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間房”西南的民居建筑，遠處的“三間房”是樓蘭的象征

我不止一次親耳聆聽侯燦先生申明樓蘭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對于中國十分重要，而樓蘭是國際矚目的焦點。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時代過去了，樓蘭考古研究，該聽聽中國的聲音了。這是侯燦先生無數次強調的主旨，作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報告的撰寫者，侯燦先生滿懷自信。

侯燦先生主筆的樓蘭考古報告《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終于迎來了出版的時刻。

1980年，新中國唯一的一次樓蘭考古工作，是由侯燦先生擔任領隊的，而1987年，經過幾年的埋頭整理研究，《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完成，并寄給北京著名的專業出版社。三十多年過去了，樓蘭依舊傳說紛紜，有關列強的樓蘭掠奪，依然能夠激起國民的愛國激情，但是作為中國樓蘭考古重要成果的這部考古報告，卻一直昏睡在侯燦先生的書箱中。

1987年，侯燦先生的工作單位從新疆考古所轉為新疆師范大學。作為歷史系的同事，侯燦先生引領我走上吐魯番的研究道路，我因為有隨時請教的良機，對侯燦先生的故事也自然多所了解。

1987年11月9日，出版社給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信件是這樣說的：“侯燦同志編著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早收到。報告糾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誤，并提供了一些有價值新資料和論證，有助于學界清楚地認識樓蘭的歷史。我們已經列入明年的發稿計劃。謝謝作者和貴所的鼎力支持。”得知報告已經列入明年計劃，侯燦先生的愉快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我不止一次親耳聆聽侯燦先生申明樓蘭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對于中國十分重要，而樓蘭是國際矚目的焦點。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時代過去了，樓蘭考古研究，該聽聽中國的聲音了。這是侯燦先生無數次強調的主旨，作為新疆的第一部考古報告的撰寫者，侯燦先生滿懷自信。我為侯燦先生高興，也為中國高興。

侯燦先生的好心情只維持了幾個月。轉年3月28日，出版社給侯燦先生再次發來信件，內容是：“據了解，《文物》月刊將在今年七期發表樓蘭調查發掘的一組簡報，簡報包括了現有這本《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主要內容。我社目前紙張緊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難，鑒于上述情況，原擬出版的樓蘭報告專刊實無法承擔。因此只有將報告原稿璧還（另函），請查收并懇祈多多見諒。今后樓蘭如發現新的重要收獲，我們還可重新研究出專刊。感謝您對我們工作的大力支持。”

退稿信明確無誤。如果一開始就拒絕，情形會好些。先宣布列入明年計劃，再宣布退稿，變化太劇烈，打擊程度自然更高。要撰寫這樣的退稿信，也需要煞費苦心。《文物》月刊第七期，發刊日期是7月29日，三篇文章分別是《樓蘭古城址調查與試掘簡報》《樓蘭城郊古墓群發掘簡報》和《樓蘭新發現木簡紙文書考釋》，因為排在刊物的第一組，十分醒目。考古工作先發表簡報，再發表報告，這是考古行業的慣例。經常遭遇抱怨的是考古簡報發表后，考古報告卻一拖幾十年都沒有動靜。侯燦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簡報和報告幾乎同時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學界的奇跡了。但是，卻因此遭拒絕，未免過于殘酷。

從此，侯先生到處奔波，不斷寫信，爭取樓蘭考古報告的出版，爭取申請課題獲得出版資助。當然，最后的結果都一樣，考古報告進入睡眠模式。1990年7月11日的《新疆日報》第四版，有《難出書、出書難》的文章，還專門舉出侯燦先生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為例進行說明。

事實上，關于樓蘭考古，侯燦先生一直在掙扎努力。付出的心血太多，忘記并不容易。1994年我到北京讀書，跟侯燦先生的聯系主要以書信為主。知道侯先生放不下樓蘭，我曾建議，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那樣，用比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資料，總比沒有聲響好。侯先生覺得可行，這是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樓蘭的發現》書稿計劃的因緣。在北京讀書期間，我跟朱玉麒聯系很多。玉麒兄博士后出站之后，繼續回新疆師大工作，不僅主編《西域文史》學術雜志，還主持了該校的西域文史學科建設。他知道侯燦先生有樓蘭考古的第一手資料，于是積極聯系侯先生，雙方敲定《樓蘭研究與探查》項目，新疆師大出經費，侯燦先生著手研究。當時，侯先生已經退休，先定居成都，再轉移上海，與玉麒兄定的計劃是2004年底，轉年即投入工作。侯燦先生1936年出生，至此，已經年近七十，而兩年前剛剛完成心臟搭橋手術，卻并不滿足于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遙遠的樓蘭，依然是心魂的牽掛。

