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1918年出生，2012年去世，天津人。紅學家。1939年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曾任四川大學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1979年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著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新傳》《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白居易詩選》《歲華晴影》等。

因《紅樓夢新證》這一紅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周汝昌成為“新紅學派”大家。然而，在紅學界，“擁周”的人很多，“批周”的人也不少。縱觀百年紅學史，周汝昌無疑是最具話題價值的學人。現在，周汝昌已去世整整十年，客觀理性地評價周汝昌其人其學，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學術的或非學術的啟示。

筆者認為，以下所談兩件頗具“話題價值”的事情很有代表性：一是“曹雪芹佚詩”案，二是《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一文引起的爭訟。

擬補還是造假——

“曹雪芹佚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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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手稿。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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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談談“曹雪芹佚詩”一案。為了更清楚地陳述“佚詩”案前因后果，筆者有必要引述相關著述以見真貌。

劉夢溪著《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說：曹雪芹能詩，但除《紅樓夢》之外，并沒有完整的曹雪芹詩作流傳，只有敦誠《琵琶行傳奇》題跋中兩個斷句“白傅詩靈應喜甚，定叫蠻素鬼排場”。1973年左右，曹雪芹《題琵琶行傳奇》佚詩忽然面世，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印《紅樓夢研究資料》曾予刊載，全詩八句：“唾壺崩剝慨當慷，月荻江楓滿畫堂。紅粉真堪傳栩栩，淥樽那靳感茫茫。西軒鼓板心猶壯，北浦琵琶韻未荒。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其后，吳世昌和徐恭時撰寫《新發現的曹雪芹佚詩》一文，發表在1974年9月印發的南京師范大學學院編《文教資料簡報》增刊上，1975年第1期《哈爾濱師范學院學報》予以轉載，所謂“曹雪芹佚詩”便在全國范圍流傳了。1976年4月，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增訂版出版，錄存了這首詩，并加按語：“有擬補之者，去真遠矣，附錄于此，聊資想象。”接著，1977年第4期《南京師范大學學報》刊出《曹雪芹佚詩辨偽》一文，作者陳方對佚詩的真實性明確加以否定。吳世昌再撰《曹雪芹佚詩的來源與真偽》一文，發表于1978年第四期《徐州師范大學學報》，確認佚詩“不偽”，且對“擬補”者即周汝昌的說法痛加駁斥。幾經爭論，1979年，周汝昌終于站出來說佚詩前六句是他“試補”的，總共補了三首，時間在1970年秋剛從湖北干校回到首都的時候。聚訟多時，紅學界為之驚詫的“曹雪芹佚詩”案，終于了結，大家都松了一口氣。

劉夢溪如實陳述中流露出一種期待，即希望“佚詩”案能早日“結案”。事與愿違，總有人樂于舊事重提，不僅民間口傳未絕，學者也發表文章重加評議，譬如2013年，《文藝研究》就刊出了俞曉紅《曹雪芹“佚詩”辨偽的價值與方法論》一文。

　　周汝昌的畢業證明。資料圖片

　　《歲華晴影》周汝昌 著 周倫玲 整理 作家出版社 資料圖片

周汝昌自己談“佚詩”一事，可參見周汝昌著《天地人我：周汝昌自傳》所述：“這麻煩又是由何而生的呢？因為我戲補了雪芹的一首殘詩句，有位專家‘鑒定’說是‘雪芹原作’，而周汝昌竟敢將雪芹的詩據為己有！周某人連格律都不通，能補雪芹詩嗎？不但謊言欺世，而且盜名無恥。”“此戲為之倒補芹詩，作于1970年之9月，我自湖北干校返京之后不久，本是渴望能見芹詩而不可得的‘異想’與‘假慰’，寫與吳恩裕先生，囑他勿傳——我想考驗一下他的識力，假稱是雪芹之原句忽然發現。他抄在筆記本上。后來他告訴我：‘我筆記本放在桌子上，陳毓羆來時，在本子上看見了，就抄了去，還在某處發表了。’這樣才引起某專家一口咬定是‘真詩’，又因我自承此乃拙作而惱怒，掀起一陣軒然大波。” “因有人罵我不會作七律，我倒受了‘激將法’，從此一下筆就是七律，而且補芹此詩竟有八試之多……”“我作此戲補詩，未欲示人。時吳恩裕先生在干校，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說見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與董邦達序，但不肯錄示。我疑其不真，乃戲言：我有雪芹詩，咱們交換吧。他果然抄來二‘序’，我一看是偽作，便將戲補詩抄與了他。他是干校返京結束后才讓人見到此詩的。”

