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錢鍾書誕辰110周年，在當代中華學術思想史上，欠了錢鍾書一個“偉大學者暨思想家”的莊嚴追認。

受訪者檔案

夏中義：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大學兼職教授，研讀錢鍾書著作35年。

無人不談錢鍾書。但，鮮有人讀懂錢鍾書。

2020年是錢鍾書誕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錢鍾書是中國學術界的泰山北斗，關于他的傳說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書架地橫掃清華圖書館，或者是書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沒讀過的書，又或者是外國記者說來中國有兩個目的，一是目睹萬里長城，二是親見錢鍾書。

少為人知的是，錢鍾書平生不藏書。他的居所中只有一個書柜，除了幾部外文工具書外，大多是他父親錢基博留下的珍貴典籍文獻。但他確實無書不讀，從經(jīng)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說筆記、佛藏道書等無不采擇。他讀書速度之快、要點掌握之準，確實非常罕見。有一次他對助手說，最近花了兩個星期，把十三經(jīng)全部溫了一遍，又發(fā)現(xiàn)好多好東西，接著就滔滔不絕講他的新發(fā)現(xiàn)。

很多人都認為，“錢鍾書熱”的起點是20世紀70年代末，因為110萬字的《管錐編》在1979年8月問世，到了1980年10月，小說《圍城》在時隔33年后重新出版，可謂“雙石激起千層浪”。

其實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有過一次“錢鍾書熱”。1946年，他的小說《圍城》在上海的《文藝復興》雜志上連載，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1948年，學術專著《談藝錄》也在上海出版，這更讓錢鍾書名聲大噪。

那時候，楊絳在上海很有名，她不僅教書還寫劇本，有三出戲已經(jīng)公演。以前別人介紹錢鍾書時，都會說這位是楊絳的先生。而《圍城》和《談藝錄》面世后，他們夫婦的社會地位就倒過來了，大家都會介紹楊絳是錢鍾書的太太。

兩次“錢鍾書熱”之間，他沉寂了將近30年。但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錢鍾書聲名日隆，無論是1998年他本人去世，還是2016年夫人楊絳去世，熱潮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影響，全社會都津津樂道于他的趣聞軼事，眾手將他推上“神壇”。

但在神化錢鍾書的同時，對他的質(zhì)疑之聲也時有出現(xiàn)。比如，有人撰文說在干校期間，他曾問錢鍾書“皮里陽秋”的出處，錢沉默不語。其實，讀過點古書的人都知道，“皮里陽秋”典出《世說新語》，指內(nèi)心有裁斷。錢鍾書對《世說新語》十分熟悉，《管錐編》中的引用多達101處，他對此怎么可能不知？

還有人說，錢鍾書不知“杜鵑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作者是誰。其實宋朝王令的這首詩，在《千家詩》中就有收錄。對這兩個提問的不答，錢鍾書顯然是“佯作不知”，因為向他提了不該問他的小問題。

近年來，還出現(xiàn)了一些出自知名學者的質(zhì)疑聲。比如，李澤厚說錢鍾書“讀了那么多的書，卻只得了許多零碎成果”，余英時說《管錐編》宛如散錢失串。

這又引出另一樁公案，就是對錢鍾書歷史地位的評價。當下而言，稱錢鍾書是大學者和文學家，社會上當無異議。但若說到錢鍾書是不是思想家，則會引發(fā)很多爭議。因為在其畢生學術集大成的《管錐編》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寫得極為隱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葉，隨意拋灑一地。

錢鍾書是被神化了，還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這需要他的潛心研究者作解讀剖析，多少有點像當年李政道和楊振寧能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關鍵要看吳健雄如何實驗證明“宇稱不守恒定律”。

第一章：藍田師院

高淵：《圍城》中的三閭大學的原型，一般認為是錢鍾書教過書的國立藍田師范學院，而《談藝錄》的前半部分是在藍田師院完成的。是否可以說，第一次“錢鍾書熱”的源頭是藍田師院？

夏中義：這要從1938年秋天說起。當時，錢鍾書拿到了英國牛津大學的學士學位，他們夫婦乘坐郵輪回國。西南聯(lián)大校長梅貽琦得知這個消息，再加上馮友蘭的推薦，就聘請錢鍾書擔任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教授，當年他只有28歲。

