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隱于迷霧中的王朝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經過近3個月長途跋涉，周軍與盟軍的先頭部隊終于抵達了殷都南郊的牧野，這是商王朝的核心區——王室畜養牛羊的廣闊草原，地形平坦，簡直是一片天賜的大戰場地。在這個多雨的殘冬，紂王面臨的已經是一個死局，盡管他的軍隊總數有70萬人，十數倍于周人，“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但他的軍隊卻毫無斗志，像豆腐一樣被周軍切開，甚至很多人并沒有進行抵抗，而是直接調轉戈矛，殺向紂王中軍。

在目睹了軍隊的崩潰后，紂王逃回朝歌，登上據傳“其大三里，高千尺”的鹿臺，遍身覆蓋寶玉，點火自焚，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這是一場最高級的獻祭，將自己獻給了祖先。

不過幾個小時，當淡淡的陽光穿透晨霧灑向牧野戰場上的縱橫尸骸，在古人視為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歲星(木星)剛剛沒去身影的甲子日早晨，統治近600年、歷經17代31位君主的商王朝就此終結，隱入歷史。在之后3000多年的歲月風沙里，歷史成為傳說，傳說又變為神話，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學家董作賓在安陽西北面的小屯村殷墟遺址挖下中國科學考古的第一鏟土，商王朝才又從傳說中現身，成為信史。

一世紀過去了，幾代考古人躬身田野，鉤沉索隱，接力追逐那個撲朔迷離的王朝背影。但未解之謎依然眾多。何為大邑商？突然出現的馬車來自哪里？如今發現的殷墟王陵葬的都是誰？最后一任君主帝辛為什么丟掉了商？他們想要撥開迷霧尋找謎底，但這注定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在殷墟工作已經超過20年，他曾感慨：“關于殷墟，不知道的遠比知道的要多。”

“大邑商”由來之謎

“仔細看，這邊原來應該是一個坑，它的填土顏色更深，和從未被擾動過的生土顏色不一樣。”4月中旬的一個上午，殷墟王陵遺址里一片寧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迪在遺址東南部新發現的圍溝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用肉眼分辨考古現場裸露的土層。“土里找土”，這就是考古人的日常，也是基本功。圍溝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的隊員們正拿著手鏟在探方里一點點刮拭泥土，已經清理出來的土，還要由技工過篩，“怕萬一里面還有遺漏的東西。”王迪解釋說。

2021年8月開始的商王陵及周邊區域考古勘探，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發現了大墓周圍的東、西兩道圍溝，它們已經被確定屬于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起界定與護衛墓園作用的干溝，通常只有王陵才有)。這些發現改變了商王陵園的格局，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被評為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以商王陵為核心的洹河北岸，是整個殷墟“大邑商”都城的重要組成部分。何以“大邑商”？這是個考古界爭論了數十年的謎題。甲骨文里，這三個字多次出現：“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茲大邑商”……它們的指向被認為是確切的地點范圍，有時是王畿地區，即商王王族直接管轄控制的統治區，有時確指殷都都城。但在后世周人的文獻里，“大邑商”又泛指商王朝，例如最早記錄“中國”二字的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明確提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工作站副站長何毓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還只是學術界主流的觀點，“非主流”的看法和解釋就更多了，目前對“大邑商”的理解，還無法形成一個確指的含義，它可以代表商王朝政權，也可以代表整個王權的統轄區域，或者表示政治中心。站在考古的角度上，即便“大邑商”僅僅指都城也就是殷墟，對它當時真實的環境面貌、聚落布局、社會組織結構、人員構成、生產生活模式……學者們也還在探索之中。

1928年開始的第一階段殷墟挖掘，主要集中在宮殿區和王陵區。1950年以后，考古隊又在宮殿區和王陵區周邊發現了一些貴族居住區、作坊區、墓葬區以及城市道路水系。近些年，在傳統認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區域之外，又有新的重要考古發現。

2016年，在距殷墟宮殿區直線距離10公里處，新發現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辛店遺址。一個以“戈”為名的古老氏族在這里生活，主要從事青銅鑄造，死后也埋葬于此。2021年，又發現陶家營遺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約4公里，面積近20萬平方米。陶家營、辛店等遺址如同不同等級的“衛星城”拱衛著殷墟，它們的發現大大突破了傳統認知的殷墟范圍，這個包含著眾多“衛星城”的更大范圍的殷墟，興許才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謎團仍然太多。

