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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行的父親

發布時間: 2021-04-19 08:39:12 | 來源: 膠東在線 | 作者: 鄧兆安 | 責任編輯: 秦金月

◎作者 鄧兆安

父親啊!三十年前的今天您與兒女們“不辭而別”。我們時刻在牽掛著您,每每回到故鄉,總會深情地遠眺那條留著深深車印的泥土路……

——題記

今年的農歷三月初八(公歷四月十九日),是一生默默無聞的父親鄧汝祿去世30年的紀念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轉眼我也成為了花甲之人,兒子也已成家立業,但是對父親的思念卻如醇酒越陳越濃。在極度的思念中,我努力追憶著父親的點滴往事,心中隱隱感到對父親知之甚少、記憶模糊,有些階段甚至是空白。對此,我深感自責:為啥父親在世時不去多一點關心和了解呢?失去了才愈加懂得珍惜,可是時光卻不能倒流……

為了彌補這一遺憾,盡可能客觀真實地還原父親的一生,我動員所有的兄弟姊妹和本家的叔叔嬸嬸一起“打撈”線索,還多次登門尋訪與父親一起并肩戰斗過的老鄰居、老同事、老領導,深情回憶,反復印證,一點一滴,從而揭開和連接起了父親那不懼艱難、熱愛集體、大公無私、關愛子女的平凡人生……

全家合影留念,父親鄧汝祿(前排右二,懷中抱著孫子),作者鄧兆安(最后一排左二)。

全家合影留念,父親鄧汝祿(前排右二,懷中抱著孫子),作者鄧兆安(最后一排左二)。

(一)

我的堂叔鄧汝萬,今年雖已83歲高齡,但仍然精神矍鑠。當回憶起老鄧家的“家史”、聊起我父親的早年時,他心潮起伏,眼泛淚光,一直哽咽著說:“過去咱們家太窮了,我二哥什么行當都干過,吃盡了苦頭,他是鄧家的‘頂梁柱’啊!”

父親生于1914年,正趕上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舊社會,祖籍掖縣西由鎮街西頭村。父親弟兄五個,他排行老二。老奶奶祈求子孫們今后過上好日子,在世時給前面四個孫子起名最后一個字連起來:福?壽喜,但卻未能如愿:大伯為謀生跑到東北去賣苦力;三叔則替地主家孩子去當“壯丁”一走再無音訊……奶奶悲痛萬分,淚如泉涌。從小就孝順的父親雙手拉著四弟、五弟,在奶奶面前堅定地說:“娘,今后家中有我扛著!”從此,一家人生活的重擔落到了年僅15歲的父親肩上。

當時家里七口人,僅有幾分薄地,三間半草房,無耕畜。主要靠租種地主家的土地和外出作工維持生計。父親深知要改變家庭現狀,必須要掌握一門手藝。我的二爺爺鄧進慶,從小就會瓦匠技術,在十里八鄉無人不知。對此,父親十分敬佩和羨慕,就主動拜二爺爺為師,先跟著當徒弟學本領。父親干活很有眼色,又肯吃苦,每天都早早來到工地,提前備好各種料物,收工后又主動清理現場,并把師傅使用的工具擦得干干凈凈。二爺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覺得侄子將來是干瓦匠的一把好手。于是,他不僅幫助置辦了全套工具,還言傳身教把所有技藝都傳授給了侄子。對此,父親感激涕零,用心鉆研,僅用一兩年的工夫,就能夠獨擋一面了。當他把第一筆收入交到奶奶的手里時,那自豪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瓦工季節性強,加上日常的活又少,日子過得非常緊巴,父親常急得團團轉。后來,父親看到有的街坊去青島販運煙酒等用品,就用一頭豬換回了一輛二手自行車,從此踏上了長途販運謀生的路。每次凌晨兩三點左右,天還一片漆黑,父親就帶著干糧,騎上自行車出發了。當時掖縣與青島相距約四百多里,需十幾個小時的長途跋涉,并且道路也大都是泥土路面,對人的體力消耗極大。父親曾對鄰居講述過,抵達青島時往往兩條腿已經僵硬得無法動彈,需要同伴們相互攙扶才能下來車。第二天一早,又要抓緊置辦貨物往回返。一輛自行車要搭載二三百斤的貨物,遇到刮七八級的頂頭風時,需要渾身用力才能蹬得動車子,騎上坡路時只能下車,一步一步推著走,兩腳蹬地,大汗淋漓……個中艱辛常人難以想像,但為了這個家,父親把這一切都過成了日常。除了遠赴青島販運,為了合理利用時間多掙點錢,父親又開辟了另一條生財之路:到九十里外的龍口港拉腳送貨。就這樣經常不停地奔波在南北“兩條戰線”上,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