但錢鍾書在西南聯(lián)大過得并不開心，他把自己在昆明的住宅稱為“冷屋”，因為他在外文系受到了冷遇。這方面的傳言很多，一種說法是錢鍾書確實看不起外文系的那些教授，他說“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這樣一來，把外文系三大教授都得罪了。第二年，錢鍾書沒有獲得續(xù)聘，只能去他父親錢基博執(zhí)教的國立藍田師范學院，擔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高淵：1939年，錢鍾書到了藍田師院后，什么原因促使他開始動筆寫《談藝錄》？

夏中義：這里要提到一個人，他叫冒效魯，筆名叔子，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比錢鍾書大一歲。他們在回國的輪船上相識，冒效魯是民國才俊，而且自視甚高，被人稱為當年十大狂人之一。他一開始并不把錢鍾書放在眼里，兩人在甲板上斗起舊體詩，這一斗之下讓他心悅誠服，后來他把自己和錢鍾書比作云龍相從，錢鍾書是人中之龍，是一代豪賢，而他自己是云，是烘托龍的。

1939年，錢鍾書從上海動身去藍田前，冒效魯去看望他，說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你對中國的詩歌藝術有著高深見解，平常隨便說說就很了不起，不把這些金玉良言寫出來太可惜了。這句話打動了錢鍾書，他后來說，自己聽了叔子這番話，手開始癢了起來。

其實，錢鍾書在藍田師院寫《談藝錄》，也想通過這本書，證明自己確實是一代豪賢。也就是說，29歲的錢鍾書認為，我不寫別人或許也會寫，但寫不了我那么好。

高淵：他在藍田師院的日子過得怎樣？

夏中義：錢鍾書是只身前往藍田師院的，因為女兒錢瑗只有兩歲，他自然舍不得女兒跟著他去湘西偏僻之地，就讓楊絳留在上海邊教書邊帶女兒。而楊絳不在身邊的日子，讓錢鍾書感覺非常辛苦。因為楊絳的本事太大了，不僅知書達理，而且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平日里給他煲湯，陪他喝酒聊天。

在這種情況下，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寫《談藝錄》。但到了1941年上半年，他得病了，于是帶著寫了半本的《談藝錄》，辭別藍田回到上海。

高淵：錢鍾書在上海寫完《談藝錄》后，為什么過了好幾年才發(fā)表？

夏中義：他們一家三口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個亭子間，1942年完成了《談藝錄》。但寫完就擱著了，因為那時是中國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期，所以直到1948年才發(fā)表。

在我看來，1908年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出版后，如果說在20世紀上半葉，還有一部中國詩學理論專著可與之媲美，那就是錢鍾書的《談藝錄》。

高淵：《談藝錄》之后，錢鍾書突然轉(zhuǎn)向敘事文學寫作，這又是什么原因？

夏中義：原因可能多種多樣，其中一個應該是，錢鍾書在上海沒有固定工作，身體又不好，《談藝錄》也寫完了。他是一個很會調(diào)節(jié)自己心態(tài)的人，而且在楊絳的身邊就特別有靈氣。

所以，他在1943年開始寫《圍城》，我想首先是為了讓夫人開心，他每天寫好的東西都要給楊絳看，楊絳看到他寫得這么調(diào)皮，經(jīng)常開心地哈哈大笑。

第二章：古彩戲法

高淵：1950年起，錢鍾書被借調(diào)去從事《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工作，4年后工作告一段落，他沒有繼續(xù)從事外文教學與研究，而是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古代組，這是為什么？

夏中義：錢鍾書兼通中文和英文，這是大家公認的。他28歲就當了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教授，應該說英文是他的更強項，其實他想去文學所的外文組，但他進不去。

原因很簡單，他的業(yè)務能力太強，如果他是謙謙君子，別人或許還能接受。偏偏他老是瞧不起別人，言辭非常鋒利，只能去古代組。于是在1955年，他開始寫《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后可謂驚艷海內(nèi)外。

高淵：但胡適看到后，曾說對這本書的選目很不滿意。

夏中義：當時有一個游戲規(guī)則，具體選哪些詩不是作者說了算，而是要集體討論通過。很多年后，錢鍾書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透露，這本書選了很多自己認為不必選的詩，而他認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