比如辛店遺址這樣規模的二級聚落在傳統殷墟的外圍還有多少？加上三級聚落的中小型遺址，其分布的數量與密度如何？這些不同規模的聚落內結構如何，是單一的族邑聚落，還是一些學者猜測的“工、居、葬合一”模式？況且直到今天，殷墟還沒有像其他都城那樣發現城墻，殷墟36平方公里的范圍，仍然只是保守的估計。“我們找不到城墻。”何毓靈說，“或者當時就沒有城墻，那么‘大邑商’就給了我們一個研究邊界無限開放的狀態。”

如果再向源頭追問一步，不要說“大邑商”，何以為“商”？都還存在諸多分歧。近4000年前，滅夏建國的成湯，必須給他的新國家一個國名。結果，他選擇了“商”。為什么是商？這也是幾代學人不斷追問的問題。

幾年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緒在身患重病纏綿病榻之際，向曾經擔任過殷墟考古隊長的唐際根提了一個問題：“商王朝為什么叫商？為什么又叫殷商？”

后世的人們，因為商人擅長做交換、買賣，將商人之意嬗變為生意人，但這遠非商之本義。曾有一些文字學者從甲骨文商字的字形中尋求商字的本義，認為“商”字像3000多年前的某種器物，如璋、如鬶、如斝、如鐃、如尊，有人說“商”字上部是鳥冠，下部是“丙”形的臺座，也有人說“商”字上部是一把倒置的鉞，下部是臺座……

還有一批歷史學者通過回溯“商”字在古代文獻中的語境和用法考察商字——在古代文獻中，商字雖有多種用法，但主要用作王朝、星宿、地名。例如《左傳》昭公元年和襄公九年，均明言商是星宿，稱其為“商星”或“大火”。《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其為地名：“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因此，王國維在《說商》一文中寫道：“商之國號，本于地名。”現代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也支持商為地名的觀點，認為“商”在今商丘。

依據古文獻記載、甲骨文造字法則以及在殷墟30年的考古發現，唐際根有自己的想法。在2022年3月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首次發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的本義為擊磬之聲，象征著嚴肅的宗廟之音。在那個人們普遍篤信天命、祭祀是人們頻繁日常行為的時代，商字無疑是音聲意蘊最好的文字之一。

由于成湯開國時采用了這個字，使它逐漸變成國家名。后來，商朝人順便將他們的都邑浸染上神圣色彩，稱之為“大邑商”“天邑商”。至于后來將商王朝以殷或殷商稱之，唐際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成湯建國到紂王失國，商王朝始終是商王朝。在西周初年周武王時期，也依然以商稱前朝，著名的利簋、何尊等青銅器銘文中均有記載。大體周公輔成王期間，逐漸從‘商’過渡到‘殷’，并且越來越習慣以‘殷’稱‘商’。殷的本義是持物治病，后來周人利用殷字本義的負面含義，將前朝稱為殷而不是商，多少帶有對前朝的否定和蔑視。”唐際根認為，擊磬之聲是商的初義，當年成湯以“商”號國，應該只是選取了該字，而究竟“商”字是何時被創造出來，仍然還需要研究。

商的“殘暴”之謎

走在殷墟博物館擺滿精美青銅器的展廊里，有兩件銅甗(yǎn)讓人無法不駐足，作為三千年前用來蒸煮東西的器皿，它們本身并不精致華美，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這兩件銅甗中裝有人類頭骨。

其中一個是1999年發現的。那時唐際根領導的安陽殷墟考古隊在一座大墓葬發現一件青銅甗，里面居然裝有一顆人頭。見到這個甗，他隱隱感覺似曾相識。唐際根想起，1984年考古人在發掘王陵區的祭祀坑時，也發現過一件裝有人頭骨的銅甗。當年，由于是孤例，學者們沒有在意，覺得可能是在祭祀時某顆人殉的頭顱不小心掉進去的。把它搬回考古隊后當成個案處理，沒再進行更多研究。時隔十幾年，再次看到這一現象，考古隊把文物清理好后，與1984年出土的那件甗放到了一起。面對這兩件青銅器，他們意識到，這絕不是偶然，而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后來，這兩件青銅甗成為有關殷商“人牲”文物中，最知名的代表，它們展現了青銅文明時代的另一幅圖景——我們的祖先對于生命的理解闡釋和今天有天壤之別。這些文物與時空變化中被人們復雜情緒包裹而創造出的神話傳說交織在一起，以現代人的眼光看，難免對商王朝生出殘暴、悚然的印象。

