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途之際，屈原身著白衣，漫步行吟，腳下如陷污泥，思緒卻游覽在宇宙天地，發出振聾發聵的聲聲詰問和慷慨陳詞，“得罪幾百個貴胄，不負千千萬萬楚國的庶民……”3月22日，由湖北長江人民藝術劇院、湖北三峽演藝集團創作演出的新編無場次歷史話劇《屈原》，將作為2023年新時代舞臺藝術優秀劇目展演的參演劇目，登臺中央歌劇院劇場。

新編《屈原》呈現出另一種樣貌

1942年，郭沫若先生首次將屈原這一形象搬上舞臺，他以楚懷王對秦外交上的兩條路線斗爭作為全劇情節線索，構成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后等人之間的戲劇沖突，呈現詩人悲劇的一生。這部寫于抗戰時期的作品，天然有著深沉的現實指向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此次由中央戲劇學院教授、劇作家黃維若擔綱編劇，戲劇導演藝術家郭小男執導的話劇《屈原》，則呈現出另一種樣貌。

該劇運用倒敘的手法，以屈原和楚懷王復雜的人物關系為情感紐帶，鋪陳屈原的人生軌跡和心理轉變，反思主人公的一生，反思楚國過去的歷史。劇中，屈原和楚懷王有著亦君臣亦兄弟的復雜情感，屈原既是才氣縱橫的詩人，又是偉大的愛國者。楚懷王作為性情中人，對屈原的感情十分復雜，既欣賞對方的詩歌造詣，又不茍同其政治主張。他雖不算完全昏聵，但也并非合格的君王。于是，這兩個人物及他們的人物關系，就具有以往同題材作品中未出現過的獨特性。

“屈原就是一部大交響”

此次，兩位實力派男演員聯手出演成為全劇的一大看點。劇中飾演屈原的是在《焦裕祿》等多部熱作中擔任主演的王洛勇，飾演楚懷王的則是最近因《狂飆》中“曹隊”一角廣受喜愛的郝平。

在王洛勇眼中，這個角色有“伽利略”的影子，有“羅密歐”“朱麗葉”的影子，也有“李爾王”的影子，“劇本真的是把古今中外的戲劇表達方式用中國人的方式經過吐故納新之后，呈現給了觀眾。”在研讀劇本的階段，王洛勇用“甚至被打蒙了”形容自己的感受，“越讀越發現自己對楚文化的了解不夠，甚至還有那么多的生詞不認識，在學習的過程中會發現，屈原在那么痛苦的人生經歷過程當中，伴隨著對天體、對猛獸、對鬼神、對社會、對人的思索，他是那么縝密地在研究自然現象，生命的過程以及生命的意義，很多未知的東西他都在追問。”

很多年沒有在北京的舞臺上演話劇，上一次還是國家大劇院的《簡·愛》，王洛勇說，“屈原的那個時代，楚國崛起之后就是秦國，在那么一個暴力很流行、暴力有效果的時代，屈原居然提出強國不是為了殺伐征戰，這同那個時候的理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考慮的就是讓庶民能過上好日子。他天生背叛，中國知識分子在推動文明的進程當中，屈原是一個精神象征。因此往臺上一站，演員心里要有底，這和《簡·愛》中的羅切斯特完全不一樣。如果說羅切斯特是單旋律的，那么屈原就是一部大交響。”

有品的戲就有大氣雋永的劇場效果

飾演楚懷王寵妃鄭袖的則是在《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里出演“小秦氏”的話劇演員王一楠。已經多年沒有離開上海排戲的她，因為此次是當年火遍全國的話劇《秀才與劊子手》的原班人馬而答應飾演鄭袖這個角色，但她稱這個劇組太“卷”了。原本以為自己只有幾分鐘的戲，卻沒承想被其他幾位演員的專注與投入搞得近乎瘋狂。“那時我們是在武漢旁邊的一個生態園區封閉排練，王洛勇老師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沿著江邊跑步，他的戲不只有大量的臺詞，對體力和氣息上的要求也很高，晚上吃完飯以后，依然能看到一個黑色的身影又開始奔跑。郝平老師則是永遠拉著你聊劇本，為了不被他們甩下，為了演出楚文化的味道，即便我自己的戲排完了，仍然要去和大家一起練形體、練基本功、練楚舞。雖然很‘卷’，但這樣的創作氛圍和這樣的團隊，是非常爽的。”

郝平在排練過程中始終記著的一個字，就是導演提出的“品”，“一個戲要有品，有了品也就有了大氣雋永的劇場效果。這個戲有很神秘的東西，有一種楚國當年特有的巫文化的氣質。”

提到屈原除了端午和粽子還有更多

劇中以古今結合的方式，既完美還原《橘頌》《九歌》《天問》等原作的優美辭藻，同時通過詩意的白話文解釋其意味，從而構成本劇強烈的語言特色。在編劇黃維若看來，“屈原在歷史上眾說紛紜，光是哪年出生的就有11種說法，關于他的行蹤、他的詩詞，歷來都是一頭霧水，但給我啟發最大的還是他的詩歌。文辭中你能看到一個痛苦、頑強不屈，把自己內心的訴求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詩人，想象力又是那么的豐富，語言表達又是這樣的美麗。正是詩歌中所映照出的這樣一個人的內心，奠定了這個人物的基本框架。”

舞臺上營造出獨特的東方美學意境，神秘、夢幻、恢弘的詩中天地。正如導演郭小男所說：“此次的劇本，對于美學、哲學甚至人文上的開拓，和百年前郭沫若先生的筆觸完全是另外一個境界。楚文明中有民俗、有浪漫、有詭異，屈原對宇宙觀的追問到今天也依然存在。這就給我們的創作帶來了很多課題，除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外，他的境界和情懷，他具有的宏大包容性。特別是他和楚懷王40年的糾結，時而親密無間，時而爭論不休，劇本搭建了一個非常有楚文化精神特征的競爭關系。《天問》《九歌》等，構成了他的一個個人格框架、精神框架、理想框架，也最終構成了屈原的整體形象。某種意義上，他的投江也是因為理想不能通達，以這種方式完成了一種祭祀。希望大家看過這部劇后，提到屈原不要只想到端午和粽子，還有更多值得亙古傳揚的品格。”

文/本報記者  郭佳  統籌/滿羿

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