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重新審視古典中國“傳統之家”？

作者 綦天柱 長春師范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外國語學院教授

各國文化特色，如江河入海，水系千形萬狀，流經之處并非出自設計，而是各自阻力最小、代價最低的路徑，主流支流，莫不如此，哪怕改道，亦循此理。此處隱奧，往往令人倒果為因，甚至削足適履。古典中國的“傳統之家”，便是此中范例。

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五四運動以來，古典中國“傳統之家”在西方文化浸潤之下重構為“現代之家”，卻引發了眾多社會問題。如今，新時代的中國正重拾文化自信，回望家文化浮沉流變，重新審視古典中國“傳統之家”正當其時。

“傳統之家”以何為基

中文的“家”字，至少包含了英文“home”和“family”的雙重蘊意；而中國傳統“家”文化中，“家”是個體的出發點和歸結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

首先，“傳統之家”根植于祖先崇拜。道家講“子孫以祭祀不輟”，儒家則“敬鬼神而遠之”，將“神”模糊為“天”和“天意”，高高架起，同時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仁=人+人)，把中國人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神的想象轉向了祖先崇拜，具象為極具中國特色的宗族制度，而載體就是古典中國的“傳統之家”。

千年以降，“傳統之家”是中國非宗教化的底層免疫系統。所謂祖先崇拜，從某種角度看，即通過祭祀、掃墓等固化禮儀，讓生者看到先人永在，子孫無窮匱也，從而消減、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而對死亡的敬畏恰恰是宗教意義生產機制的終極驅動。

外來宗教，或如佛教徹底中國化以求融合，或被“免疫系統”所收服。無論是“南朝四百八十寺”，還是明清基督教“禮儀之爭”，都無法動搖祖先崇拜體系，更無法撼動古典中國的“傳統之家”。

其次，“傳統之家”實現了多維度“成本最小化”。傳統意義上的“興亡周期”源于農業國資源有限，內卷到極致而產生治亂交替。“傳統之家”則極大降低了各階層融入政治體系的成本。

從上層看，無論是西周至戰國的“家國同構”，還是宋至明清的“家國共管”，都在保持極小官僚集團、最小化治理成本的同時，實現了“超穩定結構”；從中下層看，“傳統之家”通過規模效益使生存成本最小化，對外可以通過合力辦成大事，對內則發揮著“金融部門”“慈善機構”等作用。即便今日，在家祠制度仍有威力的江南、嶺南地區，生意人往往更容易從宗族內部籌措到大筆資金。

“傳統之家”有何“隱奧”

中國“傳統之家”被詬病處多有“隱奧”，比如被口誅筆伐的嫡庶之爭、家長制等，深究起來，未必盡然。

中國“傳統之家”家族內部鼓勵競爭。上至皇室，下至黎庶，多子多孫往往讓能者脫穎而出。三國時期，袁氏一族人丁興旺，每個都頂著“四世三公”的光環，但最后脫穎而出的僅僅二人，庶出的袁紹又完全壓倒了嫡出的袁術。最終打敗袁紹、統一中國北方的曹操亦不過庶長子而已。唐宋時期，科舉制度唯才是舉，讓嫡庶之爭變得不那么緊要，而律法規定父輩遺產“嫡庶按子均分”，則進一步降低了嫡庶差異。

反觀中世紀的歐洲，大體而言，無論爵位還是財產都是“長子通吃”，其余諸子需另謀出路，不公平程度尤甚。

傳統文化中的“家長制”，弊端廣為人知，深層原因卻未必盡人皆知。比照資源相對寬松的西方商業文明，中國“胡煥庸線”以內的可耕地十分有限，且很快開發殆盡，一般年景下農人不過保有半年口糧。據鄧拓《中國救荒史》中介紹，中國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商湯時期直至1937年止，3000多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每6個月一次。如此嚴苛自然條件下的傳統農業家庭幾乎沒有試錯空間，決策一旦失誤，接踵而來的可能就是生存危機。緣于此，在“傳統之家”中，家族成員讓渡決策權于族內最有經驗、最具權威的族長幾為必然之選。

15世紀的歐洲，小小的威尼斯城邦歲入與整個大明相當。生存資源的豐厚意味著廣大的容錯空間。如果將古典中國的“傳統之家”放大來看，大河泛濫，災難頻仍，是中國社會早熟且力求穩定的肇因之一。

“西式家庭”迭代亦有困境

西方家庭觀念演變，一在宗教救贖，二在契約精神。古希臘和古羅馬本為多神教，古羅馬甚至盛行家神崇拜，使得宗教具有極強的宗法性(有類似祖先崇拜功用)。信眾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亞伯拉罕諸教，尤其是基督教強調“愛父母過于愛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于愛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門徒”，用一神體系替代家庭血緣成為社會的底層結構，家從此只是個人的出發點，而非歸結點。

以康德為代表的西方哲人進而主張，父母未經允許就生下子女，須有無償撫養義務；但等孩子具有自由意志之后，親子之間剩下的就是契約關系。這種說法，民國時期大行其道，極大地動搖了中國家文化的根底“孝道”。

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期表示，中國的家庭或家族倫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遺物；魯迅立論“父子間沒有什么恩”；傅斯年則在《新潮》首期指“中國的家庭”是萬惡之源；蔡元培也說，家庭可以廢除。

客觀上說，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有歷史和現實合理性。當時，批判中國家庭，對標的是西方個體契約式家庭，認為前者壓抑天性，后者尊重個體，但通過解構“養育之恩”和“忠孝之道”來主張個體自由，委實不可取。

當今時代，追求個性與自由無可非議，問題是過猶不及，如果個人主義泛濫到精致主義或沒有底線的利己主義，契約精神到了斷言養育之恩“毫無恩情可言”的地步，那么無論古今中外，論爭、斗爭甚至戰爭就毫不奇怪了。

“傳統之家”何去何從

不難發現，同在東方、同為儒家文化圈但西化更徹底的日本，接觸西方文明后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自我否定，崇尚歐美；二是趕超或局部趕超后，重拾自信，回歸傳統價值觀。我們現今正好處在第二階段。

文化自信，首在文化自知和自尊。當今世界，無論東西，皆以“人”為本，而儒家則以“仁”為本，著重且擅長處理的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遵從“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基本理念。

傳統大多不會不合情理，卻會不合時宜。從“修身”體察自然人性，由“推己及人”體察個體與集體的邊界，補齊短板的“傳統之家”，可以防止個人主義過度發展，繼而由“齊家”而“天下承平，國家大治”。

中國人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by God)”譯為“人生而平等”，在傳統造物主日漸式微的當今世界，重新將人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定義為“父母—家庭”，也是暗合了回歸人本、回歸家庭的未來趨勢。中國“傳統之家”根植于牢固的血緣親情，依托仁和禮，具備了可實操的社會性，進而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也具備一定的普適性。

近些年，中國青少年掀起的“國潮”不僅是消費潮流，也是價值觀、生活理念回歸傳統的表現，而“尋找家風”活動的走紅也折射出社會對傳統家文化回歸的熱盼。

當前，深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的“傳統之家”，值得我們反思其合理性，深挖其適應性，發揚其優越性，將“傳統之家”優化為普適的“現代之家”，實為當代必有之義和應由之路。(完)

專家簡介： 

綦天柱，長春師范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長期深耕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領域，專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承與發展，在國內多所高校、科研院所開設“中學西傳”與“西學東漸”系列課程。近年出版專著4部、譯著5部，獲省級科研一等獎，論文獲《新華文摘》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