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并非那種登高一呼的知識領袖，但他的歷史思索始終有著一重關照當下的自我要求。從北大到揚州師范，從清華到復旦，從對禪宗、道教的研究，到縱跨數千年的思想史書寫，再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銳深刻的問題意識，搭建起了當代學術史極其重要的一塊版圖。2013年，他辭去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卻沒有停止慎思古今，他總是強調學術的現實關懷、擔憂人文精神的失落，他說，“沒辦法把專業研究和現實關懷分開”。近日，葛兆光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暢談治學與傳道、自視與他視、歷史與未來。

　　2017年，葛兆光在韓國首爾的“中國系列”講座上。受訪者 供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你是古典文獻專業出身，可以說在具體學術方向的選擇上有非常多樣的可能，為何會如此明確地投身于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2010年去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我的第一次公開演講，題目就是“思想史為什么在當代中國很重要”。演講里，我講到中國知識人的一個習慣，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經說的，總想從“思想文化”上來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形成一種習慣，要從“道”來理解“器”，用“體”來支配“用”，靠“本”來解決“末”，所以有一種以道理為根本，整體主義地把握世界的傳統。所以我想，關注思想史，也許是某種中國傳統的當代延續。

開個玩笑，如果寫歷史，你被列入文苑傳，當然很光榮，但是如果能列入儒林傳，大概就更光榮，因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要講思想講政治了，可是，按照宋元以后的新傳統，那更得爭取入道學傳，道學那就更得講道理講思想，可見古代中國就有重視思想的傳統。如果你能把這個思想的歷史串起來，講一個真理的歷史譜系，那就更重要了，因為這就是“道統”。“道統”一確立，就定下了孰是孰非，何為黑白，誰是楷模，誰是叛逆，因此就更有現實意義了。

航拍江蘇鎮江句容茅山的老子銅像。茅山是中國江蘇省的一座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被道家稱為“上清宗壇”。泱波 攝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節目《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理念闡述中，同時強調了“講一個沒有中心的歷史”和“從中國出發看全球史”。對于這兩者，應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準確？

葛兆光：“從中國出發”和“以中國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全球史本來就是瓦解“中心”，強調“聯系”的，“從中國出發”，并不是為中國在全球史中爭份額，突出中國的歷史地位，而是要說明，這只是從中國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國為中心，就違背了全球史的理想。那么，為什么還要“從中國出發”呢？我有三個考慮。

第一，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沒有死角地看全球歷史，所以，我們歷史學者要承認局限。第二，我們是從中國的位置、角度來關注全球歷史，這種“視角”可以和歐洲出發的視角、美國出發的視角等互相補充。可能我們看到的歷史，難免帶有中國的理解和認識，比如我們說的“東”，是朝鮮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遠是太平洋對岸的美洲，我們看到的“西”，是從中亞、西亞、兩河流域到歐洲甚至美洲；可是，歐洲人看到的“東”，有近東、遠東，他們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那么，我們把這些不同視角出發的全球圖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嗎？第三，我說的“從中國出發”，也考慮到中國人接受歷史敘述的時候，往往對中國熟悉的事情有親切感，也比較容易理解。所以，我們會從一些中國歷史故事開始講全球史。比如講“白銀時代”，白銀的開采和交易，在十五世紀以后，這是涉及美洲、歐洲和亞洲的大事情，可是我們從明代后期用白銀當做貨幣造成白銀緊缺，以及最近中國考古新發現“江口沉銀”，也就是明末農民軍失敗的時候，把大批銀子沉在江底這個故事說起，這樣就容易引起中國受眾的親切感，有助于他們理解。

2017年4月13日，民眾圍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劉忠俊 攝

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開始，你提出“從周邊看中國”，但截至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周邊”仍在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內。這個“周邊”是否還應該涉及中國的北邊、南邊和西邊？如果應該的話，通過它們的“看”與通過東亞的“看”又會有什么不同？

葛兆光：我同意你說的，過去我提倡“從周邊看中國”，主要仍然局限在東亞文化圈。原因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因為我們的語言能力有限，東亞各種漢文文獻我們比較容易獲取和解讀，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多；另一方面確實是，過去和中國打交道，這部分區域比較多，特別是文獻留存最多的明清時代。最近，我把十來年講“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講義整理出來了，也在浙大、山大(山東大學)、澳門大學和華僑大學講了幾次“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研究問題，我就是希望，除了注意中古時期重要的從東向西，族群、文化、沖突的歷史聯系，也要注意研究近世從北向南，即東海南海的歷史聯系。特別是，呼吁超越過去的中國中心，也超越過去習慣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還要超越日本學者近年來提倡的“歐亞/東部歐亞”的研究方法。最好把環東海、南海海域各國都連在一起，并且用他們的眼光、他們的文獻、他們的立場，來反觀互相聯系的歷史。這是我近來在努力的方向，只是我年紀太大了，知識也不夠，只是努力推一推，希望年青一代學者能多做這方面的研究。

廈門市區的騎樓老街里人流如潮。廈門是閩南騎樓的發祥地，在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東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印記。張斌 攝

其實，東西南北環中國各種族群與國家，對中國各有看法。我們不必強求人家對我們怎么看，可是，他們的看法恰恰是中國自我認識的鏡子。以前我一直打這個比方，說沒有鏡子，你只能自我想象；只有一面鏡子，你只能從正面看自己；有兩面鏡子，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可是當你有了多面鏡子，前后左右照，你才能得到立體的、全方位的、細致的自我認知。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疫情所產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范圍內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變化。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個巨變的節點？我們該如何調整自處和共處的選擇？

葛兆光：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變的節點，這個問題太大，我不敢說。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讓思想世界越來越亂，我們不可能回到“心也簡單，人也簡單”那種道理不言自明的時代。我總隱隱約約覺得，我們現在好像坐在歷史門檻上。

葛兆光教授作客武漢圖書館名家講壇，作《禪宗及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演講。孫新明 攝

雖然我算是歷史學者，曾在背后的大門里頭，看到過長長的歷史和我們走過的路，也明白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門口，當然應該向大門外面繼續走下去。但困惑的是，思想與現實亂了。你看，最近一年里，俄烏沖突、全球疫情，它引起的種種變化，是不是有點兒出人意料？其中，讓思想產生混亂的，就有那些右翼崛起、帝國觀念復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你看，從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沖突、冷戰結束后的文明沖突、現代新帝國通過科技、市場、資源的另一種形式的沖突，這些又再轉回來形成不同制度與價值觀的沖突，你不覺得，好像又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嗎？

就是在這種時代，我覺得坐在歷史門檻上的我們，恰恰應該靜下心來好好想想。同時，過去的歷史經驗、歷史記憶、歷史教訓都推著我們，讓我們堅定地向前走，告訴我們，應當相信簡明而清晰的理性。(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