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區其他區域紅燒土堆積

編者按：3月28日，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這些考古發現生動描繪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本版邀請兩位考古專家撰文，詳細介紹獲選的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和入圍終評階段的濟南王張榮家族墓，讓這些看似遙遠的考古發現離您更近一些！

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趙家徐姚遺址名列其中。遺址距今已有1.1萬至1.5萬年，它是如何被發掘出來的？考古學家在研究中有哪些新發現？它又是憑借什么在激烈的角逐中成功入選的呢？

發現 遇到一片紅

淄博市趙家徐姚遺址考古要追溯至2021年10月，本著“先考古、后出讓”的土地政策，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為了配合基礎建設，在臨淄齊國故城附近趙家徐姚遺址，對1300余座戰國至漢代墓葬進行考古發掘。考古工作有時就像偵探，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密切地觀察土層土色的變化，從而及時找到解讀歷史信息的蛛絲馬跡。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考古負責人、副研究員趙益超帶領團隊在一個個看似平常的日子中，清理著一座座墓葬時，注意到距離地面4至6米的漢代墓壁剖面露出了一處很薄的紅燒土痕跡。紅燒土一般指用火燒烤過的黏土。新石器時代古人曾用這種材料來建造居室。室內地面用紅燒土來墁地，可以防潮；墻壁和屋頂用搗碎的紅燒土和草相拌，涂抹墻壁和屋頂，既結實又易干燥。位于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境內距今5800至53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心聚落遺址——凌家灘遺址就考古發現過400多平方米的紅燒土密集分布區，最深處達3米。考古專家分析，那里或是5000多年前凌家灘人的居住區，也許存在今天類似“市政廳”的大型建筑。

紅燒土的出現，意味著古人用火生活或“定居”。從豐富的考古經驗出發，趙家徐姚遺址考古隊員順藤摸瓜，在4至6米深的墓壁剖面上發現了更多紅燒土堆積，其深度遠深于新石器時期的后李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所在的古土壤層。考古負責人趙益超敏銳地意識到紅燒土的埋藏年代應該會很早，立即選取了兩份碳樣快遞送至美國考古實驗室進行碳14測年。經過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碳14年代測定，趙家徐姚遺址發現的紅燒土年份為距今1.1萬至1.5萬年。該年代正是中國考古文化系列中舊、新石器過渡階段。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趙益超仍難掩興奮，“這個痕跡所在層位遠深于距今8000多年的后李遺址所在的古土壤層，我們判斷為舊、新石器過渡時期，是人類使用火的痕跡。如果證實，將填補山東地區史前人類遺存發現的空白，為認識舊、新石器過渡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提供關鍵證據。”

歷史的“秘密”總是在考古隊員們抽絲剝繭的發掘中露出端倪。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紅燒土年份的確定，給考古工作者帶來強烈的希望和信心的考驗。因為這一時期處于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大歷史變革期，如果能發掘出明確的人類遺存，將填補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的關鍵缺環。

趙益超為首的考古團隊以地層剖面出現的紅燒土為中心進行解剖發掘，希望找到更多的人類遺存。最開始的發掘并沒有發現明確的人類遺物，大家感到很困惑，直到發掘出第一片陶片。之后隨著越來越多陶片和陶器的發現，以及動物骨骼和火塘的發現，趙家徐姚遺址考古隊員的心才安定下來。最彌足珍貴的是，考古人員在對趙家徐姚遺址紅燒土堆積的全面發掘過程中，于趙家徐姚村西發現一處距今1.31萬至1.33萬年、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動營地。這個核心區域總面積約400平方米、平面近圓形的遺址逐漸露出原貌，有明顯火塘三處，出土遺物以動物骨骼、陶片、陶塑為主，還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殼制品，總量達1000余件，其中包括100余件陶塑制品。