雖然父親長年累月、拼死拼活地干,幫助奶奶苦苦支撐著這個家,但依然是缺衣少食,難以為繼。有時家里實在揭不開鍋了,奶奶就偷偷地背著父親去西由毗鄰的村莊沿街乞討,受盡了白眼和委屈。更令人氣憤的是,一次奶奶去地里里撿柴火,被本村的地主看到了,竟不分青紅皂白硬說奶奶踩壞了他家的莊稼,將柴草全部扣下,把背蔞摔出老遠,并大聲斥責:“快滾蛋!”……地主的橫行霸道,進一步激起了父親對封建社會和地主階級的強烈仇恨,也使他逐步懂得了窮苦人家要徹底翻身做主,必須跟著共產黨干革命。

1938年,日本鬼子的鐵蹄踏進了膠東半島。1939年10月,父親毅然參加了八路軍膠東軍區第14團,他懷揣國恨家仇,沖鋒陷陣,英勇作戰,至1944年底他先后參加了掖縣郭家店戰斗、棲霞牙山戰斗等無數次的大大小小戰斗。最后在一次阻擊日寇的戰役中不幸身負重傷,無奈退伍回鄉,背部、肩部都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疤。1946年,父親與奶奶一起又堅決支持五叔鄧汝瑞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叔沒有辜負家人的信任和囑托,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歷經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殊死戰斗,成為全家人的驕傲……

大哥鄧兆吉每每憶起父親和鄧家的這些光榮革命史,都不禁潸然淚下,感慨萬千:“父親這位抗日老兵,一心報國卻壯志未酬,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們后輩的身上啊!”

(二)

1947年,地處解放區的家鄉實現了土地改革,我們家共分得4畝多地,全家人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父親打心眼里感謝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對今后的生活充滿了希望。建國后,父親更加向往走集體化的道路,踴躍報名參加村里的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好過一天。

1958年后,隨著西由人民公社的誕生,街西頭村共設立了四個生產隊(后劃為十二個),其中第三生產隊覆蓋村西南片的二百多戶人家。由于耕地、人口較多,加之剛剛組建,千頭萬緒,很多人不愿擔這個責。村領導在費心選好隊長的同時,又推薦我父親為副隊長。當征求意見時,他明知這是個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但仍二話沒說愉快接受,協助隊長治理老洼、壓沙治堿、發展副業、興修水利,處處發揮模范帶頭作用。1959年冬天,縣里統一組織施工力量,整修東部最大的白云洞水庫,父親聞訊后主動率領隊里的年輕人開赴前線,頂風冒雪,挖淤泥,拉沙土,筑大壩,苦干一個月,提前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受到了工地指揮部的表揚。