在唐際根看來，這段以人、畜作為犧牲祭祀祖先的歷史確實存在過。放到整個人類文明幾千年的發展史中，算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特殊階段——商人信鬼神，他們的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都以鬼神為中心，以“天命觀”決定一切。“殺人祭祀，一方面是獻祭給鬼神、祖先，以求保佑，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姿態，表達自己的權力來自祖先和上天，通過祭祀體現獲得權力的合法性。”唐際根說。

更有一些學者認為商代明顯的政治特征就是神權與王權合一，也就是祭政合一，商王自己既是政治領袖，同時也是群巫之長。史學家徐旭生在1960年出版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就寫過，商民族仍屬宗教集團，商王實質上乃一宗教主。對宗教祭祀的壟斷，是商王維護其政治權力的主要手段。

這并非中國上古時期的獨特現象，而是全世界文明發展中多數民族都經歷過的階段。在中美洲，以人祭祀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地區的文化包括瑪雅和阿茲特克人，都認為，“人牲”能滋養神靈,沒有它，太陽將會停止升起，世界也將走向末路。“所有前現代社會都提供某種形式的供奉。”研究活人祭祀的杜蘭大學生物考古學家約翰-維拉諾說，“在很多社會，最有價值的貢品是人的生命。”

早期的人類世界與眾神息息相關，人牲血祭是對神靈最大的虔敬，他們用生命索取眾神的恩賜。但是，即便這是文明歷程中的一個階段，整個商王朝也并非每一代君王都熱衷使用“人牲”何毓靈感慨，商朝統治500多年間祭祀發生的變化是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

“我能用五百個仆奴祭祀嗎？”隔著三千年時光，今天的我們可以在編號56辭的甲骨文中窺見商王的這個疑問。翻到背面，這片龜殼刻著：“王固曰。”意思是君王占卜又觀察了卜兆后，決定說：“能用！”于是，500個“人牲”被送入祭祀坑。占卜的人是商王武丁——在殷商晚期創造了“武丁中興”盛世的商朝第二十二位國君。

據不完全統計，甲骨文里有關“人牲”的祭祀人數14197人，其中僅武丁在位的59年里，祭祀用人數就高達9021人，可以說，最大量使用“人牲”的君王，就是武丁，他一次用上百個仆役和羌奴作人祭的記錄在卜辭中非常多見，其中最多的一次用了500人。在武丁之后，祭祀使用“人牲”的數量逐漸減少，傳說中最殘暴的紂王和其父親執政時間一共50多年，祭祀犧牲人數為104人左右。

從考古挖掘的證據看，何毓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商朝并不是一開始就流行大規模祭祀，早商、中商有使用‘人牲’，但規模不如晚商，晚商規模巨大的祭祀又集中在武丁王時期。到了最后一任君主紂王時期，其實已經基本上廢除了用人祭祀，哪怕有，每次的規模也是個位數。”

幾乎是歷代王朝發展的規律。商朝建立之初，政局穩定，人們協力同心，中期開始，王室斗爭加劇，王位繼承發生爭議，長達百年的“九世之亂”讓商朝一再陷入衰落，人心渙散。盤庚遷殷后，整頓政治，發展經濟，念念不忘想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如何重新凝聚人心。盤庚在位28年病死，其后是帝小辛，3年。小辛之后是帝小乙，10年。幸運的是，他們之中沒有庸主，歷經三代商王的勵精圖治，小乙著重培養訓練的兒子武丁，終于帶領商王朝重新走進盛世。

何毓靈認為，在這幾十年間武丁頻繁舉行的大規模祭祀，目的是解決困擾了幾代商王的根本問題——重聚人心，因為那個時代祭祀的主體責任，便是同根同族向心力的凝聚，面對一些社會問題和威脅，宗教是個管用的手段。

如果站在現代人的角度，武丁的確殺了很多人用于“人牲”，但在當時人看來，武丁時期商朝的王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由于武丁對商王朝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他被商族后人尊奉為“高宗”。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寫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紂王與妲己之謎

雖然現在考古學家還沒能區分紂王和他父親祭祀犧牲的人數，但在人們的印象里，他卻總是“暴虐”“暴君”的代言人，他執政時期，商朝的境況到底如何？他為什么丟掉了商？如果能撥開傳說與歷史的風塵，也許還有另外的可能性。