周汝昌將“佚詩”一事的來龍去脈自述得十分清楚，至于此后竟掀起“軒然大波”，他本人始料未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激將法”一說屬實，的確令人不快。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汝昌陸續出版了《范成大詩選》《楊萬里選集》《白居易詩選》等選注本，應該說，他的詩學水平并不一般。至于周汝昌所言“渴望能見芹詩”并非虛話，曹雪芹新材料的發現是那個時代癡愛紅學者的共同“渴望”。正如劉夢溪所說：“近百年的紅學，所以為人們所關注，保持著學科的生命力，與不斷有新材料的發現有很大關系。”

梁歸智著《紅樓風雨夢中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一書對“曹雪芹佚詩”評議道：“這一樁紅壇公案，確是周汝昌一時孟浪之舉，不過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對有關曹雪芹的一切熱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現出周汝昌有某種‘才子氣’‘名士氣’余風……當然，佚詩案的消極后果也很大。此后，周汝昌的反對者將一再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并罔顧具體情境，而牽五掛四地對其他事情也作牽強附會的考證和揭秘。以‘伸張學術公義’為招牌，生拉硬扯，于無疑處造疑，企圖把周汝昌妖魔化，以達到爭奪‘紅學正統’的目的。”梁歸智認為“佚詩”只是“才子”“名士”的“一時孟浪之舉”，其消極影響則是有人刻意地“大做文章”試圖“妖魔化”周汝昌，這顯然是基于維護周汝昌的立場的一種解讀。不過，“批周派”卻并不買賬，在他們看來，“佚詩”說到底就是“造假”。有人借此呼吁：應該對周汝昌展開一場嚴肅的紅學打假斗爭。

沈治鈞所著《紅樓七宗案》，在《關于“曹雪芹佚詩”案》一章中揭示了《曹雪芹佚詩辨偽》的作者“陳方”應為陳邇冬和舒蕪的化名這一“學術啞謎”，同時高度贊揚了陳邇冬和舒蕪在“曹雪芹佚詩”案中的獨特貢獻。作者指出：“周汝昌在‘文革’末期錯過了最后一個澄清事實的最佳時機，《新證》所謂‘有擬補之者，去真遠矣’依然在刻意隱瞞真相，故作神秘，從而形成了推波助瀾之勢，不啻揚湯止沸，縱風止燎。事實上，在此之后，‘曹雪芹佚詩’案非但沒有沉寂下來，反而涌起了一波兇險的驚濤駭浪……不管出于何種動機，《新證》錄載假詩本身都已構成了性質相當嚴重的學術不端。”通觀《關于“曹雪芹佚詩”案》一章的述評可見，作者是將“曹雪芹佚詩”案視為駭人聽聞的重大學術、政治事件看待的，絕非梁歸智所說的“孟浪之舉”，亦非周汝昌所謂“游戲筆墨”或“渴望能見芹詩”之說。由此亦可見，劉夢溪所說的“大家都松了一口氣”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曹雪芹佚詩”案已經過去40多年了，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一事件呢？喬福錦新近的看法值得關注：“數十年以來對于一個無勢可依的老輩學人的非學術批判與群體性圍攻，早已超出學術討論范圍……其實只要不帶偏見，根本不需要過多討論。擬補古詩是華夏固有之傳統，據說何其芳先生也曾以擬古詩‘考’過同事。周先生擬補曹詩及傳開的全過程，已有公開材料披露，其中并無不可告人的秘密。為排遣苦悶而擬補古人詩，是‘事件’起因。傳給友人看，有斗氣的意味，因為先生并不看真‘文革’中期發現的一系列假文物。后在吳恩裕先生鼓動下有發表欲望，目的亦為‘傳詩’而非作假。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講，周先生所補佚詩，沒有一句是為證明他個人的學術觀點而寫。即使為‘傳詩’，周先生斟酌后覺得不妥，最后也主動撤稿。多年來，不管外界怎樣探考，周先生強調佚詩為‘現代人擬補’的態度一直未曾改變。”

喬福錦長期關注“曹雪芹佚詩”案的進展，他從“擬補古詩傳統”“排遣苦悶”“現代人擬補”等方面通觀該事件，應該是“佚詩”問題最全面的解釋。不過，喬福錦的看法短期內難以達成廣泛共識。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批周”抑或“擁周”，不僅是近三十年來紅學界的一條“立場線”，而且將是今后相當一段時期的一條“立場線”。近人姚永樸說：“宗派之說，起于鄉曲競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于軌，乃謂吾文派別焉耳。”紅學宗派，說到底正是“名”“利”之爭的產物，競名者據以自便，以圖一己之私。可以認為，如果紅學宗派繼續“作祟”，紅學就沒有前途；“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局面最終形成，紅學才會有真的希望。