曾長期在同一生產隊擔任婦女隊長的的泮文娟,今年已九十高齡,雖然腿已站不起來了,但對過去的事情仍然記得清清楚楚。聊起我父親她十分敬重地說:“你爹啊,只要看到損害集體利益的事,總會上前去管一管,從不怕得罪人。”她回憶起了一件往事。有一年秋天,父親領著一群社員收獲花生,隊里規定不準個人私拿集體財物。等收工時,父親在大伙面前先把自己的簍子打開“亮相”,隨后依次進行檢查,有的人在簍子下面藏著花生,而上面放著衣服或柴草想蒙混過去,被父親發現后均嚴肅處理。雖然得罪了個別人,但贏得了廣大社員的一致好評。在工作中,父親還遇到一些偷懶耍奸、鬧不團結的后進社員,他認真說服教育;而對那些暗地里破壞集體經濟的壞分子,他絕不退縮,堅決打擊。

作者探訪老鄰居泮文娟女士

作者探訪老鄰居泮文娟女士

為了不斷增加集體經濟收入,父親與隊委會領導一起想方設法廣開門路。隊里田間的排水溝盛產蒲草,是編織嗄達子的最佳材料,這種冬天穿的保暖鞋在當時北方農村十分興盛。因此,每年深秋時節,父親都挑頭領著年輕的小伙子們喝上幾口燒酒,暖暖身子,就跳進冰冷的水溝里,收割這些又高又粗的蒲子草,不僅弄得全身臟乎乎的,干一小會就凍得渾身上下打哆嗦。收上的蒲草,需一根一根的拔掉長梢,剝出蒲莖涼干,扎成小捆到集市上出售。父親看到隊里收進的一張張人民幣,更加激發了他為集體副業發展拼搏的干勁……

飽受苦難的父親,感黨恩,跟黨走,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發展集體經濟當中。他的一言一行也直接感染和影響了哥哥們。1963年,父親因不識字主動“退居二線”,適逢大哥鄧兆吉剛初中畢業,由于大哥思想進步、樂于付出,不久就被社員們推選為第九生產隊副隊長,并兼任民兵排長,他帶領隊里的青年們哪里任務最重就到哪里去。由于表現優異,1965年他被選拔為人民教師,并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哥鄧兆祥1967年初中畢業后,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又接過大哥的“接力棒”,繼續為集體經濟發展出力。后來二哥應征入伍,在部隊上多次立功授獎……看到兒女們的成長進步和接續奮斗,父親那飽經風霜的臉上綻放出了幸福的微笑。圖片

(三)

“是鄧師傅三番五次動員,我才加入基建隊的,一轉眼50多年過去了啊!”與我父親鄰村一起入隊且長期在同一大組工作的王典軍老師傅,比我父親小十幾歲,今年已年過九旬。據王師傅介紹,公社基建隊于1968年成立,剛組建時僅有二十五六號人,連一間辦公室、一張板凳都沒有,全都是借來的,條件相當艱苦。

作者與父親的老同事王典軍(中間)、大哥鄧兆吉(右一)合影留念。

作者與父親的老同事王典軍(中間)、大哥鄧兆吉(右一)合影留念。

當時第一任隊長是后鄧村的鄧林斗。因父親經常領著社會上的瓦工蓋房頗有名氣。他首先想拉我父親“入伙”。那時父親已經50多歲了,開始確實有些顧慮,后來父親認為“散兵游勇”不如加入集體組織力量大,有奔頭,加上母親的堅定支持,他答應了下來,并利用白天晚上挨個同伴家登門做思想工作,共有五個伙伴背起工具箱興高采烈的上班了。隊長感激地說:“多虧鄧師傅關鍵時刻幫了我一把啊。”