商朝最后一代君主，是帝乙的兒子，本名“子受”，謚號“帝辛”，而“商紂王”是周武王滅商后西周人對他的貶斥性稱謂。《尚書·周書·牧誓》記載了周武王戰前動員的講話，解釋他為何“伐紂”，他講道：“昬棄厥肆祀弗答。”指責帝辛拋棄對宗廟的祭祀，不聞不問。

根據甲骨文記載，帝辛曾征服夷方、人方等多個部落，俘獲數萬人，將商朝疆域從黃河擴張至長江，然而他并未像前代君王那樣將俘虜“祭祀”了之，而是饒他們一命，將之充作奴隸。人祭減少的同時，牲祭也一樣減少。在何毓靈看來，這大概可以算是“人本”思想的回歸，“不要說殺人祭祀了，哪怕是動物資源，一下子殺幾百頭牛的話，那肉也能吃很久的，用祭祀把那么大的生活成本消耗掉，是很不人性化的。”但在“天命觀”決定一切的3000多年前，不重視祭祀大約可算彌天大罪。

唐際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文獻中的說法，帝辛失國，是因為他平時“不好好祭祀”，從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帝辛時期祭祀的器具頗為粗糙，有時候甚至感覺像是“隨隨便便捏一個”，遠不似早年那樣正規、精致。

有些學者說不重視祭祀是帝辛時期國力衰微的表現。一百年前在殷墟挖下第一鏟土的考古學者董作賓曾研究帝辛時期的甲骨文，發現他執政時，制作、征伐、田獵和祭祀無不整肅，不像傳說中的昏庸殘暴。經過20多年在殷墟的實地考古，何毓靈對帝辛時期城市的印象是：“城市發展快，城市規模、生產規模都很大，并不是衰弱的狀態。”

帝辛如此行為的原因已經被歲月掩蓋，如果說他不用“人牲”“犧牲”是因為以人為本，那么他祭祀用的陶器由大到小、由精致到粗糙，也許意味著這位帝王的思想頗有一些超前，力主壓縮祭祀規模、降低祭祀頻率，對自然神靈和祖先之崇拜，已經從敬畏過渡到超然。這在當時無疑是離經叛道，大大傷害了商朝的神權階層，負責祭祀的太師和少師背叛了帝辛，拿著禮器投靠周人，并將殷商的虛實和盤托出。

眾叛親離的另一個原因也與帝辛別具一格的用人方式有關。即使是奴隸、罪犯，只要帝辛認為其有才華，就會任用，比如飛廉、惡來，便出身低微。甲骨文中出現的許多“小臣x”之類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當然，這些人在后世的記載中，無一例外，都是奸臣。這是武王所指責的“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不任用同族的兄弟，去任用從四方逃亡的罪惡多端的人。他因此得罪了他的親屬，比如微子、箕子、比干，最終失去了他們的支持。

武王還指出一個罪狀——“惟婦言是用”。事實上，在商朝，后妃直接參與商王朝的政治生活, 掌握或控制國家的各種權力,甚至擔任商王朝許多部門的重要職務，都是常見現象。對此，郭沫若曾在《卜辭通纂·世系》指出，殷商“猶保存母系時代之孑遺”。作為早期國家，商代去古未遠，社會生活中還保存著濃厚的氏族公社母權制的殘余，雖然男子在社會上已占據主導地位，但尚未完全排斥掉婦女。具有相當社會地位的婦女在甲骨文中并不少見，最出名的當屬婦好，作為商王武丁的王后，她掌握兵權，地位尊貴。還有一些卜辭，求問商王妻子封地的收成，說明商朝土地有一部分是屬于帝王的妻子、妃子。一些婦女，有單獨卜問的權力，這都是地位的象征。

已在傳說里被指為禍國殃民的狐妖角色的妲己，卜辭中沒有任何記載，只有后來的《呂氏春秋》曾記錄，“妲己為政”，表明她成功地涉足了商的朝政。如果確實如此，帝辛在一些事上聽信于她，那么比對參照后會發現，讓女性參與家族乃至國家大事，并非帝辛獨有，妲己也不是商朝第一個攝政的妃子。導致周人對商人“惟婦言是用”口誅筆伐的真正原因，也許不在于帝辛的作為，而在于商、周族源文化的不同。

據著有《翦商》一書的歷史學者李碩推斷，背負一身惡名而死的妲己也并沒有一心謀害周文王，甚至可能幫助伯邑考見到帝辛，又授意宦官探訪周文王，是文王最終出獄的關鍵。因為周滅商后，武王任命商朝的附庸小邦蘇國的國君蘇忿生擔任周朝司寇，而妲己恰恰來自蘇國，蘇忿生可能正是妲己的兄弟。周族顧念妲己的恩情而重用了她的家人。