但《宋詩選注》之所以成功，關鍵不在于選詩選得好，而是好在點評。錢鍾書在不得不選的那部分詩之外，還是盡可能選了一些自己喜歡的詩。對那些自己喜歡的詩的點評，非常有才華。

高淵：他所謂“不得不選的詩”，就是那些符合蘇聯(lián)的反映論，形象再現(xiàn)宋朝當時社會狀況的詩？

夏中義：錢鍾書并不贊同反映論，或者說不甘獨尊反映論，他就玩起了“微判斷”。他在書中不直接說是或不是，而是寫得乍看模棱兩可、撲朔迷離，實質(zhì)是凝神慎思、精心鋪設，符合邏輯地一步步辭別反映論，竟無甚破綻得像金蟬脫殼，當年誰也沒看出來。

他對反映論的“且辭且退”，大致分了四個臺階拾級而下。第一個臺階，他說宋詩里面確實有很多詩反映民間疾苦，在當年朝廷的公文里都可以找到印證，完全可以用反映論來解釋；第二個臺階，他說一首好詩之所以迷人，和有沒有一個對應的事實沒有直接關系，因為很多詩都是天馬行空的；第三步，他說范成大有一首詩《州橋》，寫淪陷區(qū)的老百姓夢想朝廷軍隊來收復失土，擁到一座橋上來迎接王師，從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論，但是從宋代建筑史的角度來講，這座橋是不存在的，而是詩人想象出來的；最后一步，他說如果反映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為什么后世哄傳的梁山聚義這么大的事，宋朝卻沒有一首詩提到呢？

高淵：這四個臺階，錢鍾書在《宋詩選注》里寫得非常隱晦吧？

夏中義：在1958年首版的書中，錢鍾書寫了一篇一萬八千字的序，他在文中提出，要把宋代詩歌的歷史，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進行系統(tǒng)的梳理，進而剖析宋詩是怎么從唐詩母腹里分娩出來，在唐詩豐神情韻的基礎上，如何確立宋詩思理筋骨的藝術特色。

他研究宋代的詩人，像蘇軾、楊萬里、黃庭堅等，看他們是如何在技巧上不同于唐詩。這并不是反映論，而是審美形式本位論，是在宋詩藝術的內(nèi)部，去探究其如何走出了一條和唐詩藝術不一樣的道路，而反映論對此無法解釋。

我當年讀到這里忍俊不禁，因為錢鍾書的這篇序中出現(xiàn)了9個“反映”，但他就像在變古彩戲法，穿了一件大紅袍，袍子上都寫著“反映論”，但是變出來的卻不是。他真正拿出來的，是和《談藝錄》相一致的“形式論”，他把形式看作衡量藝術的關鍵。

高淵：他這么“變戲法”，別人還真就沒看出來？

夏中義：《宋詩選注》出版后，錢鍾書有段時間是心懷忐忑的，因為他沒有用當時最時髦的反映論來解讀。過了一段時間，這本書果然受到了群眾批判，但越批錢鍾書心里越高興，因為他發(fā)現(xiàn)所有的批評都沒有批到點上，沒有人發(fā)現(xiàn)他隱藏的意思。

1959年，他給楊絳寫的一首詩中有這樣兩句：“暗香疏影無窮意，桃李漫山總不知。”意義是說，我有我的暗香疏影，他們漫山桃李卻根本看不出來。

第三章：天書奇談

高淵：其實，對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來說，《宋詩選注》還不算難讀，只是難解其字面背后的深意。而1979年出版的皇皇巨著《管錐編》，簡直像天書了。在這部書中，錢鍾書是否把“古彩戲法”變到了極致？

夏中義：其實在1978年，北京的學術圈子里就在流傳，說錢鍾書即將出版一部震動世間的學術著作，已經(jīng)引來很多關注。等到第二年《管錐編》出版后，大家發(fā)現(xiàn)這110多萬字的四本書，全部用文言文寫作，而且是繁體字豎排，真是讀也讀不懂。

當時，史學家余英時到訪北京，曾跟錢鍾書長談。他后來寫回憶文章說，他問錢鍾書為何用文言文寫《管錐編》，錢跟他說了句至今都聽不大懂的話，說是要“減少流毒的傳播”。很明顯，錢鍾書用文言文寫作，目的是加大閱讀難度。