其實，“曹雪芹佚詩”并非不能舊話重提。不過，人們在重提舊話時如果能堅持理解之同情，與人為善，就有可能避免對前人的苛責。

“紅學”從何說起——

《還“紅學”以學》的爭訟

再來談談《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引起的爭訟。

《還“紅學”以學》引起的爭訟，該從“什么是紅學”論爭說起。1982年第3期《河北師范大學學報》發表了周汝昌的《什么是紅學》一文，該文認為，紅學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的觀點。紅學是解決別的問題的，并非一講《紅樓夢》就是紅學，用一般小說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而不是紅學。紅學不是要代替一般小說學，它卻補充和豐富一般小說學。一般小說學也不能代替紅學，這個分別很重要，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清楚。周汝昌所說紅學“別的問題”，是指他所看重的“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還“紅學”以學》一文明確指出：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這學，應是科學學術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藝鑒賞評論。應該說，周汝昌堅持維護紅學“真學的本質”的做法本身并無可議之處，問題在于嚴格區分“紅學”與“一般小說學”的做法引起了激烈的爭訟。

1984年第3期《文藝報》發表了應必誠《也談什么是紅學》一文，1984年第8期《文藝報》發表了趙齊平《我看紅學》一文，積極參與論爭駁難。他們并不贊同人為地劃分“紅學”與“《紅樓夢》研究”，堅持“凡是研究與《紅樓夢》有關問題的都屬于紅學”的觀點。此后，《文藝報》不再發表論辯文章，論爭隨之結束。不過，正如劉夢溪所說：“當然問題并沒有解決，對什么是紅學，周汝昌以及別人都不會放棄自己的看法。”論爭雙方各執一詞，均各自維護自家為“紅學”正名的立場觀點。

時隔三十年，2012年第5輯《紅樓夢學刊》刊發應必誠《紅學為何 紅學何為》一文，重申周汝昌的觀點是錯誤的，同時批評了陳維昭對待“什么是紅學”這場論爭的態度。于是，陳維昭撰寫了《“紅學”何以為“學”——兼答應必誠先生》一文（《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3輯）回應。應、陳兩家的“口舌之辯”可以看作“什么是紅學”論爭的回響，由此可見論爭雙方的分歧是難以調和的。顯而易見，若從學科的立意上考量，周汝昌的觀點更值得關注。正如陳維昭所說，周汝昌的問題在于將“紅學”界定得過于狹窄、過于專門化，但他對“紅學”之所以為“學”的學理依據追問的確具有重要意義。說到底，“什么是紅學”的論爭其實正是傳統學問觀念與西方現代觀念的立場之爭。

《還“紅學”以學》可以看作《什么是紅學》一文的續篇，該文繼續從學科的立意上強調“紅學”之“真學”的重要性，同時指出胡適實際上并未建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俞平伯雖然開了端卻沒有跟進。該文發表后，《求是學刊》《紅樓夢學刊》《明清小說研究》陸續發表文章作出強烈回應。杜景華的《驚人的紅學大掃蕩》、胥惠民的《讀周汝昌〈還“紅學”以學〉——兼說〈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品格》、賈穗的《一篇貶人揚己的歪曲歷史之作——駁議周汝昌先生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歐陽健的《胡適的紅學體系和紅學悲劇——讀〈還“紅學”以學〉感言》，都批評了周汝昌“貶人揚己”的作風，這一番疾風驟雨般的批評已非一般性的學術“質疑”或“論爭”。可以認為，圍繞《還“紅學”以學》一文的論爭實質上是研究取向或研究路徑上的重大爭議，并非僅是概念之爭或一般性正名。遺憾的是，學術性的“質疑”或“論爭”最終演繹成了“學風學德”方面的“苛評”。此種情形，正如黃裳所說：“難道他們是百分之百地為真理而爭辯么，好像又不是。在這種公開爭辯之外，在字里行間，筆鋒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義’，不是細心的讀者，往往是不易察覺的。”

周汝昌在《還“紅學”以學》一文中不僅直言胡適并未建立《紅樓夢》研究的“專學”，且直言胡適創辟的“新紅學”原是一種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這一認知和評價可以看作周汝昌對于胡適新紅學的“認同危機”。同時，這種認知和評價也為周汝昌本人以及“周氏紅學”帶來了嚴重的“認同危機”。他所建立的紅學體系備受質疑，他的學術品格也備受質疑。總之，周汝昌對胡適新紅學的“全盤否定”不僅危及了胡適，同時也危及了他自己。盡管如此，周汝昌仍矢志不移地堅持這一認知和評價。中華書局2016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序言稱：《新證》是胡適《紅樓夢考證》之后的從頭作起，是紅學體系新的建立。也就是說，《紅樓夢新證》才是《紅樓夢》研究“專學”建立的標志。由此可見，周汝昌“獨尊其學”的“自心自信”何其充沛，若特以“博學以知服”責備周汝昌，不見得就是知人論學之解者公評。錢穆曾說：“人文學既是急切難得一公認之是，又是各人愛好不同，因此人文學者之最高境界遂落到‘自心自信’上。”

