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金村：一段跨越百年的考古故事

本報記者桂娟、袁月明

《呂氏春秋》有云：“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在洛陽博物館第一展廳，就有這樣一件竊曲紋銅鼎。與一眾造型繁復、紋飾華麗的青銅器相比，它看起來也許不夠“亮眼”，表面僅有少許線條點綴，一鼎腿上方還有裂痕。

“東周王室衰微，國庫不豐，導致鼎壁造得太薄，這才出現裂紋。”每每講起個中緣由，講解員言語間難掩唏噓。

但碩大的器型，仍無聲昭示出幾分獨屬于王者的赫赫威儀。

這件竊曲紋銅鼎又被稱作“金村大鼎”，來歷不凡。它是目前為止國內僅存的三件確認出土于洛陽金村大墓的文物之一。

提起金村，你可能并不熟悉。它位于河南省洛陽市孟津區平樂鎮，乍看之下不過是中原大地上一個稀松平常的村子。因距離白馬寺不遠，偶爾有游客途經，或許會匆匆瞥上一眼。

可對于中國考古界而言，“金村”這兩個字卻意味著一段充斥著悲憤與傷慟的記憶。

“一組在地下深埋千年的東周王陵，在一段兵荒馬亂的動蕩歲月里，不幸遇上一群野心勃勃的外國文物盜賊，由此引發一場空前的‘文物浩劫’。”日前啟動的金村東周王陵考古調查與勘測工作牽頭人、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趙曉軍感嘆，“足以讓每一個中國人夜不能寐、扼腕嘆息……”

金村有“金”，暴雨沖出東周天子大墓

要說金村名字的由來，上了年紀的村民通常會講出兩個“非官方版本”。

有人說，很久之前有一段時間，村子里但凡翻耕土地或者拆屋蓋房，就能時不時挖出金元寶、金罐子、金酒杯之類的物件兒。“村里有‘金’！”這說法一傳十、十傳百，“金村”的名字便漸漸叫開。

還有人說，這村子是“金鑾殿上的村子”，北依邙山、南臨洛河、地勢平坦、沃野千里，歷史上一直是群雄逐鹿的地界。傳說村子下面有條“龍脈”，每到雷雨交加的天氣，地底下就會傳出一陣又一陣的隆隆聲，似金石相擊，鏗鏘作響，“這是‘龍脈’在跳動哩！”

村里還有個古怪的“串井”現象。從地理地貌上看，金村地下水位并不低，打井本該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村里長期以來只有3眼老井能穩定供水。若是打上幾口新井，有的明明頭一天還水源充足，第二天卻一下子滴水不剩；而有的原本無水，卻能一夜之間被灌滿，甚至溢出井口。村民們百思不得其解。

一直到1928年，金村地底下隱藏已久的“秘密”，才被一場暴雨沖開。

夏秋之交，金村遭遇連續數日的滂沱大雨。許是禁不住雨水沖刷，村東頭的農田突然下陷，“轟”一聲，塌出一個巨大的坑洞。

“這是老天爺降下的‘天坑’！”村民們先是驚恐萬分，篤信這是預示著厄運和災難的異象。

也有膽子大的禁不住好奇，便結伙進洞探一探。這一探不要緊，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所有人：淤泥里竟然有狀似編鐘的東西。

眾所周知，“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當地人很快意識到，這被暴雨沖出的“天坑”，其實是一座古墓的入口。從洞口規模估測，墓葬本體肯定不會小。

有村民立刻請來懂行的人“掌掌眼”，認真查看后判斷應是“天子墓”，并且斷言：“這墓，怕是連成了片啊！”

長期令金村人感到無比神秘的“龍脈”“串井”，這下也有了科學合理的解釋。

由于金村一帶古墓集中，影響了地下水的分布，而墓道規模龐大，交錯縱橫，形成了相互連通的水道，所以才會出現井水時有時無的現象。到了雷雨天，水流湍急時，會沖擊墓葬里編鐘等大量青銅器，使其相互碰撞，萬器合奏，同時與雷聲形成共振，雄渾悠遠，聲似巨龍騰挪。

