮樂對于家庭建設(shè)而言，就是追求家庭和睦。古人一般所謂“家”是大家族，不像今天的核心小家庭，因此所謂“齊家”并不容易。家庭成員處于若干倫理關(guān)系之中，其間有親密、有情感，也有沖突、有矛盾，正所謂“清官難斷家務(wù)事”。對于家庭成員，如不注意從小予以良好的教育和規(guī)范，長大后往往難以成器，尤其是一些富貴子弟，從小養(yǎng)尊處優(yōu)，高高在上，被過分寵愛，養(yǎng)成一種自私、偏執(zhí)、狂妄的性格，無視規(guī)則，不懂尊重，破壞秩序，最后釀成不良后果。禮樂的功能就是明確每個家庭成員的倫理角色及其責任義務(wù)，此所謂“正名”，繼而通過各種家族禮儀活動將家庭成員團結(jié)在一起，再經(jīng)由家規(guī)、家訓、家教塑造良好家風，創(chuàng)造和睦的家庭環(huán)境氛圍。在家既要講規(guī)矩，又要有溫度、有情義，如果家庭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各盡其職，那么這個家庭自然可以和睦溫暖。這就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家和萬事興”。

禮樂對于人際關(guān)系而言，就是追求人際和善。中國古代社會是倫理社會，也是熟人社會，禮樂能夠非常微妙地調(diào)節(jié)好人際關(guān)系。在現(xiàn)代社會，盡管陌生人的交往日漸增多，但是禮樂的功能就是讓陌生人能夠迅速建立起情感互信，發(fā)揮良好溝通交流的作用。這其中的奧秘就是禮所表達的尊重感，樂所表達的親近感使然。

禮樂對于社會而言，就是追求社會和諧。自古以來，追求平等，就是一種人類的愿景。孔子強調(diào)“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周急不繼富”的思想，體現(xiàn)了孔子為弱勢群體的一種呼吁，從而為實現(xiàn)社會和諧奠定基礎(ch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恰恰是孔子的理想。社會是非常復雜的“群”，其間的矛盾更多更大，化解之道更難。舉其犖犖大端，無外乎法與禮兩途。而孔子認為：“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社會的治理，最經(jīng)濟實惠的莫優(yōu)于禮治了。歷史上所形成的“禮序”，恰是德治的外在表現(xiàn)，而德則是禮的內(nèi)核。

禮樂對于國際關(guān)系而言，就是追求國際和平。儒家向往“協(xié)和萬邦”，追求“天下太平”。不僅是孔子所處的天下秩序下的列國關(guān)系，還是今天的國際秩序下的國際關(guān)系，都需要和諧。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一種列國林立、諸侯分峙現(xiàn)狀，孔子提倡禮樂，也是在反對以強凌弱、以大吞小，反對極端政治，起用隱逸的賢能之人，使其各盡所能，使國與國之間達到“中和平衡”的狀態(tài)，即“天下平”。其實，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也符合更廣大人群的利益。因此處理國際關(guān)系便需要一種“先禮后兵”的智慧。

禮樂對于天人關(guān)系而言，就是追求天人和順。中國文化強調(diào)天人合一，強調(diào)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有機連續(xù)、持久和諧。在中國哲學看來，萬物休戚與共，息息相關(guān)，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無不關(guān)聯(lián)。北宋大儒程顥《識仁篇》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禮樂文化之下，包含著對自然的敬畏，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當人與自己、家庭、社群、自然等都能以禮樂處之的時候，便實現(xiàn)了和諧，推其極致便是“太和”的境界。在曲阜孔廟，有一座明代嘉靖年間樹立的牌坊，上刻“太和元氣”四個大字。我們都知道，孔廟的所有題刻皆是贊美孔子的，此“太和元氣”也不例外。這個“和”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人格，也最能體現(xiàn)禮樂的境界與追求。

據(jù)《近思錄·圣賢》記載，大程子評議孔子、顏子和孟子：“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宋儒用“元氣”來贊美孔子，并非偶然。我們知道，氣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獨特范疇。西方哲學家說這個宇宙世界的起源是水，火或原子。中國哲學家則說宇宙是氣組成的。元氣就是最原始的氣，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能量，是生命之本源，它化生萬物。

“太和”，我們更不陌生。在北京故宮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無不突出“和”。什么是“太和”？這個詞來源于《周易》“保合太和，乃利貞”，這是最美好的一種狀態(tài)。其實，和就是一種多元平衡的狀態(tài)。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諧平衡狀態(tài)。所以用“太和元氣”來形容和贊美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思想、孔子的人格，不僅是說孔子境界之高，而且其中蘊藏著最為深沉的能量。

有子在“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句話后，接著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和諧，必須通過禮樂來實現(xiàn)。禮樂文化內(nèi)蘊著和諧的精神，也不斷地追求著和諧的境界。不論是禮所建基的仁、理、情、時，還是別、謙、讓、節(jié)等精神，以及序、中等目標指歸，最后皆歸元于“和”這一境界。禮不是造成“吃人”的枷鎖，而是通向“成人”的橋梁。如果我們向往美好健康新生活，追求“情理交融、美善合一”的境界，那自然離不開禮樂的滋養(yǎng)與熏陶。至圣先師“不學禮，無以立”的教誨，梁漱溟先生“大興禮樂教化”的呼吁，不正需要我們今天認真聆聽、篤實踐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