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于建福（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學人小傳

何光榮，號蒙山，1923年生，江西新余人。經史學專家。自幼接受儒家經典教育，1946年8月考入北京大學先修班，次年轉入教育系學習。1949年3月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1956年9月以“調干生”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先后任教于北京長辛店鐵路中學、中央教育行政學院（今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著有《中國古代教育哲學》《中華大道》《中華經史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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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光榮（右）與梁漱溟（中）等合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何光榮已是期頤之壽。談及百歲人生，他這樣說：“年之高也，則資之深，資之深則閱人生之形象者眾，體人生之味厚者深，則反復思考品味之天地寬矣。寬則樂道，樂道則安，安則定，定則能知其本末、先后、厚薄以及用力之多寡、深淺矣。”

蒙山毓秀 耕讀傳家

1923年10月2日，何光榮出生于江西新喻縣蒙陽鄉茂岡村（今新余市渝水區人和鄉茂江村），此地乃蒙山之陽。

位于新余市渝水區和宜春市上高縣之間的蒙山，鐘靈毓秀。蒙山東南麓的拾年山新石器文化遺址，距今五六千年，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離茂江村二三里處，相傳是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之地，當地還流傳著孔子來此拜見老萊子的故事。老萊子所隱居之蒙山究竟何處，向存爭議，何光榮寧信其有并樂道之，尤其贊賞老萊子不貪官祿、自力耕織、清高自守之可貴品質。多年以后，何光榮自號“蒙山”。

蒙山書院林立，儒學教化久已興起。相傳蒙山南麓曾有三大著名書院：南宋文天祥之父文儀納徒設教之竹樓書院，南宋狀元新喻名士黎立武所創蒙峰書院，明洪武年間新喻理學家梁寅所建石門書院。盡管久已難尋多少遺跡，但石門書院所見題聯“迎接程朱，繼往開來，振起兩朝人物；遠宗孔孟，承先啟后，維持百代斯文”蘊意匪淺?！罢聲骸庇戎狄惶?。據《上高縣志》：為免于“飽暖逸居而無教”，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籌建正德書院，以正民德”。書院告成后，名師聚集，臨川理學家吳澄等前來授徒，山民子弟得以誦習經書義理。

何光榮生于斯長于斯，深受滋養之益，況且何府乃耕讀人家，詩書繼世。據其回憶，何家家境殷實，家訓乃“勤儉持家”，家風乃“耕讀為本”。嵌于院子圍墻的石刻“陋室惟馨”，表達著陋室主人安貧樂道而期待美名遠揚的意趣。正房小客廳木刻“蘭桂騰芳”，與院中那顆三四百年樹齡的桂花天然成趣，蘊含著家族對子孫的勸勉與激勵。其祖父何金甫、外祖父張月樵均為前清秀才，知書達理，耕讀傳世。他記憶中，家有八平方米書院，擺放了不少線裝典籍，乃父輩讀書之處。

作為被寄予“榮耀祖宗”厚望的長子長孫，何光榮自幼備受呵護，不足6歲即入私塾。9年私塾，首先背誦《三字經》之類蒙書，繼而背誦《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每當塾師考問，他均能應對如流，初顯讀書潛質，深得塾師及親友贊譽。何光榮至今記得祖父當年給自己講授《大學》“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情景，盡管他當時難以盡解其意，但已能以此勉勵自己修德進業，自強不息。自十二三歲，私塾讀書之余，二叔父令其助理家務，早起勞作，或打豬草，或放牛，或賣豆腐。盡管長輩的要求近乎嚴苛，但他也因此經受了磨礪。何況，每天勞作尤其是放牛時，他還能偷閑誦習經書，讓所學功課得以鞏固。如此耕讀生活，何光榮初知讀書和勞作之甘苦。盡管私塾9年重在記誦而罕有講解，但何光榮已能淺知經書奧義。這時練就的“童子功”，為他后來研習經史打下了根基。