與王師傅談起過去的難忘歲月,他止不住的打開了“話匣子”:“你老父親不僅干活肯出大力,不耍奸不偷懶,而且嚴把質量,一絲不茍,多次在會上交流經驗,是上上下下公認的‘好把式’。外出施工民房時,凡是屋山、前沿等顯眼的地方都由您父親‘把舵’。”稍停,王師傅又自豪地說:“令我一生最難忘的是,1971年我們一起建設的西由糧所的大糧倉,長達120米,可存放600噸小麥。上級要求絕對安全、堅固且不能有半點滲漏,難度特別大。你父親被‘點將’施工最困難、風險最大的外墻砌石。墻的底部寬一米,逐步到房沿縮至半米,高達八米,這種特殊的施工要求,其技術標準幾近苛刻,每天先要精心打磨備好各種石料,然后小心翼翼的吊到施工架子上,再一塊一塊抹沙灰砌到墻上,同時要不間斷的通過水平儀和吊墜校好尺寸,不能有絲毫的閃失。墻體中間還需要壘大量的磚塊,要一邊快速地把砂灰鋪平,一邊彎下腰取磚筑好。每人一天要搬弄一千六七百塊磚,并且要嚴絲合縫。長達半年多的時間,鄧師傅和我們一直咬牙堅持到竣工,這對快奔六十的人來說,要付出多大啊!……”

王師傅喝了一口水,掐著指頭興奮地說:“基建隊的貢獻對西由大著呢。例如農具廠、拖拉機站、供銷社、銀行、醫院和第八中學、紅專學校、影劇院等重點建筑,都是我們這代老建筑人靠一把瓦刀、一把錘子干起來的。”的確,在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西由大街上,這批六七十年代崛起的一幢幢獨具特色的標志性工程,為推動西由人民公社的蓬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改善提高都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如今看到一些尚存的建筑,我總是不由感慨,當時父輩們是付出了多么大的智慧和心血,才讓這些建筑始終堅挺屹立。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由于父親不會寫字,每天晚上都由我幫他填寫工作單,記錄的全是滿勤,根本沒有休息日。而當時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需交給生產隊換算成工分,能領到手的只有十四五元的生活補貼,用不計待遇、拼上老命干工作來形容毫不夸張。

隨著年齡的增大,父親被隊里安排晚上看管國家特大型金礦——三山島金礦的建筑工地。這里存有大量的鋼材、木材、水泥和磚石等建筑材料,一應俱全。在有的人看來這是個“肥差”,腦瓜靈活點,會沾不少光。我們兄弟姊妹五個,當時家里經濟十分拮據:姐姐婆家贈給她的訂婚禮品,被家里又原封不動的轉給我三哥訂婚用;我直到上高中才穿上一條真正屬于自己的新秋褲;四個兒子面臨蓋房娶媳婦……就是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面對各種誘惑父親絲亳沒有動心。一次,礦上一名與父親熟悉的朋友因家里修繕房屋需要幾袋水泥,在夜深人靜的晚上提著煙酒想“通融”一下,但被父親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他常對工友和家人說,“集體的財產誰也動不得。寧肯得罪人,也決不能讓人背后戳脊梁骨!”

前不久,我去萊州拜訪父親的老領導孫象棟,他是西由基建隊的第二任隊長。談起父親的“倔脾氣”,他伸出大拇指,笑呵呵地說:“看管工地這個角色可不是一般人能夠擔當的,只有沒有私心的人,領導才能放心讓他干!”他思索了一會,又贊佩地說:“您老父親入隊十多年來,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各項工作總是走在前面,多次被評為全隊的先進個人。”

作者與父親的老領導原西由基建隊第二任隊長孫象棟。

作者與父親的老領導原西由基建隊第二任隊長孫象棟。

(四)

父親大半生除了忙碌集體事業,對家庭和兒女們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傾注了深深的愛意……

過去農村家里蓋房“上梁”,是值得慶賀的大喜事,街坊鄰居都要跑來湊熱鬧,放鞭炮,搶喜品(糖塊和各種面塑),喝喜酒。一般房主這天會給瓦工們單獨贈送一些喜品,以表謝意。每次父親都不舍得吃,把這些“寶貝”全部帶回家里,大人孩子每人一份,就像過年領“壓歲錢”一樣欣喜若狂,愛不釋手。那時家里很困難,只有過年時才能吃上白面食。因此,我年幼時特別盼望父親能經常帶回喜品,過段時間就會淘氣地問父親:“爸爸,今天上梁嗎?”每當此時,父親都會彎下腰嬉笑著說:“兒子,是不是你的饞蟲又上來了。”