高淵：他在書中還夾雜了不少英文和德文，也是同樣的目的嗎？

夏中義：也有人說，錢鍾書用外文是賣弄學問，我認為并非如此。我們要知道，錢鍾書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在寫《管錐編》時，寫到某個地方，可能馬上聯(lián)想到國外的相關論述，就放到了字里行間。這就像相聲里的“逗哏”和“捧哏”，《管錐編》中的外文起的是“捧哏”作用，在旁邊附和一下：“對的對的，是的是的。”

高淵：錢鍾書還曾跟人說，“我們的頭發(fā)，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把《管錐編》寫得如此晦澀，究竟在擔心什么？

夏中義：這里面有著很重要的社會背景。錢鍾書寫《管錐編》，主要是在1972年到1975年，平均每天寫1000字。當時還處于“文革”期間，他頭上的“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還沒摘掉，紅衛(wèi)兵隨時隨地可以破門而入，查看他在寫什么東西。所以，他的東西要經(jīng)得起人家看，就要寫得讓絕大多數(shù)人都看不懂。

而他持續(xù)不斷地寫《管錐編》，這里面還有另一個背景。1972年春，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兩年多后，錢鍾書夫婦回到了北京，一開門才發(fā)現(xiàn)家里已經(jīng)住進了一對青年夫婦。當時整個社會因為忙于運動沒有新建房子，就讓一些新婚夫婦住進其他有房者的家里。兩家人擠在一個屋檐下，什么隱私都沒有，難免出現(xiàn)矛盾。他們只能搬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辦公樓，找了一間堆雜物的小房間，陳設極為簡陋。

那段“逃難”期間，錢鍾書還大病一場，在他人生最痛苦的階段，如果不寫點東西，他很可能要發(fā)精神病。這時候讀古書是最好的，因為古書越讀心里越靜。某種程度上說，他是逼自己寫《管錐編》，這是一個心靈自我拯救的過程。

高淵：世人都說《管錐編》了不起，但極少有人說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義：《管錐編》出版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陸續(xù)出版了一些從純學術角度切入研究的專業(yè)論著，但這么多年來，真正從思想上做出解讀的研究成果幾乎沒有。我是從1985年開始讀錢鍾書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動筆寫錢鍾書，至今也不敢說真正讀懂了錢鍾書。

《管錐編》是錢鍾書最偉大的作品，在我看來，他在書中提出了兩個大判斷，或者說兩個大系統(tǒng)。其一是對中國古典詩學進行了現(xiàn)代闡釋和轉(zhuǎn)換，在這方面，錢鍾書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國詩學研究，所有材料都來自中國古典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話、詩論、詩學，獨立完成了文學為何是文學、詩為何是詩的全新國粹版理論系統(tǒng)。雖然不用一點國外的理論，但同時具有人類共通的情懷。當然，這還需要我們后學去進一步轉(zhuǎn)換，要把它弄得大家讀得懂，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高淵：《管錐編》的第二個大系統(tǒng)，是否已經(jīng)超越了文藝理論層面？

夏中義：《管錐編》的另一大貢獻是，建立了一套知識者在特殊語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嚴地言說的倫理學系統(tǒng)。

這部著作寫于“文革”特殊時期，當時的知識者只有兩種活法。一種是像陳寅恪那樣剛直壯烈，但這是肯定過不了“文革”這一關的；另一種是投靠“四人幫”，這是一種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學者看來，前一種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價太大，后一種活法太掉價，不僅當時，以后也會被人不齒。

而此時，錢鍾書就在《管錐編》中提出了第三種活法。他不像陳寅恪那樣崇高，因為崇高太悲壯了。如果說陳寅恪是清白，錢鍾書就是清高，既有尊嚴，又不無安全。這套錢鍾書構建的倫理學，就是隱藏在《管錐編》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質(zhì)”，我們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認它。

第四章：散錢失串

高淵：近年來，還出現(xiàn)了一些比較重量級的質(zhì)疑者。比如李澤厚先生多次表達“錢鍾書可惜了”，說他“讀了那么多的書，卻只得了許多零碎成果”。對此說，你怎么看？

夏中義：李澤厚并不否認錢鍾書博學，但他覺得錢鍾書是僅僅博學而已。他認為錢鍾書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實際上就是覺得錢鍾書沒有思想系統(tǒng)。