1937年2月，恰逢“志于學”之年，何光榮進入新式學校，讀小學五年級。與私塾強調背誦經書不同，學校開設國語、數學、歷史等課程，老師講授實用知識，也講些有趣味的歷史典故，所授內容與私塾所學常相聯系。只是初接觸數學，何光榮頗感吃力，但到五年級下學期就考取同班第二名的成績。那時，日軍魔爪伸向江西，何光榮“恰同學少年”，當年所見子彈殼至今在記憶中揮之不去。

升入中學后，功課之余，他仍渴求多讀諸如哲學之類的課外書。盡管有些書苦澀難懂，但他刻苦鉆研，初步培養了獨立讀書的能力。讀高中時，學校不少學識淵博、誨人不倦的教員來自北方名校，受他們影響，何光榮對古文尤其是經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并確定了報考北大的志向。

求學京師 從戎濟世

1946年8月，何光榮考入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先修班。北大教授們的言傳身教，影響其終身思想及學術軌跡。著名社會學家許德珩透徹講授《社會學》，頻頻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令何光榮對馬克思主義初有了解，學習和研究興趣一發而不可收。1953年版《資本論》中譯本問世后，他即下功夫細讀，并且由此產生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結合研究的想法。在西方哲學課上，他了解到古希臘尤其是黑格爾哲學，還購得《黑格爾選集》，反復閱讀。經過對不同文明、不同哲學的比較，何光榮進一步感知到連綿不絕、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和哲學思想之魅力，堅定了研究和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信念。直到晚年，何光榮仍視當時未能聆聽黑格爾研究大家賀麟授課為一憾事。所幸后來他曾就中國哲學有無唯心論唯物論之分、可否講“心物統一論”諸問題，向賀麟當面求教。次年，何光榮由先修班轉入北京大學教育學系，師從教育家陳友松、邱椿等學習教育學和教育哲學。

在北大求學期間，同在先修班的女生沈崇慘遭美國士兵強暴，由此引發“抗暴運動”，何光榮憤然參與其中。嗣后，相繼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游行，抗議反動政府查禁“華北學聯”的罷課行動，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示威游行，反抗反動當局南遷北大的“護校運動”。1949年1月，何光榮成為北平外二區（前門）工作組成員，從事治安和偵察事務，為解放軍進入北平城做準備。

隨著北平和平解放，何光榮遵照許德珩建議，穿上軍裝，加入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滿懷激情地開啟了一段難忘的南下歲月。他先后擔任南昌市沐英城工作組組長、南昌市公安局司法科擔任審訊員、警法科財務股長、南昌勞改農場場長等職，為解放軍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權發揮自己的才干。

1955年7月，何光榮調到南昌市第二高級中學任教，這是他教師生涯之始。翌年9月，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號召，按國家政策，他作為“調干生”回京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校教育專業就讀，師從陳友松、邱椿、陳景磐、毛禮銳、黃濟等先生學習教育學、教育史。

1962年8月，何光榮到北京豐臺區長辛店鐵路中學擔任歷史課、英語課教師。課余時間，他遍覽學校圖書館文史典籍。后來，他還經常跑到北京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廣泛涉獵中華歷史，尤其是有關朱熹、王陽明的典籍，做了大量筆記。這段時間勤奮攻讀，為他日后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基礎。何光榮常言：“我是在一邊教英語的時候，一邊進到儒學里面來的。”