研究 分析一片陶

作為一個距今1萬多年前的淄博趙家徐姚村遺址完整地被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來，有火塘、有陶器、有動物骨骼，還有石制品等，考古文物和歷史信息都十分豐富。“時間這么久遠，能完整保存下來非常不容易。”趙益超考古團隊也深知這次考古機遇的重要性和幸運性，他們圍繞這個1萬年前的古人營地運用最新手段進行了多學科考古研究，從年代、沉積、植被、氣候等多個角度，以期最大限度地探討以趙家徐姚遺址為中心的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人地互動機制。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淄博趙家徐姚村遺址出土陶片的整體分析，“出土的陶片質地均勻、器型規整，胎土摻雜著植物莖稈，屬于典型的夾炭陶工藝，說明當時的制陶工藝已經相對成熟。”考古隊員們經過對遺物的研究、整理發現，陶器在當時已經運用到日常飲食生活中，陶器的口沿出現了花邊、方唇、圓唇的花樣。淄博趙家徐姚村遺址的先人制陶技藝水平高超，最顯著的特征是陶片中夾雜著植物的莖稈，陶片均勻，內外壁磨光，從功能和形制上出現炊器和容器的組合。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淄博趙家徐姚村遺址內出土動物骨骼的整體分析，發現在大量動物骨骼中，其中以環頸雉等鳥類和鹿類為主。其中一些鹿類和鳥類的骨骼表面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切割加工等痕跡，這種現象表明這一區域古人類存在著一定量的肉食消費，肉食消費的對象以容易獲得的鳥類和鹿類為主。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趙家徐姚村遺址出土的100多件陶塑的整體分析，可以清晰看到這批出土陶塑均為泥制陶，陶塑形狀整體比較隨意、抽象、初級。這批陶塑雖然較為原始，但也能分辨出具有心臟、耳朵、人物等形態，在一定程度展現出當時的人對客觀世界以及自身的認知，這也是目前國內最早的陶塑群。

趙家徐姚村遺址的考古工作者根據系統的古環境分析，1.3萬年前的淄博趙家徐姚村遺址所在的環境溫暖濕潤，氣候適宜。從前面考古發現的各種遺物分析，1.3萬年前的古人群在進行狩獵和采集之后，聚集到這里，并在該地進行短暫的停留。這支古人群或許按照某種血緣關系分成三組，各自圍繞著自己的火塘展開各種“活動”。這些古人把男人狩獵帶回來的鳥和鹿，以及女人采集回來的植物和果實加工，他們吃肉、用陶器煮肉湯。飽餐之后，或許還有一些“藝術家”秀一把“藝術”，利用挖火塘挖出來的泥土隨手捏出一個個“精彩”陶塑。從這個古人營地的紅燒土等堆積很薄的情況看，考古工作者想象當時的古人在這里進行了短暫的停留，開展了烹飪等一系列活動。或許這些古人在這里肉飽食足之后，他們帶走了所有有用的資源，開始下一站“旅程”，而在這里留下了一堆“垃圾”。然而正是這些“垃圾”，成為今古對話交流的“橋梁”，對于今天的我們去認知過往來說卻非常珍貴。

意義 連成一座“橋”

在山東淄博趙家徐姚遺址發現的這處1萬多年前的古人營地，盡管是臨時的，但出土文物中豐富的信息量卻生動地還原了當時人類生活的場景，為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樣本。趙家徐姚遺址更像一座橋，將1萬多年前人們從流動走向定居，從石器走向陶器，從適應自然走向改造自然，從狩獵采集走向廣譜經濟等問題鏈接起來。

趙家徐姚考古發掘團隊在發掘過程中，就重視科技考古的力量，圍繞區域地貌演變與氣候變化、遺址周邊景觀重建、堆積形成過程、遺物埋藏環境等問題進行了多學科考古研究，在獲取更多歷史信息的基礎上，從年代、沉積、植被、氣候等多個角度探討以趙家徐姚遺址為中心的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人地互動機制，價值不凡。

考古負責人趙益超解釋，“從紅燒土可以推測，古人通過火燒來驅趕獲得獵物，也可以利用燒荒進行耕作。”遠古時期，古人通常借助火燒的力量改善自然條件，用火技術的成熟正是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要標志，意味著農業文明的興起。同時該遺址發現了人類用火管理景觀的最早的、直接的考古證據，也是世界范圍內嶄新的考古材料，表明古人對區域的反復利用和人棲居方式的變化，為舊、新石器過渡這一重大歷史變革提供了關鍵證據，是我國萬年文化發展史的重要實證。

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陶片數量是國內同期遺址中最豐富的，也是目前中國北方出土最早的陶器之一。趙益超等人就認為趙家徐姚遺址是國內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這些陶片和陶器充分反映了趙家徐姚遺址的先人制陶工藝的技術成就，為國際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趙家徐姚遺址考古中所獲取的各種考古信息，也為理解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人類行為、技術選擇、生態位構建等的復雜關系提供了全新視角，深刻地揭示了東西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和農業起源路徑的差異。正如趙益超所說，“綜合這些因素來看，以趙家徐姚遺址為代表的人群處于農業起源的早期階段，對于從過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國北方農業起源具有獨特意義，也能進一步明確山東地區在中國農業起源中的地位和獨特貢獻。”

考古業內人士認為，山東淄博趙家徐姚遺址保存完整、遺物豐富、性質明確、年代關鍵，是華北地區乃至國內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對于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淄博趙家徐姚遺址被評為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也就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供圖/后曉榮（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田野考古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