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籍記載，春節在唐虞時叫“載”，夏代叫“歲”，商代叫“祀”，周代才叫“年”。有關春節的法律規定，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關于假期的天數。春節放假七天，一般認為是從唐朝開始的。唐玄宗頒布的《假寧令》：“元正、冬至，各給假七日。”意思是，春節放假七日，冬至放假七日。

宋代延續了這個天數，不但保留著元日（即現在的春節）、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的規定，公務人員到了年終還有“封印”假期。所謂“封印”，就是把官府的印信、關防等加上封條鎖起來，也即代表著停止辦公。而相應的，“開印”即是指打開封條，重新恢復辦公。

明代的春節假期一般是四天，從除夕到正月初三。所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說“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開”。但京城的官員和各地方的重臣在初一這天要給皇帝拜年，無形中少了一天的假期。

清代的春節假期是一個月。每年的封印日，在臘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這三天中選擇一天，同樣的，開印日，在次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中選擇一天，三天中具體選擇哪一天，則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奏明皇帝后頒示全國遵行。每年的封印和開印官府都要舉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禮。屆時衙門四處都張燈結彩，粉飾一新。官員們身穿朝服，喜氣洋洋地互相拜賀，“望闕行九拜禮”。在封印到開印的一個月里，官員們可以走親訪友、縱情玩樂。但是開印之日一到，各衙門則恢復辦公，濤聲依舊了。

第二，春節假日期間，一些官吏不得休假，而要履職。在周代，立春是先民必須舉行的盛大節日活動，因此立春又叫春節。周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去東郊迎春，祈求豐收。回宮后要賞賜群臣。

春節早上，大臣要向帝王拜年。周朝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諸侯與文武大臣會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賀新年；漢代則稱之為“朝賀禮”；經魏晉至唐宋，直到清末，此儀式世代傳承，規模之盛大熱烈，堪稱空前。這種儀式就是團拜。朝廷要舉行很重要的朝賀之禮。皇帝要穿上平日里不穿的最隆重的袞服，百官都要在這一天趕來向皇帝“拜年”。文武百官上朝的時候都會穿上象征吉祥的紅色官袍，平日里大臣們上朝卻并非規定一定要穿紅色官袍。

在唐朝，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級地方官必須早早地上朝給皇帝拜年。因此京官和高級地方官不能在初一當天跟家人團聚，而是要跟皇帝團聚。此外，地方主要行政長官在春節期間嚴禁離開衙門回老家。這就斷絕了地方官員在老家過年的可能性，他們要想跟家人團聚，地點只能定在衙門。唐朝韋應物作詩《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云：“一從守茲郡，兩鬢生素發。新正加我年，故歲去超忽。淮濱益時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風景溫，城池草木發。高齋屬多暇，惆悵臨芳物。日月昧還期，念君何時歇。”大意是說：我自從做了縣長之后，每年春節都沒回去過。我在衙門里感到很冷清很無聊，不知什么時候才能與家人見面。

地方一般的公務員，才有機會享受年假，每年臘月二十“封印”，停止辦公，回家過年省親，與家人聯歡，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趕回衙門“開印”辦公就行。

對中央御史監察部門，過年往往是朝廷察民風的極好時期，中央往往會派出巡視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漢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

假日期間要安排公務員值班。通常是各個衙門安排新入職者來值班。《南部新書》記載，唐代御史臺凡新入職的官員，承擔新年過節值班五天的任務，謂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縣初授官者，也要“伏豹值”。不管是平時的星期天，還是新年假日，新入職者都得為那些“老兵油子”替班。當然，如果新來的官員能夠拿出錢送禮走后門，也可免于值班。據說這個傳統始于西漢，唐代以后幾乎公開化，家境貧寒的新官員就是在春節期間生病告假，還得用例定的休息日來抵償，有的甚至一年到頭都要值班。

宋代開封府刑獄機構會在元宵節期間利用燈飾、圖像演繹獄戶故事或陳列獄具等表演審犯人以普法；臨安府每至傍晚還要差人到各家各戶詢問，點燈的油燭是否夠用，若不夠，官府“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到了放燈最后一夜，臨安府尹要出來拜會市民。

第三，官員不得利用過節受賄、賭博和過度娛樂。《魏書·刑法志》記載：“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什么叫“義贓”？南宋學者胡三省解釋：“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污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有了這規定后，“食祿者局蹐，賕謁之路殆絕”。官員們不得不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唐律》規定：官員受賄“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賄“罪止杖一百”。這里自然包括了過節收送禮物。元朝《禁治察司等例》規定：“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違者以贓論。”

康熙時期為整頓春節鋪張浪費和腐敗現象，明禁送禮之風，要求大小官員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張貼一張公約：“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閑，應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歲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親友，或謁進，或游學，或覓館來京枉顧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不敢答拜，統希原諒。”

過節中官員賭博、逛街等娛樂行為都是不允許的。《宋史》記載，王安石為相時，就愛干預官員們在新年假日里的娛樂，“時汴京員吏好因元正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在不鋪張浪費的前提下，允許官員在節日期間展現一下個人情調。唐朝詩人盧照鄰過年期間獨自去野外尋找樂趣，“歸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場”；白居易則是“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節會把一年來寫的詩抄錄一遍，把詩稿放在一個盆里，然后焚香禱告之后，燒掉詩稿；《唐才子傳》載：“（賈島）每至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于幾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蘇東坡常在筆耕中度過除夕，“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

總之，中國古代過春節，對官員來說，公事不廢，歡樂有度。

作者｜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