改革開放后，文化教育領域迎來了學術的春天，何光榮也開啟了宋明心學和理學研究之路，進而走進儒學領域。為破解困擾已久的“心性”“心物”關系論，他就孟子的心性論及其與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脈絡作了思考探究，確信孟子所述莫非堯舜周孔之道，以性善為理論基礎，以良知良能為其必然表現，以養浩然之氣和反身而誠為存心養性途徑，以“萬物皆備于我”為邏輯結論，開心學之端；陸象山繼承發展孟學，集中在反躬、踐履方面，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為陸學必然結論；王陽明繼承發展了孟學陸學之精微，注重致良知，以知行合一為立言宗旨，心上求理求義求至善，發展完善了心學體系。1979年年底，《試論孟子、陸象山、王陽明三家學說繼承和發展的脈絡》一文初成，他便登門求教于新儒學代表人物梁漱溟，獲益良深。其后何光榮多次探訪梁漱溟，最令其難忘的是1984年，梁漱溟為其特意題寫“相交期久敬，志道毋遠求”相勉。

在研究陸王心學的同時，何光榮潛心于程朱理學的研究，于1982年9月形成專著《朱熹教育哲學研究》。書稿基于朱熹自然觀、宇宙觀、人性論和社會政治觀，循論理學和倫理學兩條主線論述朱熹教育哲學，前者建立于人之自然屬性基礎之上，后者則建立于人之社會屬性之上，二者合二為一，“道心”化“人心”而已。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教育行政學院恢復辦學。時任常務副院長于北辰求賢心切，于1982年7月將年近花甲的何光榮調入學院教育學教研室，專注于中外教育思想研究與講授。在中央教育行政學院，何光榮編寫了《中國古代教育思想探粹》，從《學記》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說起，闡述儒家政治教化之道；結合“四書”，闡明完善個人和完善社會的理論；結合理學心學，闡發深蘊于哲理中的教育思想；結合古人讀書明義弘道，闡發中華民族精神的培養；基于“格致”“踐履”和道德修養及教師修養，強化“知行統一”學說。他還編寫了《西方教育思想探粹》，此書從古希臘的教育思想說起，涵蓋西方近現代教育思想，論及當代西方教育哲學流派及其哲學淵源。

何光榮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寫道：“期冶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于一爐，出其精華，以為當前教育實踐之指導，并進而為建立我國教育理論作出些微貢獻。”顯而易見，何光榮探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時，特別注重儒家思想的挖掘和闡發；即使在研究西方教育思想時，也能“感到美國教育家赫欽斯的見解與儒家教育思想有相通處”。

返本窮索 真儒無敵

梁漱溟告訴何光榮，要“在中華文化之老根上窮索”。何光榮也認同梁漱溟說的“中國的老道理，不但能夠站得住，并且要以此見精彩，開出新局面，為世界人類所依歸”。

在《朱熹教育哲學研究》中，何光榮評價朱熹“為承先啟后的儒學的捍衛者”，“首先是儒學的偉大繼承者、發揚者和革新者，同時也是社會實踐家，以及孔子以外影響最大的教育家”；同時，他也意識到，宋明理學心學源于先秦孔顏思孟，自己的學問需要由理學研究回到先秦儒學。以理學家朱熹教育哲學研究為基礎，何光榮將研究的重心落在先秦儒道兩家教育哲學的探究上。僅就儒學領域而言，他為《學記》作注，翻譯《美國大百科全書》（1975年版）之“孔子”和“教育哲學”等詞條；相繼撰寫《仁說》《釋誠》《試論孔子的教育哲學》《論儒家之人性論與教育觀》《試論孔子“儒行”之現實意義》《仁義忠孝乃是社會凝聚力之源泉》等論文，將儒家教育哲學建立在人性論基礎之上并以仁為核心，注重修身而教化人心，培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君子。

1988年，何光榮離休。此后他將主要精力用于撰寫《中國古代教育哲學》。當是時，中國有無“教育哲學”，甚至有無“哲學”，依然眾說紛紜。何光榮提出，“我國應當有自己的教育哲學，應當建立自己的教育哲學體系。因為我中華的教育思想本來就出自哲理，特別是人生哲理……哲學本身就有教育之大義存焉”。換言之，“中國之哲學深蘊著教育思想，中國之教育思想體現著完備的哲理”，故曰“教育與哲學渾然一體”；只是需要發明之，“將其細作整理，條分屢析，其理論體系即粲然大備，我們應當為此而創造性地工作”。