但比起這些，更能吸引金村人注意力的，顯然是行家口中那“天子墓”三字。

“天子？那不就是皇帝！嘿，這墓里肯定有不少值錢的東西！”一時間，村民們奔走相告：快去看呀，咱村底下埋了皇帝，陪葬遍地青銅器，隨便一件就能換回一頭毛驢！

不知誰起的頭，老百姓們便開始你一鍬、我一鏟，爭先恐后地在“天坑”里“挖寶”，哄搶墓中文物。很快，原本平整的莊稼地被挖得面目全非。

也許恰恰映照了村民們起初看到“天坑”時對未來厄運的驚懼，他們一定沒有想到，這個暴雨偶然沖出的大坑，恰似“潘多拉魔盒”，開啟了我國考古史上一場難以言喻的噩夢。

慘遭盜掘，國寶流散成中國考古之殤

《國語·周語》韋昭注：“狄(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水經注》中亦有記載：“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建都洛陽，史稱“東周”，其25代王均葬于洛陽附近，分為周山、王城、金村三個陵區。

1928年暴雨沖出的“天子墓”，正是東周王陵！

可珍寶現于亂世，注定命途多舛。

金村大墓驚現之際，正值風雨飄搖、時局動蕩的20世紀初，國家積貧積弱已久，民生凋敝，根本無心也沒有能力對大墓及其出土文物進行有效的監管、保護、發掘乃至學術研究工作。

更何況，當時在洛陽周邊地區，違法盜墓和走私倒賣文物活動一度猖獗，甚至到了公開化的程度。在老百姓們眼中，那不過是一門討生活的“小生意”罷了。

經由文物販子之手，一批批精美的東周時期文物開始從金村流向全國各地的古玩市場，“洛陽金村有天子大墓！”消息越傳越廣。

這下，十里八鄉的盜墓賊、古董奸商、文物掮客等，都如禿鷲聞到了腐肉般蜂擁而至，企圖占領先機，生怕少得一點好處。

而那些自19世紀末就開始在中國搜刮、盜取大批文物及藝術品的西方列強及其代理人，更是對金村文物垂涎欲滴。

他們或直接出面，或間接指揮，或是對當地村民威逼利誘，或是與更為專業的盜墓團伙沆瀣一氣，總之，想方設法將文物據為己有，再繞過出口監管，悉數流轉到國外。

這其中的“佼佼者”，要數加拿大人懷履光。

1910年，懷履光作為“傳教士”來到河南開封，除了傳教，他還建教堂、辦學校、開醫院，間或開展一些社會救濟工作。

可這個平日里看起來敦厚可靠、樂于助人的洋面孔，私下里的一大愛好卻是收藏各種中國文物。以至于1925年起，懷履光有了個新身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地區文物收購代理人。

正是經他之手，相當一部分金村文物最終被運往加拿大，再難尋回。

從1928年到1932年，原本平靜的金村，遭到曠日持久的瘋狂盜掘。

除了最先被暴雨沖出的大墓，另有7座東周天子墓及3座車馬坑被相繼發現，并被洗劫一空。數以千計的金銀器、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被運出金村，并且幾乎全部流失到海外。

這是近代以來我國被盜掘規模最大、文物等級最高、文物數量最多的一次。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加拿大、日本、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數十個城市，都發現了疑似金村文物。

“金村東周王陵出土的文物代表著東周時期最高等級的審美和工藝，數量之多、紋飾之華美、形制之獨特，堪稱絕無僅有，不僅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同時還承載著豐富的考古學信息。”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研究室主任嚴輝說。

出土的文物和遺存，是研究相應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面貌乃至科技水平的重要實證材料。

由于大批金村文物流失并且8座東周王陵被盜掘者嚴重破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考古學界在東周時期的都城研究、陵寢制度研究等諸多領域都存在缺環，至今難以系統完善。

“可以說，損失之慘重，不亞于敦煌莫高窟文物流失事件。”趙曉軍說，“這不僅是考古之痛，更是文化之殤。”

