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葉舒憲：“十字架”與“平安扣”，比較文學如何尋找中國文化基因？

中新社北京5月29日電 題：葉舒憲：“十字架”與“平安扣”，比較文學如何尋找中國文化基因？

作者 文龍杰 徐皇冠

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文學研究。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文科產生了獨特的理論貢獻和理論創新成就，比較文學的研究和教學在其中先行一步。

引領文化交流，發掘文明基因，形成“中國視角”，中國比較文學發揮了何種作用？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葉舒憲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比較文學在催生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方面發揮了何種作用，有何相關理論命題？

葉舒憲：改革開放給中國文科學術帶來的巨變，首先是與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的融通與接軌，終結閉關鎖國狀態下的理論匱乏。比較文學界參與譯介的各種理論和批評流派，從原型批評、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生態批評到后殖民理論等，均在國內引發討論和應用熱潮。在此基礎上才有中國版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建構嘗試，至今也成績斐然，如東學西漸論、失語癥論、變異學、形象學、譯介學、漢字符號學、重開絲綢之路論、文化大小傳統論、玉成中國論、萬年中國論、文化文本論等等。比較文學界成為催生中國話語的一個主要領域。

　　“天工漢玉——徐州漢代玉器精品展”上的S形玉龍佩。中新社記者 翟羽佳 攝

中新社記者：這些理論在激活中外文化交流、引領文明互鑒方面發揮了什么作用？

葉舒憲：以文化大小傳統理論為例，西方學界本來認為大傳統指城市的、文字的、精英的文化，小傳統指鄉民的俗文化。我們則以時間長短作為客觀尺度重新界定：先于文字的文化才是大傳統，文字傳統是小傳統。這樣的理論創意，為比較文化和文明互鑒帶來啟發：只有著眼于文化大傳統，從前文字的史前時代才能有效認識催生每個文明古國的文化基因，從而把握文字書寫小傳統的所以然。

由此聚焦到“中國性”——即中國文化獨有特征，超越以往較為空洞的中西比較觀。以中國文明的特有道路為例，鴉片戰爭后來華的德國人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說，這是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大命題，張騫之前還有比絲綢更早也更持久的運輸物資，即西域的玉石資源。

　　烏魯木齊一玉石市場內，天然和田玉石擺滿貨臺。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

玉石之路是中華文明誕生之路，也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和雛形，這方面的研究不能只靠書本。比較文學學者共組織了十五次田野考察，大致梳理出西部七省區之間的交通路線時空圖譜。按照由近及遠的玉礦資源位置，以多米諾方式展開，總時長約5500年，比張騫通西域的西漢年代，超出3000年以上。中國西部玉礦資源區的存在，可從國家版圖由來及獨有性資源依賴角度，說明“何以中國”的深層難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都盛行崇拜黃金等貴金屬，不崇拜玉，這樣的互鑒，可以開啟從神話、信仰觀念到行為模式，再到歷史道路和文明特質的系統認知范型。

中新社記者：比較文學對新文科建設的“中國視角”有何意義？

葉舒憲：中國文科學術的最大短板，是沒有自己的獨創性理論體系，大學生和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開端講述所用理論與方法時，都習慣于照搬挪用各種外來的理論和方法。針對這種偏向，比較文學界堅持三十多年鼓勵關注中國問題，特別強調理論思維中國視角的重要性。對照一般的《文學概論》(基本是效法西方理論)和基于本土文化自覺立場的《文學人類學教程》(2010年)的寫法，可大概了解何謂“中國視角”。后書講述文學起源的章節，是從西周金文到《尚書》敘事的發語詞的逐個解析入手，實實在在地還原出甲金文敘事的神圣信仰與王權政治語境，解釋其奠定華夏版敘事文學的初始范式，從而完成“漢語文學發生考”的具體案例闡釋。這樣能有助于學生避免陷入無休止爭論的迷宮：文學究竟起源于勞動還是巫術。

2020年8月，觀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宅茲中國——寶雞出土青銅器與金文精華”展。中新社發 杜建坡 攝

同樣，從比較文化視角完成的《詩經的文化闡釋》，將華夏詩歌的由來難題聚焦到“風雅頌”等古漢語關鍵詞的逐個辨析，揭示出甲骨文漢字“風鳳”同源現象的神話信仰底蘊，由此梳理出作為詩歌分類的華夏本土特有觀念要義，結合第三重證據的激活作用，從西部民俗的“花兒會”兩性對歌實踐，說明為什么“風”與“雅”和“頌”是截然不同的文類。再從“風”的性別誘惑功能出發，通解中國文學史上從風教到風騷、風流等系列詞語的語源學內涵。

“風雅頌--2014國子監中秋詩歌音樂會”上的舞蹈表演。中新社發 郭海鵬 攝

簡言之，中國視角的特殊意義在于引導學生設身處地從本土語境中去體認理論和概念的文化特性，而避免不分青紅皂白地濫用西方理論和文類術語，如在中國文學史著述中不加區分地套用詩歌、散文、悲劇、喜劇等術語；要啟發讀者覺悟，文類的文化特性是不可通約的。把國風之“風”翻譯成西文的“詩”，是似是而非的誤導。把《論語》認定為散文，更是偽科學的命名。當下的新文科方向，需要回到中國視角和本土立場，重新出發。