歷經十余年艱辛求索，1997年，《中國古代教育哲學》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老教育家于北辰在序言中稱贊其所論“既自成邏輯，又深發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蘊”；于述勝教授認為，何光榮以“信而好古”的儒者姿態談論傳統教育哲學，“不是站在一個局外人立場上，倒像是一位后生晚輩在追憶自己的先祖業師，如數家珍，充滿體貼之情、敬愛之心”，其所重構的傳統教育哲學體系，呈現了傳統的大教育觀，“在同情與體貼中切近傳統”。

2005年，他的《中華大道》由中華書局出版。何光榮之所以有志于闡明何為“中華大道”，是因“吾中華民族稟天地物人合一之道而生、而靈、而文、而哲、而教、而政、而化、而一統，于今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獨顯其文化光輝者，以炎黃祖先及歷代圣哲以弘道為己任之功也”。《中華大道》分為儒道篇、一統篇、正氣篇三卷：儒道篇強調儒道之學同根同本，體用同異，窮理而盡性，乃不竭之生命力；一統篇闡明一統之理論基礎，內聚力之源泉，同化與異化，大道隱顯之跡；正氣篇論及正氣充天地、亙古今、發人性、鎮邪惡也，確信正氣必將長存人心，長存民間，如日月之經天，光明普照，此乃大道之精髓靈魂。該書以中華經典尤其是儒道兩家經典為經，以二十五史為緯，以經觀史，以史效經，經史互驗，以弘大道，欲以張民族之靈魂，振中華之正氣，求以揚人性之善，通萬方之略。

離休后的何光榮，一直關心學院文化教育事業，以儒家精神貢獻著儒學智慧。1999年教師節，他發表《尊師重道與尊師重教辨》一文，借《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之言，闡明尊師重道之義。文章強調：道者乃治國之道，重道乃重治國之道也，尊師乃尊能言治國之道之師；歷代為人師者，莫不以通儒自高，謳歌中華歷史上尊師重道之風尚；愿師者教之以道，范之以德，教者若不重言道，則自流于空泛，若無舵之舟，無銜之馬，不知所之。

1994年，何光榮年逾七旬，“身居斗室，猶不知老之已至”，心憂民族，心懷天下，以其“吶喊之愿”“捐力之心”，撰寫《論中華文化之特點與中華民族之使命》。該文概述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忍耐剛毅、謙和誠信、富于理想之特性，從天地人物一體、人性物性、內外一統、社會政治、大同世界、人生意義諸方面探究中華文化之特點；提出中華民族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祖國統一、民族復興諸方面的使命，強調弘揚中華文化，宣揚中華理性，使之與人類理性結合，用大同思想，促人類理想社會之實現。2007年11月，何光榮出席第三屆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公民道德教育論壇，提交《論儒家倫理與和諧社會的建設》論文并作交流。認為儒家倫理本于人倫，建立在天、地、人、物一統觀之上，生于大道之中，立于人道之德，孝為諸德之本，由家庭而擴及社會；就政治倫理而言，應立道統，建德教，正君心，隸吏治，施仁政，利用厚生，各得其利，各厚其生，各樂其業，各精其技，各廣其財，各聚其人，各仁其民，各個因素均處于和諧協作之中；就教育倫理而言，在于誘發人之善性，知與德一體，內圣外王一體，群我一體，德盛而教尊，教尊而道立，道立而天下和。

2012年9月，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國學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何光榮出席活動并題寫“大道至善，真儒無敵”?！罢嫒鍩o敵”出自揚雄所謂“如用真儒，天下無敵”。“真儒”能“明于天，通于圣”，故曰“無敵”。2014年2月，何光榮作《真儒無敵論》，將“真儒”所應具備之修養概括為“六通”“四辟”，主張“六通而融會古今中西，四辟而開新用”并以此自勵。所謂“六通”，即“通儒學之經典”“通班固所言九流十家之旨義”“通秦漢以降諸子百家之義”“通經典歷史”“通經史之源流”；所謂“四辟”，即“辟道之新義”“辟德之新義”“辟政教之新義”“辟人類未來之新義”。何光榮談論最多的，是自古真儒多所崇尚的“學通經史”，并用功而有恒于經史領域。