但我要說的是，李澤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氣去讀錢鍾書。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說過，我不愿意寫50年前可以寫的書，也不愿意寫50年后可以寫的書，我只寫當今時代需要我寫的書。而錢鍾書的著作，如果不發(fā)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么可能讀出他文字背后蘊藏的深刻思想？

高淵：與李澤厚一直說“錢鍾書可惜了”不同，余英時先生經(jīng)歷了一個轉(zhuǎn)變過程，他從一開始的由衷欽佩，到后來也覺得錢鍾書在思想層面貢獻不大。

夏中義：說到海外學界對《管錐編》的熟識度，恐怕誰也比不上余英時。在1978年，他就跟錢鍾書相見恨晚，錢先生也多次將《管錐編》等著作親筆題簽后，郵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時報之以七絕《讀〈管錐編〉》回贈。用他的話說，“《管錐編》雖若出言玄遠，但感慨世變之語，觸目皆是”，不可謂不深摯。

1998年，錢鍾書離世后，余英時應邀執(zhí)筆追思，他說自己是文學門外漢，不配說任何贊美的話。他認為，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所涌現(xiàn)的一個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讀得最多、最豐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為史學家的余英時，卻客串到文學和當代思想領域來評議錢鍾書，聚焦的是“小結裹”和“大判斷”這對關鍵詞。

高淵：他認為錢鍾書只有“小結裹”，缺少“大判斷”嗎？

夏中義：“小結裹”和“大判斷”是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用過的一對術語，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在錢鍾書看來，“小結裹”與“大判斷”不是完全對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余英時評議錢鍾書，主要有兩大要點。首先是數(shù)落《管錐編》多“注重小的結裹，較少注重大判斷，大判斷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說錢鍾書像“晚清遺老”那樣，一味注重訓詁及典故出處，《管錐編》“就是專門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較勝負，要超過人家，他是非常好強的人，總要知人所不知”。他說錢鍾書“偶爾也有一些大判斷”，但這樣的東西不多，宛如散錢失串，雖然每枚散錢有其面值，但總體價值不大。

然后，他力圖解析《管錐編》為何鮮見“大判斷”。他假設了三條緣由，一是追溯到錢鍾書的治學源頭，說他“20歲左右就已經(jīng)迷上遺老那一套訓詁”，其結果是一葉障目；二是這個考證學派淵源，讓錢鍾書成了以賽亞·柏林所說的“樣樣都知道的狐貍，卻成不了一定要制造大東西的刺猬”；三是認為《管錐編》鮮見“大判斷”，可能受制于錢鍾書的學術方法旨在“打通”中外，因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處，很少講相異之處，而相異之處就要講一個大的背景，大的架構”，錢鍾書不側(cè)重中西相異，也就在邏輯上“可以避免這種大的判斷”。

高淵：余英時說《管錐編》像散錢失串，跟李澤厚的說法很相似，是不是很多人讀《管錐編》時都會有這種感覺？

夏中義：首先要承認一點，《管錐編》確實比較零碎，書中都是隨意的讀書心得，就像秋野上灑滿的落葉，沒有實現(xiàn)集成，或者說沒有系統(tǒng)。但如果就此說他沒有“大判斷”，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就像孔子、莊子的東西也沒有系統(tǒng)，能說他們沒有“大判斷”嗎？而很多高頭講章，雖然表述上形成了系統(tǒng)，但全是廢話。

我認為，余英時讀《管錐編》時是有糾結的，關鍵在于“嗅覺”和“視覺”的不統(tǒng)一。他作為有世界聲譽的大學者，鼻子應該能嗅出《管錐編》中有非凡的“大判斷”，但眼睛卻始終沒能從中找到直接印證。而且，他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任教，日子很好過，很難真正解讀錢鍾書寫作此書時的心態(tài)。后人不能因為對學院派寫作所養(yǎng)成的閱讀慣性，而輕易斷言這部書缺乏“大判斷”。

在錢鍾書這座學術思想的高峰面前，哪怕是再了不起的人，如果缺乏足夠的敬畏，說話隨便，那是遲早要露出馬腳的。

第五章：秋野落葉

高淵：你剛才說過，《管錐編》至少有兩個“大判斷”，分別是中國古典詩學的現(xiàn)代轉(zhuǎn)換和知識者在特殊語境下言說的倫理學。特別是對第二個“大判斷”，是通過怎樣的爬梳來證明確實存在的？

