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華文明”在中國人的認知里根深蒂固。從孫中山時代就提出的五千年文明之說，到1979年出版的國民兒童讀物《上下五千年》，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這種觀念的塑造。

國民兒童讀物《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來風靡了近半個世紀，促進了“五千年中華文明”觀念的塑造。蘇楷澤 攝

然而一百年來，“五千年中華文明”始終面臨著科學的審視。尋找切實可信的中華文明之源，成為數代學人的情結和使命。1921年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文明起源就是最為關鍵的課題之一。后來不斷出現的遠古遺跡，持續為這個問題提供論據，一步步催生中華文明起源的理論。中國考古百年，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由此成為最迷人戰場之一，造就了幾代大師。

世紀之交，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前所未有的20個學科、400多位學者的力量，研究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脈絡。這一迄今中國考古領域規模最大、參與學科最多的綜合研究工程啟動至今的20年，恰好覆蓋了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考古生涯的后一半。

“我覺得這20年，尤其最近10年，應該說中國考古學迎來了真正的黃金時代。”王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真的是很幸運，親身參與并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蓬勃發展。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年文明探源工程在整個中國考古行業發展中有怎樣的重要性？

王巍：探源工程20年是中國考古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也是一個最好的時期。我們的目標聚焦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這個超大型的課題，聚焦在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原來往往是一個遺址、一類器物的研究，但有一個大的工程引領之后，每個遺址都有一個共同的大目標，也有自己的小目標。

我覺得工程最大的意義所在，就是形成了集群力量，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廣泛應用。另外一點，我們進行文明研究，不能不研究外來文明因素，這就要關注其他文明。我們試圖提出中國方案的時候，要兼顧其他文明；我們與世界文明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更要了解其他文明。所以我們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世界，也推動了中國考古“走出去”。最近10年，中國已有30多支隊伍到20多個國家開展考古，大大擴展了國際視野，提升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影響力。

這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國考古學迎來了真正的黃金時代。我的40年考古經歷中，后20年集中在文明探源工程，最近10年又帶了幾次考古隊到國外，真的是很幸運，親身參與并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蓬勃發展。

　　入選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遺址考古發掘。孫猛 攝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你在總結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認識時，區分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階段，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在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這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說法做了新的闡釋和補充，8000年前發生了什么？

王巍：距今8000年到6000年是全球范圍的氣候大暖期。古環境研究表明，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類似今天的長江流域，長江流域的氣候類似今天的華南。這個時期農業促使人口增長、村落增加、手工業發展和社會進步。距今8000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先民已經掌握了種植水稻、飼養家豬、釀酒、制作綠松石器的技術，還發明了可以演奏樂曲的七孔骨笛。在賈湖和內蒙古赤峰興隆洼等遺址，出現極少數規模較大、隨葬玉器或綠松石器的墓葬，說明社會已經開始出現分化的端倪，開啟了文明起源的進程。

　　8000多歲的賈湖骨笛。王中舉 攝

這次我們提出一對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中華5000年文明并非虛言，是歷史的真實，但一些學者和社會人士也提出，中華文明不止5000年，8000年前賈湖遺址的龜甲上已經有契刻符號，還用骨笛演奏音樂，這難道不是文明嗎？我們意識到，必須澄清模糊認識。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把“形成”專門提出來，就是5000年前。相對來說，大家對起源階段的認識比較模糊，但把形成階段單獨區分出來就比較明確了。

探源工程目前為止聚焦的還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時間段，最重要的觀點，就是5000多年前進入文明社會，這是關鍵的關鍵。但文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是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逐步發展的結果。未來文明探源繼續開展下去，我們也希望能夠把上限提前到8000年，對前面這3000年也開展研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兩千年范圍里，還有什么你覺得需要繼續去探索的問題？

王巍：太多了，還有很多歷史謎團。比如文字的問題，夏代到底有沒有文字，甚至夏王朝歷史的確認。還有沒有更早期的文字，比如說8000年前賈湖遺址龜甲上刻畫的符號，跟甲骨文同屬方塊符號系統，中間5000年的間隔到底怎么來看？還有像紅山文化，還欠缺一些諸如都城、宮殿等其他關鍵證據，是不是能夠填補起來？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要努力的空間。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的紅山文化重要遺址——興隆溝遺址“中華祖神”出土地，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復制的敖漢整身陶人像。孫自法 攝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長遠來看，你覺得文明探源工程還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強？

王巍：第一是拓展研究范圍。原來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建議拓展到接近8000年開始，因為8000年確實是文化發展、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的時期。下限從距今3500年延伸到2800年，延伸到西周晚期，因為我們多元一體的格局和周代禮制的形成，在那時才應該說到了基本完備的階段。空間上繼續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但建議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都應該擴展進來。因為等到商周時期，這些區域陸陸續續都融入以中原王朝為引領的大格局之中，再后面到秦漢時期就完成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2022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8號坑考古發掘工作正有序開展。圖為8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張浪 攝

再一個建議，就是大大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度。自然科學已經大力推動了工程進展，但人文社會科學的參與還不夠。未來研究任務絕不只是考古學和自然科學結合就能夠解決，包括文明的特質、文明的路向等等。所以各種人文社科的參與勢在必行。

第三個建議是要加強世界文明的比較研究。沒有充分的比較，我們自己的文明特質很難準確全面地概括。

最后就是成果的轉化和轉播，讓我們的成果為國際學界接受認可，為炎黃子孫增強民族自信。這幾個方面是當務之急。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某些地方一直以來有一種趨勢，把一些考古遺址與神話傳說對應起來。比如三皇五帝、堯舜禹的傳說，為他們尋找故鄉、傳說地點等等，將這種非學術的比附也當作對文明的探尋，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王巍：應該從考古的實際資料出發，做好本地文化發展的序列，以及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進程的研究。

但與此同時，古史傳說、民間傳說應該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比如說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在4300年至4100年前的晉南，出現了一系列王權的證據，甚至有觀測時令節氣的觀象臺。這跟《尚書·堯典》的記載是十分吻合的。所以我們認為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因為時間、空間、規模、性質、內涵等方面都高度吻合。再比如山西運城夏縣師村遺址，發現了6000多年前石雕和陶制的蠶蛹，非常形象。當地有很多嫘祖的傳說，傳說嫘祖是黃帝的妻子，發明了養蠶繅絲。在嫘祖傳說非常盛行的地方，確實出現了6000多年前的石雕、陶制蠶蛹，恐怕不能完全用偶然來解釋，最起碼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山西陶寺遺址上復原的觀象臺。孫自法 攝

　　師村遺址出土的石制與陶制蠶蛹。(拼接圖片)國家文物局供圖

所以五帝時代絕不是虛無縹緲的，我們的任務就是通過考古發掘來驗證、辨析。不能一概以古史傳說代替歷史，但也不能一概否認，尤其是后者。現在有了大量的發現，我們的任務不是用考古發現去“證實”古史傳說，是要以考古發現去“檢驗”古史傳說，分析其中包含的歷史信息。(記者 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