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德國漢學家葉翰談中國古典：傳承與時代并進

聚焦“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日前在北京舉行。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了出席大會的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長、漢學研究所所長葉翰(Hans van Ess)教授。

“從事于古典研究，也要順應時代變化。”在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傳統的比較研究中，葉翰指出，翻譯和閱讀是進行古典學研究的重要途徑，有助于推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談及古典學的發展趨勢，他認為，西方將會更加重視中國古典學。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出版多本關于道家、儒家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和歷史學的著作。在閱讀過的中國古籍中，您最喜歡哪一部？

葉翰：我最喜歡的書是司馬遷的《史記》。我記得1984年我第一次來中國，是為了參加一個短期培訓班。當時我在北京大學書店里買了一套《史記》，其中的每一篇我都看過了三四遍，導致現在有很多頁都已經脫落了。

我認為中國所有書寫歷史的傳統都是從《史記》開始的，這本書的內容非常豐富有趣。此外，它的語言也很有特色，包括了批評、諷刺、幽默等。很多西方人可能并不了解這些內容，甚至很多中國人也可能都未注意到，但如果仔細閱讀這本書，你就會發現很多人們尚未發現的內容。

中新社記者：您從事漢學研究并不只追溯過往，而會把古典精華和當代社會聯系起來。在研究中國古典傳統時，您認為其中有哪些思想或理念與當代社會特別契合，可以為解決現代問題提供啟示？

葉翰：按照我的看法，《史記》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要“跟隨時間一起變化”，這個觀點即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所謂“與時俱進”。我們不能一味遵從古代傳統，即便我們今天仍可以從古代學習到很多，但也要承認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跟古代并不一樣，所以要跟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中國古代傳統對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啟示。

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很多西方人都以為中國傳統非常守舊，只一味說古代中國什么都好。實際上中國并非如此。司馬遷一直在告誡我們，能夠跟隨時代變化的人，最后一定過得比不知變通的人要好。

中新社記者：在您以往的研究中，是否進行過西方古典學與中國古典傳統的比較研究？如何看待當代的古典學研究？

葉翰：從我現有的知識來判斷，古希臘的古典哲學更傾向于系統化，但中國的古典傳統未必有一個很明確的系統。中國的古典傳統一般采用經和傳的方式來進行注解，這跟古希臘的情形完全不同。很多中國古代典籍一開始會有一部分篇幅很短的內容，雖然系統但并不易讀懂。在這段系統化的描寫之后，作者會講述一些故事，而這些故事的主旨就是為了解釋前面所講述的那些內容。這種書寫形式在中國古典傳統中是很常見的。

每一個傳統都有屬于自己的古典，這是每一種文化自己特有的積淀。所有的古典背后，都有一種語言，給人留下無盡的遐想空間。我覺得翻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因為當你翻譯一本古書的時候，就需要開始認真閱讀這本書，僅僅翻看遠遠不如進行一次翻譯。這一點對我們西方的讀者來說尤為重要，我們需要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自己的傳統、古典。我們要把這些古代典籍翻譯成自己的語言，由此這個世界才會開始互相交流——一種真正深入的文化交流互鑒。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有效交流實際上并不多，很多人只是去歐洲旅游，或者來看看中國是怎樣的。這雖有幫助，但真正能夠相互理解的人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少之又少，所以我覺得古典研究非常重要。作為學者，我們可以通過開展翻譯工作來促進彼此的交流與理解。

我知道有一些學者認為，闡釋每個民族的傳統都需要盡可能地保留該民族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把重要的字詞都翻譯成其他語言。實際上我并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那些重要的概念也翻譯成西方的語言。因為如果缺乏精準的翻譯，西方讀者會覺得太過抽象。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真正理解這些文字所要描述的內容，再把這些內容翻譯成我們自己的語言。

 您認為未來古典學的發展趨勢會是怎樣的？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古典學將如何適應這些變化并繼續發展？

葉翰：中國這幾年發展得比較快，年輕人往往對中國很感興趣，因為他們想去了解中國為什么會實現快速發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卻不容易著手開展，因為西方很多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經常會涉及一些負面的消息。我們需要找到其他的途徑來告訴西方社會，為什么了解中國那么重要。像世界古典學大會這樣的學術研討會，西方也應該舉辦。目前在西方的古典學或哲學領域中，這樣的交流還比較少見，而在中國則會有更多的機會。所以我們要在西方開展更多活動，來介紹中國文化。