中新社記者：您作為中國文學人類學的奠基者，能否談談該學科對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建構所發揮的作用？

葉舒憲：比較文學陣營基本分為兩塊：跨國的文學交流影響研究或跨學科研究。這后一方面，正是當下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在全國高校開展新文科建設的基本宗旨。文學人類學作為文學和文化人類學的交叉學科，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鼎力扶持下誕生和發展，是能夠代表中國比較文學特色的一個方面。

文化人類學可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帶來交叉視角。因為，文史哲政治經濟法律藝術宗教，沒有任何一科的對象不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教育制度中分設了各門研究局部的學科，卻忽略了研究總體的學科。文化人類學可改變各學科的單一視角，讓文化的局部和總體重新獲得整合，改變以往那種學科本位主義狹隘知識結構，走出盲人摸象的被動局面。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的“四重證據法”被列入了中華外譯學術項目，何為“四重證據法”？為何說其給今日學者提供一套具有新文科開拓意義的中國式研究方略？

葉舒憲：傳統國學的特色，是以傳世文獻為軸心的一套關閉在國門以內的知識系統。我們今天稱傳世文獻為一重證據。現代新發現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屬于文獻以外的第二重證據。隨后又添加大量的竹簡帛書等。1994年提出將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所關注的無文字社會禮俗、神話講唱、節慶儀式等，作為重建文化傳統立體性的第三重證據。在2005年又提出第四重證據：考古遺址、文物和圖像等。四重證據經過整合，相當于在文化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藝術史等多學科互動的基礎上架構出一整套史無前例的新知識范式。在這種人文學科新方法論的探索實踐中，才又催生出文化大小傳統論、萬年中國論等理論。

2020年8月，市民在位于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內參觀西周早期著名青銅禮器——何尊，何尊內底銘文里包含了“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玉成中國”理論和“萬年中國”理論，對確認華夏文明的最重要文化基因和思想原型有何意義？

葉舒憲：不同文明起源有不同的核心價值觀。文明互鑒讓我們看清楚，五大文明古國中四個文明(蘇美爾、埃及、巴比倫、印度)都起源于面食(小麥)農業和貴金屬崇拜。唯有華夏文明起源于米食(北方小米，南方大米)農業和玉石崇拜。這是文化基因層面的最基本差異。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黃金制品，是在河西走廊靠近新疆的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距今約3600年。這件金耳環非常典型地代表著外來文化要素進入中國境內的坐標意義。而玉文化則是比貴金屬文化早五六千年從東北進入中國，隨后一路向南傳播。在黃金崇拜還沒有起步的時候就已覆蓋國內大部分地區。我們從理論上總結為“玉文化先統一中國”或“玉成中國”。

2022年1月，觀眾在 “何以中國”展上參觀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中新社發 杜建坡 攝

更重要的是，玉石崇拜對華夏文明核心價值觀的建立起到奠基作用，即精神信仰方面原型作用。玉石崇拜與絲綢崇拜的組合，構成道教和佛教產生之前的中國國家信仰軸心，體現在先秦文獻“玉帛為二精”的精辟概括中。可惜西學東漸以來，以西方社會的教堂和圣經為參照尋找中國信仰的努力帶有很大誤導性，因而在學術上失效。而從和氏璧、秦始皇傳國玉璽，直到賈寶玉“通靈寶玉”，才充分體現本土信仰和實踐特質，表明大傳統信仰傳承的巨大形塑能量和全社會彌散性。可見，研究者若不聚焦到文化基因，甚至永遠說不清為什么西方式項鏈流行十字架，而中國式項鏈則流行平安扣。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中國視角”是當下新文科建設的基本精神？

葉舒憲：在中國高等教育中所傳授的各學科知識，基本是在西學東漸背景下從外國空降而來的。西學東漸是西方列強為主角的殖民時代的必然伴生現象。今天的文科發展，需要我們重新確立一種后殖民和解殖民的文化立場，只有這樣，文化自覺才能落到實處，不至流于喊口號。新文科的宗旨不光指知識要更新，還要徹底終結中國人習慣沒有自己理論的被動局面。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內容和形式應有所創新和突破，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建構和理論輸出，將永遠停滯在為他人打工的境地。(完)

受訪者簡介：

葉舒憲，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首批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榮譽會長。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學術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荷蘭皇家學院訪問教授，《20世紀國外文藝學叢書》《神話學文庫》等多種叢書主編。1993年獲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專家稱號，1996年首批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榮獲霍英東青年教師研究獎、首屆、第二屆、第八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著述等身，在比較文學、文化研究、文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處于國內領先地位，曾在《中國比較文學》《文藝爭鳴》《民族藝術》等刊物開辟個人專欄，在革新人文學科方法論方面起到引領作用，所倡導的文學人類學已在國內形成聲勢可觀的新流派。已出版《文學與人類學》《中國神話哲學》《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等專著50余部，譯著7部；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文化》《哲學研究》《文藝研究》《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等發表論文6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