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5月至今，根據英國版《趙氏孤兒》改編的音樂劇在中國20多座城市巡演，共演出70多場。有人說這部音樂劇是中英混血，人們在劇中既看到了莎翁劇中常見的“鬼魂復仇”的情節，也看到了古代中國人的道義與忠烈，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的《哈姆雷特》”。

1、陰差陽錯的譯稿

18世紀30年代，在北京的法國人馬若瑟翻譯了一出元雜劇，托兩個朋友把譯稿帶回巴黎，送給法蘭西學院的東方學者傅爾蒙。陰差陽錯，譯稿流落到漢學家杜赫德手里。杜赫德正在編輯一本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也就是后來的《中國通志》。拿到譯本的杜赫德如獲至寶，未經馬若瑟和傅爾蒙準許，私自于1735年在《中國通志》中刊登了這部中國戲劇。

傅爾蒙因版權的原因也曾寫信譴責杜赫德的行為。事實上，傅爾蒙本人也做過同樣的事。早在1728年，馬若瑟曾把《漢語札記》的手稿寄給傅爾蒙，希望借助他的影響在法國出版。傅爾蒙當時也正在編纂一本漢語語法書，他把馬若瑟手稿中的材料用在自己的這本《官話語法》中，并搶先出版了書的一部分。馬若瑟的《漢語札記》從此被束之高閣，在一個世紀之后才被人發現，于1831年正式出版。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將近300年，在今天讀來依然令人唏噓，人們也許會想：馬若瑟的這份元雜劇譯稿，如果真到了傅爾蒙的手里，會有怎樣的命運？也許歷史應該感謝杜赫德，是他挽救了這個很可能被埋沒的譯稿，為中國文學影響歐洲創造了可能。

這部元雜劇就是《趙氏孤兒》，作者是紀君祥。《趙氏孤兒》在西方被多次翻譯或改編，一共有一個法文版本、兩個英文版本、一個德文版本和一個意大利文版本。最近的一次改編便是在2012年：英國詩人、劇作家詹姆斯·芬頓受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邀請，在美國漢學家韋斯特和伊德瑪英譯明版《趙氏孤兒》的基礎上，創作了一個新的英語版《趙氏孤兒》。同年10月，芬頓的劇本被搬上舞臺，在莎士比亞的出生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演出。2021年，這個當代版的《趙氏孤兒》被翻譯成中文并改編為音樂劇，并開始了在中國的巡演。

2、馬若瑟和杜赫德

《趙氏孤兒》的故事最早見于《左傳》，司馬遷把這個故事寫入《史記》時做了改動，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故事的雛形。在明朝時期，該劇經臧懋循整理和改編后，收錄于1616年《元曲選》。在《告讀者》中杜赫德介紹了馬若瑟譯本的出處——“一本名叫《元曲百種》的書”，該書“收集了元朝時期創作的100部最優秀的劇目”，《趙氏孤兒》是其中的第85部。據此判斷，馬若瑟翻譯時所參照的應該是臧懋循搜集整理的《元曲選》。

馬若瑟之所以把《趙氏孤兒》介紹到歐洲，主要是因為它與法國悲劇有諸多相似。首先，它是元雜劇中不多的五幕劇；其次，沉重的悲劇主題一以貫之，沒有滑稽的喜劇幕間劇，也沒有愛情場面；另外，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皆出身貴族。實際上，馬若瑟的翻譯只有念白和舞臺說明而沒有唱詞，杜赫德將其中原因歸結為譯者的漢語水平：唱詞“太難理解”，有太多“我們不了解的典故和無法察覺的修辭”。

在《〈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一文中，英語語言文學專家范存忠先生指出了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即馬若瑟專攻經學，對“詞曲小道不很內行”。在《中國之歐洲》一書中，法國當代漢學家艾田蒲從18世紀中西交流的趨勢出發，認為馬若瑟和當時的很多歐洲人一樣，“對中國人的音樂所知甚微”，“對中國音樂在元雜劇中所起的作用也了解極少”。