“金村”這兩個字，由此成為無數中國考古學者心中“不能承受之重”。

諷刺的是，懷履光卻在1934年回到加拿大后，搖身一變，成為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遠東部主任，并兼任多倫多大學中國研究學系主任。

一直到今天，仍有人痛心疾首于那場“不識眼色”的天降暴雨：“哪怕再晚個20年，咱們都能把金村大墓的文物保護好！”

盼歸來兮，幾番尋找奈何認定無據

金村文物究竟有多驚艷？

現在的我們只能從加拿大人懷履光所著《洛陽故城古墓考》及日本人梅原末治所編《洛陽金村古墓聚英》這兩本書中收錄的資料照片，一窺其絕代風華。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劫掠、不正當貿易等原因，有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國家一、二級文物達100余萬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同樣觸目驚心：在40余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0余萬件，而民間收藏的中國文物數量更多，約為館藏數量的10倍。

金村的遭遇，不過是我國近代眾多文物非法流失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那幀縮影。

“金村文物如今究竟藏身何處？發現疑似金村文物后，如何確認其身份？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關鍵問題。”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副院長徐堅告訴記者，當年，洛陽金村因盜掘而名噪一時，以至于一些并非出自金村的器物甚至仿制品，也會被文物販子貼上“金村”標簽，以期賣出更高的價格。“換句話說，僅從風格上判斷，目前海外各博物館的‘金村收藏’是一個雜拼，需要反復推敲、多重論證，才能識別出真正的東周天子寶藏。”

徐堅與金村的“初見”，要追溯到20多年前。

一次，還在讀研究生的徐堅看到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戰國玉舞人佩飾，“驚嘆于這件傳說出自金村的玉器的精美程度，代表了令人膜拜的藝術成就。”

一晃來到2008年春天，在法國巴黎進行中國文物收藏調查的徐堅，有機會近距離觀摩了一部分金村相關藏品、檔案及拍賣圖錄等，由此開始他對海外收藏金村遺物的系統整理與研究。

“先從全面收集疑似為金村遺物的器物開始，再到思考和確認究竟什么是‘金村’。”徐堅說。

“尋找金村”的過程中，最讓徐堅印象深刻的經歷，發生在2018年初。

“在一次針對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短暫訪問中，由于館方的特別關照，我獲得了罕見的可以獨自、自由出入庫房的特權，連續一周近距離觀察和記錄那些精美的金村器物。”徐堅回憶道，相隔近百年，跨越千萬里，“一邊翻看懷履光《洛陽故城古墓考》，一邊按圖索‘物’，仿佛能感受到兩千多年前看著同一件物品的人們的呼吸和心跳。”

幾年來，徐堅及設在上海大學的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團隊尋訪了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等地的多座博物館，也鎖定了一批疑似金村文物，“但苦于國內的相關田野考古材料著實匱乏，對金村文物身份的甄別認定缺乏考古學意義上的標準，依據不足。”徐堅說。

冥冥之中，機緣已至。正苦惱于缺乏“金村標準”的徐堅及其團隊，遇到了常年關注金村東周王陵及其出土文物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團隊。二者一拍即合，開始圍繞金村進行更為深入、全面的合作。

“通過對金村的回訪式研究，找到尚未被認出的金村文物，同時剔除非金村的文物。”徐堅介紹，“在甄別的基礎上，我們還通過三維掃描等技術手段，對金村器物逐件建立檔案，計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金村器物群綜合數據庫。”

“這些詳盡的影像數據資料，未來將可用于洛陽金村的公共展示和復原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實現金村文物的‘數字回歸’。”趙曉軍說。

“這也是在國際考古學界收回金村研究的話語權，實現洛陽金村的‘學術回歸’。”徐堅說。

厚積薄發，金村考古啟動期待更多驚喜

故事要從一張藏了半個世紀的考古勘測圖講起。

20世紀30年代初，金村大墓被徹底挖空，呼嘯而來的盜掘者們又呼嘯而去，留下一地雞毛。

隨著時間流逝，轟動一時的金村天子墓也被重新長出的莊稼覆蓋，不見蹤跡。

196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洛陽漢魏城隊在豫開展考古發掘工作時，鉆探出一座長19米、寬14米、深12米的大墓，墓道長達60米，周圍還有大小墓葬、車馬坑等。