潛心經史 心正筆正

20世紀50年代后期，何光榮即以“莫須有”之名而遭橫逆，直至撥亂反正，方可精研學術，惜已年近花甲。人生“不得志”如斯，然能獨善其身，安貧樂道，潛心研讀。30余年，他身居狹小局促、堆滿典籍書卷的陋室，陶醉于中華經史，深耕不息。家中一張舊式課桌，成了他讀書抄經、寫書撰文的“寶地”；一張老式長方矮茶幾，三張舊沙發，幾把折疊凳，就成為與來訪者切磋琢磨的“道場”。

古人“以能書聞天下”者眾矣，抄經抄出學問或成就者亦不乏其人，完整手書多部經典而傳于今世者，鮮矣。何光榮自1970年起即著手恭錄經籍，其小楷精細工整，筆酣墨飽，骨力遒勁，嚴謹端莊，溫潤典雅，平和規矩，可見其修為與靜氣，此可謂“心正則筆正”。從82歲時，他費時兩年手書《十三經》《道德經》《莊子》全文，仍見骨力神韻，可謂老而益純，彌足珍貴。每當見其氣定神閑，心無雜念，邊抄書、邊悟道，樂在其中而弗之怠，總令吾輩感佩不已。2018年，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國學教育研究中心和國際儒聯宣傳出版委員會聯合濟南出版社，取其所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結集出版，名曰《蒙山手書四書》。同期，《何光榮楷書國學經典》面世。此類手書，熔經典與書法藝術于一爐，展現出他的學養功夫，也將激勵更多學人親近“四書”等中華元典，借以修身養性，成就學問，涵養人生。

何光榮對兩位業師一直心懷“至真至誠”的崇敬之情。一位是許德珩。在北大聆聽其講授社會學，得以開始關注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聆聽其1947年五四運動紀念日慶祝會上的演講，懂得了“做人中人”而非“做人上人”之道理；負責保護其安全期間，在頻頻接近中“所獲得的教育和所得到的啟示亦更深切而永不忘懷”；受其直接開導而參加革命工作并加入南下工作團，經歷了一段無悔歲月。八十年代屢屢拜訪中，“重新感受了如坐春風的幸?！保慌c學友獲贈題詞“希望做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感受到“許先生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自身的“神圣使命”；聆聽許先生與劉仁靜交談，領略到其為人處事展現的人格魅力。1989年10月16日，何光榮致信生命垂危中的許德珩，恭賀業師期頤大壽，深情感恩先生對自己人生成長的深刻影響，并懇請業師玉成其加入九三學社之愿望。另一位業師是陳友松。陳先生近半個世紀的耳提面命，令何光榮感恩終生。1983年清明，何光榮協助時年84歲、雙目失明的恩師完成《思故鄉》短文，陳老思念家鄉山水草木和風土人情，感恩故鄉人文教化，感念抗日烽火中五峰山的弦歌和留美期間湖北省的資助。1991年5月，他又協助病榻上的陳友松完成《我的教育觀》。2009年11月，他與方輝盛合作主編的《陳友松教育文集》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99歲時，何光榮出版了他的集成之作《中華經史綱要》。此書由中華瑰寶“文字”說起，縱橫于中華經史，兼明諸子賢集，恪守中華道統，見微知著，返本開新，持中西哲學一元之論，視“道德心性情”為一體，終成一部逾百萬字的浩浩巨著。

身居陋室，心甘寂寞，尋孔顏樂處；宣經講史，樂此不疲，懷家國天下。何光榮可稱“真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