馬若瑟的《趙氏孤兒》譯本在《中國通志》刊出后，引發了人們對中法戲劇傳統的比較與熱烈討論。在18世紀的法國，新古典主義是戲劇創作的唯一標準，文藝理論家布瓦洛《詩的藝術》是新古典主義的教科書。在這本書里，他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賀拉斯的《詩藝》中提煉出一些規訓，結合法國當代戲劇家的作品，形成了一套戲劇創作的原則。從新古典主義的角度看《趙氏孤兒》，它并不符合新古典主義主張的“三一律”——即“要用一地、一天內完成的一個故事，從開頭直到末尾維持著舞臺充實”。而在《趙氏孤兒》的故事里，從嬰兒出生到復仇歷經了20年，故事發生的地點也多次轉換。但是杜赫德深信，這部創作于十三四世紀中國的劇目，要比同時代的法國劇高明得多。他說，在那個時代，“(法國)詩劇是很不成熟、十分粗糙的”，因而“無須在此尋求時間、地點和劇情的‘三一律’以及為賦予這類作品以規律性而應遵守的規則”。

3、威廉·哈切特

在18世紀的英國，中國文學作品的傳入幾乎都要從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中轉。《中國通志》1735年在法國出版后，第二年英國就有了刪節版的英譯本，1738年和1741年分兩次出版了全譯本。1741年哈切特的《中國孤兒》在倫敦出版，這是歐洲人改編的第一部中國戲劇，也是《趙氏孤兒》在歐洲最早的改編。1755年，伏爾泰改編的《中國孤兒》在法蘭西喜劇院演出，《趙氏孤兒》的故事首次登上歐洲舞臺。1756年英國人亞瑟·墨菲在伏爾泰改編的基礎上創作了《中國孤兒》，1759年2月開始在特魯里街劇院演出。

在法國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的新古典主義，到了英國便不再適用。莎士比亞的作品里違反“三一律”的例子比比皆是，而18世紀的英國古典主義文學家，也正如錢鍾書在《17、18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中所言，“不像同時代的法國人那樣墨守成規、不懂變通”。哈切特在劇本的獻詞里寫了這樣幾句話，足見他對《趙氏孤兒》的喜愛：“恕我直言，盡管杜赫德所給予我們的例子(是這部作品的基礎)非常粗俗，遠非完美；我依然相信，故事中那種毫不矯飾的筆法，即使是歐洲最優秀的劇目也無法相比。”在桂冠詩人懷特海為墨菲所寫的序言中，我們讀到幾句寫給新古典主義的“挽歌”：“古希臘和古羅馬說得太多。它們的寶藏已見底，無論哪個都不再吸引我們：即使偶爾嘗試，終究也是徒勞。”在這位桂冠詩人的筆下，中國文學則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夜詩人那雄鷹一樣的翅膀/為了新的美德，將飛往一個光明的國度，/從那位于東方的中國，為求賢若渴的不列顛，/帶來孔夫子的教義。”

在《遠東和英國人的想象》一書中，羅伯特·馬克利說，“18世紀的中國為英國保皇黨人提供了一個強化其社會政治觀點的途徑”。哈切特的《中國孤兒》正是這樣一部講述英國時事的政治諷刺劇。國王喬治二世軟弱無能，國家被首相羅伯特·沃波爾控制。沃波爾的主要反對者之一是陸軍元帥阿蓋爾公爵，后者因為在議會與他發生沖突而被免職。哈切特受到這件事的觸動，以《趙氏孤兒》的故事為框架，寫了一個首相陷害大將軍的故事，并將這個故事獻給阿蓋爾公爵。