11月7日，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上，葉翰向與會者分享古典學研究成果。中新社記者 張祥毅 攝

現在西方跟中國之間存在一些矛盾，因此我們大學招生也不太容易。以前我作為學生在漢堡大學學習時，第一個學期，學生就有100多人，但現在可能只有50個學生。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很多以前研究中國古典傳統的漢學專業，現在都變成了研究中國當代經濟或政治的專業。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可惜的是很多大學都會誤以為中國古典的學問沒用了，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一個現象，我們應當改變這種態度。了解中國的當代發展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忘記今天的發展也建立在一個古代中國的基礎之上。中國人尊重我們西方的古典學，我們也要尊重中國的古典傳統。目前西方很多大學都還沒有這個想法，但我覺得我們需要一些改變。

當然現在西方人文科學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比方說在德國的大學中進行法國古典研究的學生也特別少。不過，我對此還是持樂觀態度，我覺得未來有一天，西方也會開始進行這項工作，盡管目前不能確定何時開始，但無疑我們一定要推進。

中新社記者：在數字化背景下，您認為中國古典學應如何發揮作用，讓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

葉翰：我留意到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對數字信息等方面的內容非常熟悉，這在全世界都一樣。今年中國有一款游戲《黑神話：悟空》非常出圈，這就是以《西游記》為故事原型，以現代的方式告訴西方人，中國過去有著怎樣的傳統。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也有類似的游戲作品。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我們要告訴年輕人，網絡游戲是一碼事，真正的文學作品是另一碼事，后者還要復雜得多。

我有很多學生最初是通過網絡游戲來接觸中國傳統文化的，繼而才有興趣來學習漢學。在當今的世界，我們這些大學教授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承認AI等新興工具并對之加以應用。我們還要提醒學生們注意，運用自己的頭腦也非常重要。因為很多學生一旦認為電腦比人可靠，就會百分百信任，但電腦有時也犯錯誤。

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因為我以前學習漢語時，并沒有現代工具可以借用，而如今在手機上很快就可以查到中國的字詞。其實即便沒有這些工具，比如沒有電腦，我還是會講漢語，也能讀懂中文。但現在的外國學生們一直依賴于電腦，自己缺乏獨立運用語言的能力，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

11月7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舉行。圖為外籍嘉賓通過體驗木板水印技藝了解中國文化。中新社記者 張祥毅 攝

中新社記者：如果給西方年輕人推薦一些中國古代經典作品，幫助他們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您會推薦哪些內容？

葉翰：我覺得蒲松齡的作品比較容易閱讀，比如《聊齋志異》。唐代的傳奇故事也較為通俗易懂。但對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想要了解中國古典文化，深入一點的書便是《紅樓夢》。《紅樓夢》里面的內容特別豐富，如果他們真正看完《紅樓夢》，就會吸收許多知識。按照我的看法，更難閱讀的典籍應該是《論語》。因為《論語》中的語句，很多西方人覺得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實際上他們并不理解。這是因為他們往往是運用西方的文化思維去閱讀、理解《論語》的。

去年我出版了一部《論語》德語譯本。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西方的譯者都把“仁”這個詞翻譯成benevolence(仁慈)，但實際上《論語》中的“仁”在很多語境下都并非這個意思，它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多層次的含義。比如，“仁”強調“仁者愛人”，即如何跟別人進行交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比如“仁”與“禮”密切相關，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即通過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恢復周禮來實現“仁”。像這些內容，到目前為止，在西方并沒有很多人理解，甚至連中國人也未必完全知曉。(完)

受訪者簡介：

葉翰(Hans van Ess)，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長、漢學研究所所長，馬克斯·韋伯基金會前主席。曾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做研究員，隨后在德國漢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出版過多本關于道家、儒家以及中國古代政治和歷史學的著作，同時服務于多個學術出版物的編輯委員會。主要著作有：《內部與外部：早期史學作品<史記>的研究方法》(Views from Within; Views from Beyond. Approaches to the Shiji as an Early Work of Historiography)，《<報任安書>：司馬遷的遺產》(The Letter To Ren An. Sima Qian’s Legac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