筆者以為，正是基于這份“自心自信”，周汝昌畢其一生演繹著癡心于曹雪芹《紅樓夢》的“真愛”，并不遺余力地闡揚《紅樓夢》蘊含的中華文化精神氣象，其闡揚不僅“于身有益”，而且“于世有用”。可以說，這種“真愛”也體現了蕭公權所說的：“治學者或求學者在治學求學的時候，專心致志去治學求學，而不‘胸懷異志’，別有企圖。”

了解之同情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論世”頗不易，“知人”尤其難。不過，事必有首尾，人必有精神。但凡保有“溫情與敬意”者，就不會以偏激的態度評論古今之事；但凡保有“了解之同情”者，就能以一種設身處地的態度評論古今之人。今之學者評論周汝昌其人與他的“周氏紅學”，理應保有“溫情與敬意”和“了解之同情”。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某些人在談論周汝昌其人與其學時仍難以克制胡適所謂“正誼的火氣”，偏激的態度或偏頗的評價往往如影隨形。甚至有人倡言：為了紅學事業的健康發展，替新紅學學派清理門戶，應將周汝昌清除出去。其實，“清理門戶”并不能動搖周汝昌在現代學林的一席之地，況且“清除周汝昌”與“紅學事業的健康發展”之間并無因果關系。

“桐城謬種”口號制造者錢玄同早在1921年1月1日的日記中就說過：“我在兩三年前，專發破壞之論，近來覺得不對。殺機一啟，決無好理。”“殺機一啟，決無好理”的反思已過百年，然而，一些人總是視而不見。

筆者曾撰著《周汝昌紅學論稿》一書，有學者認為其發出了“比較客觀、比較公允的第三者的聲音”。所謂“第三者的聲音”即“既能說好處，又能說問題”，不同于“基本說好處，極少說問題”與“基本說問題，極少說好處”的“兩極聲音”。

《周汝昌紅學論稿》第一章“知人論學”以“了解之同情”考察了周汝昌的個性特征與其為學格調之間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其中特別談到“落落寡合的個性”與“孤獨無助的心境”之間的因果聯系，以及這種個性和心境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可以認為，前文所述兩件頗具“話題價值”的事情與周汝昌“寡合的個性”“孤獨的心境”有著顯而易見的因果聯系。

周汝昌《獻芹集》附錄《致胡適信》說：“我有了先生這樣的師友，又有這樣知己弟兄，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欣慨交集。我兄弟四人中，這個兄長與我兩人最相契，他賦性孤潔，與世多忤，作了許多年的事，現在蕭然歸田，岑寂索寞，我唯有時常與他詩句唱和，或搜些精神食糧給他，以稍解其苦悶。”這位與周汝昌“最相契”的兄長，即同樣癡情于《紅樓夢》的周祜昌，“知己弟兄”惺惺相惜，他們均深受“賦性孤潔，與世多忤”個性羈累。

1942年5月19日，周汝昌的老師顧隨曾在致周汝昌信中說：“兄素性亦落落寡合，津門舊日校友想素無往來，恐亦未能先為道地耳。臨潁不勝惶慚之至。”（《顧隨致周汝昌書》）真可謂識徒莫若師啊！筆者以為，“素性寡合”可與“賦性孤潔，與世多忤”聯系著看，才能真切體會顧隨“惶慚之至”的心緒。

至于“岑寂索寞”的“苦悶”心境方面，周汝昌后半生的“孤獨無助”之感尤勝于周祜昌，這與他所處的學術環境息息相關。

1984年3月3日，周汝昌致梁歸智信中感慨：“終憐自身太孤了，匹馬單槍，未必是取勝之道。”

1999年10月2日，周汝昌致梁歸智信中又說：“倘若遇見半個‘知賞’，則我的成就，當不止是耳。此意向不為人道，望弟代言之。”

以上兩處均出自《周汝昌致梁歸智書信箋釋》一書，難遇“知賞”的“孤獨之慨”伴隨了周汝昌的后半生，而且，愈至晚年則愈加沉郁慷慨。“賦性孤潔，與世多忤”的個性難為一般人所欣賞，周汝昌在學界的處境可想而知。

前文所述兩件爭訟中，“佚詩”案引起的“苦悶”最令周汝昌難以釋懷。至于《還“紅學”以學》一文，雖因“獨尊其學”的執著引發了諸多“苛評”，卻并未絲毫消磨周汝昌堅持自己“占有真理”的信念。真可謂：賦性孤潔顯書生本色；為學獨異服解者公評。

總而言之，無論“批周”也罷，“擁周”也罷，若能在各是其是或各非其非之際，獲得某些學術的或非學術的感悟或領悟，這類舊話重提也是值得的。

      作者：高淮生（中國礦業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