哈切特對故事情節和人物都進行了改編，其時間跨度從原來的20年縮短到幾個月，這樣一來，孤兒還沒有長大，也就不可能復仇。在哈切特的故事里，主角不是孤兒而是宰相——一個把個人對權力的欲望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因而情節就圍繞著懲惡除奸展開。劇中人物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宰相叫“蕭何”，就是西漢時劉邦的謀士，原作里的公孫杵臼叫作“老子”，孤兒是“康熙”，趙盾的護衛提彌明叫作“吳三桂”。有人考證說，哈切特是從《中國通志》的索引中找出一些中國名字，隨意地安在人物身上，造成了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

哈切特在劇本中情感高潮的地方加入唱詞，從形式上盡量向元雜劇靠近。但是著名詩人、翻譯家柳無忌在《〈趙氏孤兒〉探源》中說，哈切特的這些唱詞，“既沒有起到藝術性的修飾功能，于故事的發展也毫無促進；無法與元雜劇中的唱詞同日而語”。

哈切特的改編從未被正式演出。1737年，英國政府出臺《戲劇審查法》，負責審查的檢驗官約翰·拉爾龐收集了1737年至1824年提交審查的戲劇原稿，叫作《拉爾龐戲劇選集》，現在是亨廷頓圖書館的館藏。這個選集里找不到哈切特的《中國孤兒》，因而可以推測這部劇并未提交審查。但是這部改編劇的意義并不在于此。18世紀的很多英國作家，如蒲柏、斯威夫特和菲爾丁，都曾撰文諷刺沃波爾的專制。可以說，哈切特的改編恰逢其時，順應了這個歷史潮流，為沃波爾在1842年下臺貢獻了一份力量。

4、亞瑟·墨菲

亞瑟·墨菲的《中國孤兒》反映的則是歐洲政治，或者說是英法兩國的關系。從1756年到1763年，為爭奪殖民地和歐洲霸權，英國和普魯士同盟與法國、奧地利和俄國同盟之間爆發了“七年戰爭”。在戰爭前后，英國國民的反法情緒十分高漲，法國成了眾矢之的。在這個時候寫一部以法國作品為藍本的劇目，很可能會招致反對和誤解。也許是為了規避風險，墨菲在劇本中附了一封寫給伏爾泰的信。在信里，他批評伏爾泰的作品：“盡管有些令人失望，但也并非一無是處。”似乎是宣告，他將在伏爾泰作品的基礎上做出改進，將從一本法譯中國戲劇展開對法國人的批評。

這封寫給伏爾泰的信并非虛張聲勢，事實上，墨菲的改編頗有成效。伏爾泰的故事中，被托孤的宋臣叫盛締，盛締之妻和成吉思汗之間發生了一段戀情。成吉思汗被盛締夫婦的言行感動，放棄了斬草除根的計劃并收孤兒為養子。在墨菲看來，這些兒女情長的故事破壞了戲劇張力，“就像一個本來正在全力劃船的人，突然間懈了勁兒，我看到，或者感覺到，他(伏爾泰)徹底放棄了”。墨菲刪除了這段愛情故事，把整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往后推了20年。在這20年里盛締養大了孤兒，他自己的孩子哈默特，也在高麗長大。兩個年輕人同時參加抗擊成吉思汗的戰爭又同時被俘虜，成吉思汗拷問盛締，要他說出誰是真正的孤兒。盛締牢記被托孤的使命，隱瞞了真孤兒的身份，親生兒子哈默特被當成孤兒處死，不久盛締也被處死。在故事的最后，真孤兒不辱使命，殺死了成吉思汗為所有人報了仇。這里的很多情節——兩個年輕人命懸一線，盛締的痛苦抉擇等都表現出激烈的戲劇沖突，故事讀起來也更加精彩。

1759年加里克把墨菲的《中國孤兒》搬上舞臺，一連演了9場，取得了巨大成功。故事精彩是一個方面，具有“中國風”特色的舞臺和服裝設計也功不可沒，而這個“中國風”是對法國品味的“反叛”。正如墨菲在信中所言，如果伏爾泰來觀看演出，他將看到“不同于法國布景原則的舞臺盛況”。扮演盛締妻子的葉茲夫人在“收場白”中多次提到中國，比如聲稱自己的衣裙是“真正的中國風格”，言外之意是“比法國人更接近中國”。