現在看來，樓蘭，注定要成為侯燦先生永久的遺憾。他有力量的時候，社會環境不能給予機會。如今，新疆師大將機會送上門，侯燦先生卻無力把握了。他已年老體衰，病魔纏身。我得到的消息有限，但總是侯先生的病事又有增加這類不祥的信息。雖然如此，侯燦先生依然在進行最后的努力。2012年，當侯燦先生把論文書稿《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寄給我的時候，我其實無法了解，在論文集和樓蘭考古研究之間，事實上侯先生已經進行了選擇，樓蘭研究實在無力完成了。

2016年6月20日，侯燦先生永遠地離開了，他再也不用為樓蘭心碎了。

我深深知道，樓蘭考古報告是侯燦先生最大的牽掛，如果有機會出版，至少能夠安慰一下侯先生的在天之靈。我認真地詢問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于志勇所長，侯燦先生已然不在，能否安排出版他的生前作品？于所長斬釘截鐵地說，毫無問題，全部由考古所出資。我把電話打到上海，得到的消息幾乎就是噩耗——或許正處在傷痛時期，侯燦先生夫人吳美琳老師很肯定地說，沒有這樣一部書稿。我不僅驚愕，而且產生一個可怕的想象：會不會是侯燦先生過于傷心，一氣之下毀掉了書稿？我呆坐在椅上，幾乎忘記掛斷電話。

2019年6月18日，在侯燦先生去世三周年的前夕，我認真地寫下《懷念侯燦先生》一文，先是發表在上海《文匯報》（2019年9月20日“文匯學人”），后來被編輯作為序言收入侯燦先生《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一書。當時的想法很清楚，一定要把侯燦先生《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故事記錄下來。該書出版后，吳美琳老師驚醒了，她在全家各處進行了全面搜查，終于在一個密封完好的牛皮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齊齊的文字和圖片原稿。

吳老師的電話，讓我興奮了好幾天。朱玉麒教授的興奮比我更甚，立刻決定由新疆師大黃文弼中心叢刊出版。2019年12月17日，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我們乘車前往上海，鄭重接受了侯燦先生的遺稿《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我們看到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是手寫稿，注明時間是1987年3月。文字是吳美琳老師工整抄錄的手筆，有侯燦先生的加改。應該是稿子從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多是漢文，也有英文，加注斯坦因等篇目。無法想象，一邊是出版無望，一邊是不斷的修改，面對這樣的書稿，侯燦先生是怎樣的心緒？目錄之后是緣起，仔細記錄了考古工作隊的分工，最后寫到“材料的匯集和報告編寫是侯燦同志整理并執筆的”。費盡侯燦先生心血的這部報告，原來是一個集體工作成果。在報告撰寫的時候，已經有考古隊隊員去世，侯先生不忘一一注明。如今，侯燦先生也是故人了，撰寫報告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著要對得起逝去的同事，不能讓他們喪失歷史記錄，誰知道最終連侯燦先生本人也無緣看到這部報告的出版。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是一部遲到三十多年的考古報告，原計劃應于1988年出版。三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樓蘭故城，已經成為很多人自駕游的目的地，樓蘭學術考察的節目，也經常見諸電視。但樓蘭考古，在1980年之后，再也沒有進行過。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由中國學者主持的屬于科學意義的樓蘭考古，這依然是唯一的一次。侯燦先生主筆的這部報告，依然是最新的樓蘭考古報告。

原本，應該由著作人完成后記，但這部報告經歷坎坷，最后只能由我這個旁觀者書寫文字代替后記。請讀者了解原委，理解學術之不易。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出版，最終由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資助，并列入“黃文弼中心叢刊”，似乎也是一個輪回之后的命定，具有著雙重的里程碑意義：一方面，《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由侯燦先生晚年執教的單位負責出版，無疑是新疆師范大學這個與改革開放同齡的年輕高校在西域文史學科引領學術、建立傳統的里程碑。更為重要的是，1930年代兩次深入羅布泊地區的黃文弼先生，是出現在這一荒漠中從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國學者，他的《羅布淖爾考古記》也是關于這一地區為世界所矚目的第一份考古報告，雖然他主要從事了羅布泊北岸以土垠為主的漢代遺址考古，而沒有進入樓蘭；如今，《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出版，正是中國學者沿著黃文弼的羅布泊之路而進入樓蘭遺址核心區考古的又一個新的里程碑！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