真實的歷史也許總與后世的演義傳說大相徑庭。中國現代史學家顧頡剛曾作《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從《尚書》開始，將有關帝辛之惡的記載按出現年代一一列出并加以分析。他發現，以戰國為界，帝辛形象發生明顯變化——兩周時代塑造的帝辛大體是一個糊涂貪杯、不能團結臣下、任用婦人的“糊涂君主”。到了戰國以后，他的形象逐漸變成了暴虐好色、戕害賢臣、濫殺無辜、窮奢極欲的“暴君”。

從考古的角度看，何毓靈更傾向將他描述為“一個改革的失敗者”。“他在祭祀制度、宗教制度上發起變革，卻沒有處理好與臣子的關系，更關鍵的是，沒有對周人崛起保持足夠的警惕，戰略上也沒有做好平衡——將核心戰斗力放在叛亂頻繁的東方，把周文王‘放虎歸山’后又把平定一些叛亂小國的權力交給了他，致使周人在西方趁勢崛起。”

無論改革還是戰略，帝辛都失敗了。不知他在牧野之戰后焚身時如何看待自己的失敗，后世的故事喜歡把這次自焚當作他慘敗后的絕望之舉，其實，這是一次最高級別的獻祭——帝辛把自己奉獻給了上天和祖先，商朝的開國之君成湯曾經試圖這樣做，直到末世君王帝辛才第一次真正實踐。

車馬之謎

繞過殷墟王陵遺址正在清理的圍溝，在遺址東南的車馬坑陳列館，依稀聽到講解對參觀的游客說：“這些出土的車馬，很多事情還解釋不清……”

“是這樣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目前的考古挖掘，使用車馬者通常是王公貴族，我們在挖掘時如果發現一個墓葬有兩個墓道，是‘中’字型，墓主的身份通常都是商周時期的大貴族，那么就要留意，周圍可能有車馬坑。但有關商朝的車馬本身，還蘊藏著太多謎團。”

1935年早春，后來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夏鼐正以實習生身份在梁思永手下參與殷墟的挖掘，那是安陽第十一次發掘，史語所動用了幾乎可以動用的所有力量。在殷墟西北崗王陵最早的一座王墓不遠處標號M1136-M1137的坑中，夏鼐用三根尺子組成坐標網測量、卡定，又以不同的筆和顏料一筆筆畫出了不同材質的遺物和跡象。如今這份發掘檔案本身已經成為了一份珍貴的文物，因為M1136和M1137是迄今為止殷墟考古史上再未出現的特殊車馬坑，僅此一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常懷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車馬坑里埋藏了至少30輛以上的車體，這和殷墟其他的車馬坑都不一樣，殷墟后來發現的車馬坑最多同時埋兩輛車。另外M1136、M1137出土車輛的華麗程度是殷墟或者說是中國先秦考古史上絕無僅有的——“這30多輛車可能每一輛車的裝飾都不一樣，但同一輛車在不同的部位所使用的車馬構件都是同樣的紋飾。”用今天的理解，大約每一輛都算“獨家高級定制”。

上世紀30年代，國難當頭，又受限于經費、技術條件等因素的限制，當時的學者沒有能力清剔出完整車輛，這個意義重大的車馬坑只清理了十天，就匆忙把遺物取走，后來帶到了中國臺灣。根據2009年中國臺灣出版的《殷墟出土器物選粹》可以看出，那些出土時灰突突的車馬器，經過X光處理，它們的銅構件顯現出綠松石鑲嵌的不同花紋，極盡精美。

日本九州大學教授溝口孝司和身在中國臺灣的日籍學者內田純子曾論證這幾十輛馬車屬于商王武丁，但未獲得學術界廣泛認可，事實上，商王陵中的任何一個陵墓，都尚未確認其主。

一個比較公認的推斷，是兩個車馬坑可能為殷墟最早的車馬坑，因為出土的馬鑣是最原始的形態，而后，商晚期到西周早期最主流的馬鑣發生了進化。原始形態的馬鑣為商朝馬車的源頭提供了思路——要去歐亞草原尋找。關于馬車的起源，主流考古學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晚商時期，當時的商人自主發明的；另一種說法是商人看到了北方的族群，甚至來自于更遠地區的人駕駛的車之后，他們據此開始仿制，慢慢地把車制造出來。常懷穎認為，第二種說法無疑更靠譜，但是考古界暫時還無法針對更多的“為什么”給出答案。例如商朝的車到底從哪來的？怎么來的？