夏中義：《管錐編》中關于倫理學的“暗思想”就像秘籍，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十個環(huán)節(jié)。在這個“倫理學鏈”上，其邏輯構成分三段：從“為何說”到“怎么說”，再到“說何果”，每段又由相關環(huán)節(jié)依次銜接而成，都散落在全書中。

第一階段“為何說”含四環(huán)，分別是“圣人不仁”“貴身尚譽”“不安于陋”和“發(fā)憤著書”。就是說，在不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下，一個內(nèi)心干凈的君子不能隨波逐流，還是應當發(fā)出一些自己的聲音。

第二階段“怎么說”含三環(huán)，分別是“屈以求伸”“不言之言”“鱉咳”。其意思是，君子在言說的時候要隱藏自己的真意，用一些別人讀不懂的語言來講述，比如古漢語加上外文，來發(fā)出甲魚咳嗽般幾乎不可聞的語聲。

第三階段“說何果”含三環(huán)，分別是“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聲”。大意是，等到雨過天晴，大家能看到這部書的時候，希望別怪我寫得這么難懂，你們要理解我寫作此書時的狼狽處境，越好的聲音越是悠遠潛低。

說來很有意思，錢鍾書在1975年完成《管錐編》后，第二年“四人幫”就被粉碎了，可謂天地倒轉(zhuǎn)，1978年他當了中國社科院副院長，1979年《管錐編》也出版了。“待熟”這個詞，在《管錐編》里出現(xiàn)了四五次，足以說明他寫作時等待黎明的心情。

高淵：這十個環(huán)節(jié)的落葉，在全書中是有序還是無序分布的？

夏中義：錢鍾書寫作《管錐編》時，怎么寫取決于當時心緒和瞬間靈感，彈性很大。從每一章節(jié)的微觀語境來看，全書行文并不失序，但從章節(jié)與章節(jié)的目次或含義銜接來看，不見得有整體流程感。我讀此書30多年，深感能讀到這樣的書當屬人生快樂，近乎銷魂。

這十片落葉的順序脈絡，并不是明確有序排列的，而是我長年趴在隱奧的字里行間點滴搜集，再去探測環(huán)節(jié)與環(huán)節(jié)之間可能生發(fā)的邏輯感應，才歸整為一。這只需要核查各環(huán)節(jié)的頁碼出處，便一目了然，比如“貴身尚譽”在第二冊第515—519頁之間，“不安于陋”在第二冊第465頁，“發(fā)憤著書”又移至第三冊第937頁，“屈以求伸”返回第一冊第50頁，“不怪所怪”則落到第四冊第1238頁……

高淵：也就是說，如果換成另外一位學者，他有可能在全書中找到另外的落葉，排列成全新的邏輯系統(tǒng)？

夏中義：《管錐編》中所蘊含的“暗思想”，其實是煉成“思想”的珍貴原料，得靠專業(yè)讀者與著者共建一條“生產(chǎn)流水線”才可能被解讀。錢鍾書在書中埋下了太多不確定的“陷阱”，每個專業(yè)讀者對這些原料作何篩選、提煉，排列組合成什么產(chǎn)品，那就見仁見智、難拘一格了。

《管錐編》已經(jīng)問世41年，其中真正蘊含的思想，不僅需要專業(yè)讀者潛心甄別打撈，還需要學界的共同認可，這是一項不無風險的“思想實驗”。這么多年來，專門做思想史的學者對此都望而卻步，某些其他學界的人士偶爾出來評點幾句，那就更說不到點子上了。

高淵：是否正因如此，讓錢鍾書的思想價值一直被低估了？

夏中義：1943年，陳寅恪先生寫過一篇專門論述陶淵明的文章。他認為陶淵明不僅是大詩人，更是大思想家，因為他在魏晉時期流行的建功立業(yè)、求仙延壽和及時行樂之外，提供了第四種生命樣式，就是不以生死為念的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