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對小兒,父親也尤其親昵寬容,從來沒有大聲訓斥過,更沒有動過手,因此也滋長了我的“斗膽”勇氣。一次,母親剛給父親作了一雙新布鞋,我偷拿了一只把它藏在鍋底下的草灰堆里。急得父親到處找,最后聞到一股燒焦味,才從鍋底下發現已經燒著了的鞋,父親氣得直跺腳也沒舍得打我。孩童時代的這些趣事,每當回憶起來時,深感父母對兒女的愛是天底下最真摯、最溫暖而不可替代的永恒的愛。

村里的文藝隊久負盛名,每年春節周邊村莊都來交流演出。我三哥鄧兆平從小愛好文藝,只要有他出演的節目,父親每晚都準時搬著凳子,樂呵呵地坐在臺下當觀眾,看到節目高潮時還直拍巴掌,從開始排練到正式演出一兩個月的時間里,父親的身影始終陪伴著。由于他白天勞累一天了,往往看一會就會開始打瞌睡,但仍堅持到排練結束最后一個離開。哥哥感動地說:“不把戲演好,哪能對得起老爹的支持?”

“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我在上小學時,喜歡上了打乒乓球,家里沒錢買新球拍,父親就精心挑選了塊薄木板,讓木匠給我加工了一副純木制“球拍”,看我打球進步很快,就與母親商量用賣雞蛋換回來的四角八分錢,給我買了一副青島“流星牌”球拍。當我接過嶄新的球拍時,眼淚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練球的勁頭也更足了,很快我就成為校隊的主力隊員。自此,小小的銀球成為了我一生的摯愛,帶給我無限的快樂和活力。現在每當拿起球拍打球時,眼前常常浮現出老父親那關注、鼓勵的眼神,渾身就充滿了力量,并助力我在事業上不斷取得新成績。由一名農民出身的“土記者”成長為高級編輯(專業技術二級),并榮獲“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入選中宣部授予的“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6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我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當我把這幅與總書記合影的大幅照片懸掛在父親生前的老屋里,姐姐鄧兆香撫摸著照片,噙著淚花喃喃地說:“爹,您在天堂里看到了嗎?這是咱們鄧家的光榮啊!”

1982年,當父親戀戀不舍地告別了工作崗位,退休回到家里之后,身體每況愈下。原來一米八多的魁梧身軀,由于長期超負荷的勞作,導致積勞成疾、腰椎慢慢彎曲,最后行走都十分困難,令人心酸痛楚。但是,父親依然保持著樂觀堅強的態度,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77歲),他對自己一生的選擇和付出依舊心甘情愿、無怨無悔……

今年清明節前夕,在淅淅瀝瀝的小雨陪伴下,我再次回到了魂牽夢繞、六代人曾居住過的百年老宅。作為它的繼承者,睹物思人,百感交集——這是鄧家人血脈相連、生生不息的“圣地”,也是父親和先輩們歷盡艱辛、不懈奮斗的地方,更是我們后輩不忘初心、永跟黨走的心中“高地”。

作者在百年老宅和老槐樹前留念。

作者在百年老宅和老槐樹前留念 。

慢慢走出古樸滄桑的老屋,站在發出新枝的老槐樹下,抬頭向西邊的老街深情地望去,幻覺中我仿佛看到了從遠處騎車而來的父親,車把上依然掛著瓦匠工具箱,后座上載著各種日用貨物,風塵仆仆,笑容可掬,堅定地向我走來。我不由自主地跑上前去,伸出雙臂與父親那挺拔的身軀相擁而泣,大聲呼喚:爸爸,回家了……

思緒再次拉回,驀然回首,父親已離開30年了。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和父親相處的每一天,多些傾聽,多些敘談,多些了解,少些遺憾……

(作者為煙臺廣播電視臺原副臺長、膠東在線原總編輯,山東省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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