據不完全統計，殷墟至今已出土馬車上百輛。根據現已出土的遺物和遺跡，商代馬車絡馬頭者有勒，封馬口者有籠嘴，驅馬使進者有策，頓馬使止者有鑣銜，指示方向者有左右轡，牽之使不得逃逸者有韁繩，馬通過衡、輈等車的構件和革帶引車前進，壓車上仰或穩車后退，這種系駕法稱為“軛式系駕法”，是古代世界上最先進的御馬系駕法。

和人力車輛、牛拉車不同，雙馬拖曳且高速奔馳的輕車，需要很高的制造工藝。不僅如此，馴馬和駕車的技術也非常復雜。在商前期、中期，從未發現馬車的蹤跡，到盤庚遷殷后半個世紀，武丁王在位時期，卻突然出現了成熟的雙馬拖曳雙輪馬車，甲骨卜辭中也頻現馬車。可以說，馬車在晚商出現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從一開始，技術就已經完全成熟。可是，哪怕是技術移植，也需要一定時間的學習和積累，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十甚至上百年。

曾有些學者提及早商遺址鄭州商城可能有車的發現，因為鄭州商城發現的一塊陶范很可能是用來做車軎——車上的一個銅構件的鑄范。常懷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后來學術界發現它并不是車軎的鑄范，這個證據已經被排除了。”

今年年初，新疆考古工作匯報會公布，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高臺遺存出土木質車輪及構件兩組共40余件，這是國內迄今為止年代最早、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木質車輪實物資料，比殷墟的車早100年以上。有學者猜測，商代的馬車可能就是從新疆傳入，但目前沒有證據支持。

常懷穎感慨：“成熟的馬車就是在殷商晚期突然出現的，現在還沒有更多解釋。”不僅如此，車馬坑中的馬在哪養的？也還是謎。“因為養馬是一個專門的技術，而且得有牧場，它和喂個豬是不一樣的，殷墟的馬是不是在安陽養出來的？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圍繞馬車，還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目前殷墟看到的車轍印，最大的間距也只有1米8到2米左右，還不能達到殷墟所發現的車兩輪之間的距離(2.2~2.4米)，這個問題怎么解釋？常懷穎回答：“還是沒有太好的解釋。”這位長期關注先秦車馬研究的學者試圖給出兩種可能：一種是在殷墟實際駕駛使用的車，是一種相對比較小的車體，而用于墓葬中隨葬的車輛是特制的，車體比較大，所以它們的轍距不同。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目前在發掘當中的這種車轍印可能是一種特殊形成的跡象，并不是車轍印。

而馬車也許在最終導致商周更迭的牧野一戰中發揮過重要作用，這是一場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先發制人的著名戰例。帝辛戰敗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少分析認為，其中一個極有可能的因素，是周武王的戰車奇兵。《史記》記載，周武王率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戰車，無疑具有強大的沖鋒能力，虎賁作為周武王的親軍，裝備著昂貴的青銅兵器，他們是精銳重裝步兵，緊跟著戰車作戰。而帝辛的精銳部隊已經被調到東方，臨時拼湊的軍隊只是烏合之眾罷了。當300乘戰車好像跨時代的兵種，沖向陣前，戰爭的結局似乎已經注定。

“我猜，大家的想象是，車戰或者戰車就一定像坦克車一樣轟上去，或者像埃及電影里雙方駕車對沖過去一樣，對吧？但是目前的材料無法證明這件事。”常懷穎說，考古學者只根據證據說話，“商代晚期應該就有戰車了，或者說，軍隊中有車輛。這在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都成立。但這些在軍隊中的或者軍事行進中的車輛，不等于在車戰中直接對沖。”

《尚書》把戰爭描寫得異常殘酷，很多人戰死沙場，“血流漂杵”，后來，儒家的孟子，把這場戰爭想得輕而易舉，他認為“仁者無敵”，孟子由此又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最終，那一場匪夷所思的奇襲到底如何發生，又如何以如此快速的方式決出了勝負，故事的謎底與歷史中那個殘酷、奔放、奇幻又頗具科技理性等諸多色彩的商文明一起，永遠留在了三千多年前那個甲子日的清晨。自此，王朝落幕，禮樂之音響起，中國歷史上政治與文化最劇烈的一次變革開啟了。

參考資料：《翦商》李碩著、《夏商周年表》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于2023.6.12第總第109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