如果以陳寅恪的方式來評價錢鍾書，他當然是思想家，而且是大思想家，因為他不僅自己活出了清高，而且形成了思想系統(tǒng)，能給后人提供重要啟示。所謂思想，是一位智者對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發(fā)出原創(chuàng)性的警示之說，如果這位智者連續(xù)發(fā)出原創(chuàng)見解，他就應該被追認為思想家。

第六章：不滅不朽

高淵：在錢鍾書晚年，他堅決叫停了中國錢鍾書研究會的成立，后來又終止了錢鍾書研究專刊的出版。他是不愿意別人研究他嗎？

夏中義：我們要了解他當年的處境。《管錐編》《圍城》的出版，訪美引發(fā)的轟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對《圍城》的極高評價，后來還有電視劇《圍城》的熱播等等，都讓錢鍾書成為全社會的談資。

在這種“神化錢鍾書”的氛圍中，不管有沒有讀過他的書，都覺得談論他是一種風雅，把他當成了“點心”。對此，錢鍾書是不喜歡的。對總想標榜自己跟他有關聯(lián)的人，他更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厭惡。

我認為，錢鍾書不是不要別人研究他，而是不要那些根本不好好研究，整天把他掛在嘴邊、舉在頭頂?shù)娜巳ハM他。

高淵：在內(nèi)心深處，還是希望別人讀出他埋藏很深的真實思想的？

夏中義：錢鍾書一直在玩“兵不厭詐”，他自己就曾說過：“西方舊說有‘善詐’與‘惡詐’之別，用兵詭道與堂堂正正之勇力并行不悖，乃使詐之善者。”無論《管編》還是《宋詩選注》，當然都屬于“善詐”。

比如《宋詩選注》，一開始錢鍾書對別人都讀不出他對“反映論”的真實態(tài)度，是高興的。但時間久了，發(fā)現(xiàn)居然大家真的都看不懂，他有點遺憾，就要做個提醒。于是在1979年，他的舊作《中國詩與中國畫》再版時，忍不住加了一段話，他說我們了解和評判一個作者，一定要知道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在那種文藝理論風氣的影響下，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者矯正那種風氣。但后來發(fā)現(xiàn)，大家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么。

又過了9年，1988年香港版《宋詩選注》出版時，他又寫了一篇序，并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最后一段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說事物，但又忍不住自覺聰明，而稍微別出心裁。”這時候，或許有些人看懂了，但大多數(shù)人還是不明白。所以說，錢鍾書是很寂寞的，他太聰明了。

高淵：錢鍾書會不會擔心，后世只知道他的文學與學術造詣，而他的思想則真的淹沒于歷史的塵埃中了？

夏中義：他22歲時，寫過一篇《鬼話連篇》，就提出了“不滅”與“不朽”的命題。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他對自我的幻想。

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趕緊聲明，我既無不朽的奢望，也無不滅的信仰，我只是要借這么一個機會，把這兩個概念說清楚。”在他的晚年，他確實在思考從“不滅”到“不朽”的可能性。他的著作能留存下去，這是物質(zhì)上的“不滅”；他的思想能進入后人的心靈，這才是精神上的“不朽”。

當年，錢鍾書對與他交往的后輩學者，應該說是有期待的。比如，他跟一位海外學者曾通過70多封信，不無希望這位學者把他的“不滅”變?yōu)椤安恍唷薄５上У氖牵俏粚W者并無真正令人驚艷的研究成果。

高淵：錢鍾書的著作中是否存在思想系統(tǒng)，已經(jīng)成為他能否被學界公認為思想家的關鍵？

夏中義：學界有人把陳寅恪和錢鍾書并提，前者是在1980年《柳如是別傳》出版的16年后，被學界公認為思想家的。《柳如是別傳》雖然也用文言文寫作，但陳寅恪在表述上是成系統(tǒng)的，而《管錐編》則故意散落一地，研判難度極大。

不得不說，兩家表述思想的語式不一，直接影響被學界公認的機遇概率和時間速率。因為說到底，任何“思想”被“思想史”認證的過程，其實就是此“思想”所蘊含的公共性被訴諸公眾的過程。

這有點像當年李政道和楊振寧能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關鍵得看吳健雄能否用實驗證實“宇稱不守恒定律”。錢鍾書也有點像南宋辛棄疾詞中所言：“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至今，在當代中華學術思想史上，依然欠了錢鍾書一個“偉大學者暨思想家”的莊嚴追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