考古工作者們在震驚之余也大膽猜測：“這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金村東周天子墓？”

根據文獻記載，東周的都城實際上是“一都二城”，分為“王城”和“成周城”。春秋時期，都城即王城，春秋末期爭奪王位的“王子朝之亂”爆發，周敬王為避亂而“出居狄泉”，在狄泉附近營建新的都城成周城。

更重要的是，東周成周城被后世的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王朝所沿襲，即漢魏洛陽故城。

哪怕僅從位置關系上判斷，大墓所在處，也有可能就是文獻中記載的東周王陵區。

為了掌握更多情況，考古人員決定對整個周邊區域進行鉆探調查。

“其實當時就已經形成了一張詳細的鉆探圖，但考慮到保護墓葬及文物安全，防止再次發生盜擾，那張圖就成了我們所有人‘不能說的秘密’。一直到今天，鉆探資料仍未公開發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洛陽漢魏城隊隊長劉濤說。

許是文物流失的記憶太過慘痛，面對金村，一眾考古工作者們只是遠觀，默默守護，不忍打擾。

“但由于缺乏田野考古工作，我們對于金村東周王陵確實缺乏足夠的認識，這也在客觀上嚴重制約了相關考古學研究及文物保護工作的推進。”嚴輝說。

又幾十年過去，到了2007年，為了解金村東周王陵區文化遺存的整體面貌，洛陽市文物鉆探管理辦公室啟動了一次小規模考古調查勘探。

“但由于種種原因限制，圍繞金村大墓進行深入、全面的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的時機仍未成熟，因此我們也一直沒有開展工作。”趙曉軍說。

經過多年的醞釀與周密的準備，2022年1月下旬，洛陽金村東周王陵項目再次啟動。

時隔90余年，考古工作者們終于可以通過科學精密的考古手段，厘清洛陽金村東周王陵區文化遺存基本情況，從而重新認識失落的金村。

據了解，此次洛陽金村東周王陵考古調查與勘測工作由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上海大學、洛陽市漢魏故城遺址管理處、洛陽市文物勘探中心等多個單位合作進行，初步計劃分考古調查與勘探、考古試掘、考古學研究及保護規劃的制定三階段進行，共歷時5年完成。

“原則上以精細的勘探結合現代物探技術替代考古發掘，以全面了解金村王陵、陵園、附屬墓葬、車馬坑等為重點，但不涉及對東周陵寢的發掘。”嚴輝說。

這樣一來，我國古代陵墓轉型和傳承來源、東周成周城結構布局以及都城性質等重大問題的研究，都有望取得突破性進展。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社會制度轉型期，也是我國古代陵墓制度轉型的關鍵時期。”趙曉軍表示，迄今為止，雖然國內已發現多處東周諸侯墓，但最高等級的東周天子墓卻一直沒有完整發現，“本次工作將有助于彌補上述缺環。”

與此同時，徐堅及其團隊期盼已久的“金村標準”，也將有田野考古的實證材料可循。

“通過開展金村考古，可以幫助確定金村出土文物的標尺，這也是了解金村文物保護狀況、避免相關遺存再次被盜的實際措施。”趙曉軍說。

歷史已成過往，但回望金村，往事并不如煙。每每憶起，那回響仍舊擲地有聲。

關于未來，考古工作者們不會止步于田野工作，他們想完成的“使命”還有更多：金村考古數字化平臺及信息庫的建立、金村東周王陵遺址的保護展示與開發利用等等，相關工作都已提上日程。

臨近春節，紛揚的雪花落滿金村。

站在田埂上，眼前盡是被雪覆蓋的平靜的麥田，“金村將帶來多少驚喜？田野知道答案。”趙曉軍說著，眼神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