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綜合把握物質、精神和社會關系形態等因素，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

“從總書記的講話能感到，他把考古看成一個重要的交叉學科。我們考古學的研究對象通常是實物遺存，要發現遺存，挖掘和闡釋遺存蘊含的各類信息及價值，就必須用到以物質遺存為研究對象的現代科技手段。”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陳建立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從中國考古學的最初階段，到現代科技應用相對成熟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項目，考古人一直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

科技考古：挖掘和闡釋更多不可見信息

以考古學的研究目標為指引，聚焦考古學研究的問題，應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方法和技術開展研究，這叫“科技考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向科技日報記者介紹，科技考古包括數字考古、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考古等多個領域，它極大提高了考古學的科學性和精確度。

“進入21世紀以來，在堅持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能否更加科學、系統、廣泛、有效地運用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極為重要的標尺。”袁靖強調。

對二里頭遺址的研究，就是科技考古的一個實例。

學術界一般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邑，各個階段的研究都把它作為重點。碳十四測年、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石器研究等科技考古諸多領域，都介入其中。

“研究二里頭遺址出土青銅器，我們就能了解青銅器背后的生產技術、生產體系和流通體系，進而分析當時的社會制度。”身為冶金考古專家的陳建立舉例道，考古人用現代科技手段，發現青銅器鑄造工藝在二里頭文化不同階段發生了重大轉變；根據鉛同位素的分析，還能推定青銅器原料的產地。有了這些信息，考古學家能進一步揭示青銅器鑄造工藝為何在此時、此地發生了巨大變化，探究背后的技術和社會政治原因，進而闡釋外來因素和本土創造在中華文明特質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里頭遺址還出土過非常有名的綠松石龍形器。對綠松石進行成分分析，能知道綠松石的產地，探討當時的政權如何對遠方的礦石資源進行控制和調取。“這涉及復雜的社會管理制度，它也是當時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陳建立說。

考古人員：在一線點亮科技之光

“科技在考古中的運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具有顯示度和必要性。”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表示，很多考古人有這樣一個理念，“無科技，不考古”。太多信息被隱藏在歷史的迷霧中，科技，是那束穿透迷霧的光。

周旸的團隊在用科技手段探尋絲綢起源。中國絲綢博物館首創的基于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已經成功應用于仰韶村遺址、雙槐樹遺址、三星堆遺址等重大考古項目，在土樣中檢測出絲素蛋白的微痕跡，提示絲綢的存在。

周旸相信，科技能將絲綢的起源、發展、傳播、交流這4個樂章串聯成一曲震撼人心的交響曲。下一步，他們要加強技術攻關，把絲綢起源的時空范圍向前推進。周旸也希望，把檢測技術做得更加簡易，讓更多考古一線工作人員可以方便地在現場使用。

湖北云夢鄭家湖墓地入選了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墓地的發掘工作中，一線考古人邊發掘邊整理，同步開展了多學科檢測研究，成果斐然。項目負責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羅運兵介紹，利用多種同位素重建個體遷徙行為和生活史，他們清晰揭示了南北人群密切互動，為認識當時的人群融合提供了科技支持。

羅運兵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如今在開展考古發掘時，考古人都有很強的課題意識，主動強化科技手段的運用。羅運兵認為，考古人不是簡單的考古材料的占有者或提供者，而應該是考古材料多學科研究的組織者。多學科人員要以“考古問題”為切入點，共享考古材料，形成良性循環。“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強調科技手段的運用，事實表明，這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能取得階段性進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工程下一步縱深推進的關鍵支撐。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過程如何呈現，考古與科技的深度融合是不二的選擇。”羅運兵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