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王巍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研究出土文物。

2000年，王巍率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團隊前往德國參加考古交流活動。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

“中國考古是中國史學的組成部分，以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歷史為己任，目標是發現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

仰韶村，因仰首即可見巍峨蒼茫的韶山而得名，更因“仰韶文化”而聲名遠播。1921年10月，瑞典人安特生與中國學者袁復禮等人在河南省三門峽市仰韶村挖掘出大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依據考古慣例，仰韶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它的出現推翻了中國無石器時代文化的結論。同時，仰韶村的發掘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發端于仰韶，百余年的中國考古不斷迎來重大發現，取得重大的成就。

中國的考古自身特點是什么，近十年中國考古又取得了哪些重大進步？未來中國考古發展趨勢如何？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王巍。

中國考古與“文明標準”

對于中國考古的特點，王巍這樣說道—盡管考古學源于西方，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中國考古是大的歷史學的組成部分，以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歷史為己任，目標是發現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同時，中國有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考古學與歷史文獻學的結合，使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相得益彰。中國的考古發現有很多方面印證了考古和文獻的記載，但同時也有一些是糾正了文獻記載的謬誤。

中國考古學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不能照搬外國經驗模式。過去國際上的“文明標準”是具備文字、冶金術和城市“三要素”。研究發現，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可為文字。這說明“三要素”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是從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概括出來的。

依據研究，中國提出了自己的“文明標準”—包括生產力發展，手工業專業化，有社會分工，出現嚴重的階級分化，出現“王”等標準，以及出現大的考古遺址，有都城，有高等級的建筑比如宮殿，有大型墓葬，墓葬當中有表明等級身份的禮器等等。具備了這些，就可以認為進入文明。

中華文明的特質

王巍介紹，通過考古發現可以看到中華文明至少具有三大特質：第一是連綿不斷、持續發展—距今200萬年以來有人類持續生活在中華大地上；距今萬年左右出現南方水稻及北方粟黍；5000多年前，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早期文明時代的古國、邦國文明；之后進入夏商周的王國文明、秦漢以后的帝國文明，中華文明連綿不斷持續發展。

第二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中華文明不斷吸收和借鑒周圍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并加以創新，從而始終充滿活力，不斷向前發展。例如以洛陽白馬寺、敦煌石窟等為代表的佛教寺院和石窟遍布全國各地。代表著中國先民引入佛教，并以最快速度實現本土化，將其與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融合，使之成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是百川歸海、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史前各地區都有初期區域文明，在漫長發展過程中，各區域間通過不斷的相互交流、融合，最后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明發展歷史格局。

中國考古黃金十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更大的進步和發展，可以說是中國考古的‘黃金十年’。”王巍這樣說道。

這些年，中國考古采用的技術手段方法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發掘的遺址數量也隨之激增。十年前，一年大概有三五百項發掘，現在每年是一千七八百項。與此同時，考古專業院校也有所增多，十年前全國設有考古專業的大學大概有四五十個，現在已經增加到一百多個，為考古行業儲備了大量的人才。

同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項目持續開展，成果豐碩：史前考古（如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的挖掘）、歷史考古（如漢文帝的霸陵的確認）取得重大成果；邊疆考古更取得巨大進步—在新疆、西藏、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發現漢唐宋元明清時代都城遺址、烽燧遺址等，為研究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另一個變化就是中國考古開始“走出去”。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考古學者積極參與國際考古交流合作，共促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中國考古學者頻繁地走出國門，目前與20多個國家進行聯合考古，為當地考古研究帶來更多助力，成為國際考古界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政府聯合創辦了第一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論壇每兩年舉辦一次，評選前兩年度的世界重大考古發現和重大研究成果。

考古是對歷史的追問和探尋

王巍強調，考古是對歷史的追問和探尋，串聯起中華文明的版圖。

對中華文明溯源的初衷，并非是要證明中華文明是不是世界第一，而是要了解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知古鑒今，我們只有知道自己從哪里來，才能更好地知道我們將去向何方。”

王巍說，從考古發現中可以看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由于各地的環境不同，產生的生業不同，生活習俗、信仰理念自然各不同，所以要求同存異，不能以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標準去評判其他國家和地區。“這是歷史對我們的啟示。”

而談及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方向，王巍認為是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

“如今我們已經把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輪廓勾勒出來，但還缺乏‘詳細的描述’。比如，各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文明進程，但是為什么有些地區衰落了，而中原地區持續崛起；向東傳的小麥種植和黃牛、綿羊養殖，青銅冶金術，向西傳的粟和黍，具體是什么途徑、路線、時代等要一一去探究，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考古科學的發展。考古學界要會同經濟、法律、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科技、醫學等領域研究人員，做好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工作。”

同時，中國考古需要國際化，就需要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堅持與國際學術界開展密切交流與合作，積極吸收借鑒國際考古學界的新成果，取長補短，共同促進世界考古學的發展。

中國考古還要不斷推進大眾化，讓民眾更多了解考古知識，參與到考古文物保護中，以更鮮活、更多樣的形式展現傳播中國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從而讓文化遺產真正“活起來”，讓每一個中國人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宏大進程。 

（本報道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