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新詩編年》  張清華 主編 山東文藝出版社

【讀書者說】

張清華教授主編的《百年中國新詩編年》（以下簡稱《編年》），以1916年至2015年百年歷程為時空刻度，以編年體方式，遴選新詩凡十卷，厚可盈尺。或如魯迅所言，選本所體現的，未必是原作者的水平，倒深深折射出選家的眼光。且不論選家之意圖與眼光，從其編選體例和歷史意識來看，《編年》既是選家依據心中或隱或顯的一定文學史觀念遴選的集成式詩歌選本，又是以詩歌個體面目呈現的陳列式百年詩歌史。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于是什么樣的蹊，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編年》一經問世，和其所選詩作一樣，自然也要接受坊間的說長論短，尤其是在世詩人們的稱贊或腹誹。

世間的選本或文學史著，均以遴選品評杰作為要務，似乎還沒有以劣作、疵品為中心者。從時空跨度、遴選數量、編者隊伍等諸要素看，編選出一部令大多數人滿意的選本實屬不易。且不說編選者鉤沉輯佚、品評判斷之功力是否舉案齊眉，就是主編之意圖能否較完美實現，也非舉手之勞。更不用說入選作品，既要有思想深度，又要有精神高度；既要有心理闊度，又要有審美溫度等等高標準嚴要求的落實了。縱覽《編年》，無論是作為學界翹楚的總主編，還是作為分卷主編的學界新秀或新晉博士，在遴選各自心目中的杰作佳篇時，頗多用心盡力。隨手細讀并核對了第二卷部分詩作的出處，明顯看出編選者爬梳、校勘和擇取之功力。這既體現出編選者的詩學標準與眼光，也凸顯出編選者文學史觀層面的有意識的努力，比如以小說名世的沈從文、老舍、吳組緗、蹇先艾等人入選，無論是人頭還是篇目，數量還不少。這至少說明是編選者對既有文學史（詩歌）價值體系與意義系統的一種挑戰。

如果說編選體例、詩學標準、文學史觀念等等屬于文學內部的技術事務，編選者尚能左右之，那么有一個外部問題則需要穿梭的時光和綿延的人群去檢驗：如何讓新詩持久地活著，同時選本自身也獲得某種權威資格？換言之，如果把編選作為一個社會事件、文化事件乃至歷史事件，那么編選這么一個大部頭詩選的目的何在？要達到什么效果？瀏覽《編年》，實事求是說，首先引發我興趣的不是哪位詩人及哪篇作品入選，不是詩歌作品搜集、整理和遴選的水平高下，也不是編選者詩學標準的長短和文學史觀念的是非。

事實上，這是一個擺在所有文學研究者面前的關于自身存在價值和存在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大很空。恩格斯評價拉薩爾的劇作《弗蘭茨·馮·濟金根》時，提出過有名的“歷史的”與“審美的”兩大標準。考諸我國之歷史與現狀，我想還應該加上“世界的”這個標準。從這個視野看，《編年》的編選意圖與預期效果至少是與之不悖的。《編年》總序所談的六個問題：“一、寫作資源與外來影響：‘白話’與‘新月’的兩度生長；二、象征主義、現代性與新詩內部動力的再生；三、歷史與超歷史、限定性與超越性；四、邊緣與潛流，現代性的迂回與承續；五、平權與精英，百年的分立與互動；六、經典化、邊界實驗，以及結語”，是以專業語言從專業表述層面，事實上也是從歷史的、審美的和世界的三個維度，與之不謀而合。由此來看這部《編年》，其意義恰如總序所言，“或許可以部分地彰顯了”。

如果說歷史的、審美的和世界的是一種外在于作品本體的總體性要求與標準，那么這三個維度凝聚到作品本體作品自身，可以凝結為一個術語：經典。應該說，《編年》的編選意圖和預期效果肯定不會局限于經典化，比如還有為研究者提供案頭資料、為普通讀者提供閱讀渠道、為入選者有意無意排座座吃果果之類。我想，這些或許都不重要。對一個選本來說，在立此存照的同時，如何實現經典流傳才是第一要務。在業內，有許多研究成果許多選本，被稱為不刊之論或繞不過去的案頭之作，被稱為一時之選、不二人選。但歷史注定要大浪淘沙，要說繞不過去的案頭之作，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有什么比《新華字典》更有資格呢？詩歌經典是人類的詩歌經典，體現的是深刻而普遍的人性內涵、時代精神、社會趨向和歷史意識，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歌哭吟唱，是人類面對星辰大海時的悵惘與喟嘆，更是人這個物種內在宇宙力量的凝練爆發。

這就涉及《編年》怎樣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問題：在讓入選詩歌永流傳的同時，自身如何獲得某種“經典”的資格？遙想中國詩歌鼎盛而璀璨的大唐，詩歌有四萬多首，傳唱至今者有多少呢？其選本自然也是汗牛充棟，名家選本更是百舸爭流，可是有哪個選本能比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更深入人心呢？所以，最后我想說的是，《百年中國新詩編年》盡管蔚然大觀，但所入選詩歌肯定不能等量齊觀，甚至也可以說是良莠不齊，還需要歷史長河去大浪淘沙，需要星辰大海去遺忘與丟棄。如何在《編年》已有基礎上，遴選出一部類似《唐詩三百首》的簡明選本，是不是擺在主編面前更有挑戰性的一個社會行為、歷史行為與文化行為呢？

（作者：賈振勇，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