1797年版的墨菲《中國孤兒》中有一件雕刻，反映加里克的舞臺布景。畫面上妻子遞給盛締一把匕首，懇求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在他們的身后，一扇圓形的窗戶通向一座花園。在他們的頭頂，刻有浮雕的屋檐向上翹起，兩側掛著鈴鐺，屋檐上兩個盾牌簇擁著一副中國盔甲。這種建筑風格與英國建筑師錢伯斯仿照中國園林設計的邱園非常相似。這樣的舞臺效果，正如1759年的一篇劇場評論所說的那樣：“一個來自東方的旅行者會想象自己到了北京，一個倫敦人則會感覺到了一個新世界。”

5、詹姆斯·芬頓

2012年，皇家莎士比亞劇團舉辦了一個演出季，名為“別處的世界”，主旨是呈現莎士比亞同時期英國以外的舞臺和事件。演出季上演了三個改編劇目：馬克·雷文希爾改編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阿德里安·米切爾改編普希金的《鮑里斯·戈都諾夫》，以及詹姆斯·芬頓改編的《趙氏孤兒》。伽利略、沙皇戈都諾夫與莎士比亞是同時期的人物，明版《趙氏孤兒》的改編者臧懋循與莎士比亞也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芬頓的改編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在表現形式上盡可能接近原作。首先，人物都按照原作中的人物命名。其次，在劇本中加入詩歌體的唱詞，全劇共有五首唱詞。除此之外，每一幕開始時人物都會自報家門，并簡要敘述自己在這一幕的主要任務。比如第21幕《卷軸上的畫》一開始，程嬰苦苦思索如何向程勃坦白他的身世：“我必須告訴程勃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但是，該怎么開始呢？怎么告訴他這個壞消息，說他不是我的兒子？我也不是他的父親？說我對你撒了謊？說我一直教導你要誠實，但是原諒我吧，在這件‘小’事上我對你撒了謊？”

詹姆斯·芬頓在接受媒體訪談時坦言，故事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那是一個“令人敬畏的遙遠的時代”，如何想象一種“詩歌式的語言”表現這個故事，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為了熟悉春秋時期的詩歌，芬頓認真閱讀英文版的《詩經》。在第15幕《魏江將軍的歌》里，來到邊疆采集草藥的趙武，發現了很多平時只在書里見過的植物，忍不住作起詩來：“綠草開出了花，蕨菜長出嫩芽。”魏江批評他不懂戍邊將士的疾苦：“年輕人，如果你18年來一直以這種苦澀的蕨菜芽為食，可能就不會如此大驚小怪了。”

《詩經》里的《采薇》一詩通過美國詩人龐德的《華夏集》已經為西方讀者知曉。詩歌講述一群將士苦守邊疆的經歷，有幾句是這樣的：“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意思是說，蕨菜剛剛發出嫩芽的時候，戰士們就想著要回家。他們又餓又渴，思念親人，但是居無定所，無法給家人寫信。芬頓在這一幕故事里仿寫了一首主題相似的思鄉曲：“低頭是山坡上閃亮的露珠，抬頭是一輪彎月如鉤。/叫醒在夢中哭泣的將士，我很快就要踏上歸途。”2012年10月30日，皇家莎士比亞劇團首次演出了芬頓的這版《趙氏孤兒》，由格里高利·多蘭擔任藝術總監。

講到18世紀歐洲對《趙氏孤兒》的改編，范存忠先生說，《趙氏孤兒》“不是一個歷史故事，而是一個傳說、一個寓言，可以采摘，也可以增刪”。可以說，它在歐洲的每一次改編都是一塊拼圖，各自講述一段東西方文化相互影響、彼此交融的故事。(作者：王冬菊，系西安外國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0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