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浩瀚的文獻典籍是中華文明的見證，也是中華文脈之所在。

殷商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百余年來，相關珍貴文物分藏于國內外不同機構。今天，“四大發現”文物首次大規模匯聚一堂，共彰華夏文脈光彩——2月15日，“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于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幕。在這里，我們可以溯源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近距離探尋古文獻魅力。

展覽開幕之際，我們特邀來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敦煌研究院、甘肅簡牘博物館、國家圖書館的四位專家介紹“四大發現”的寶貴價值，同時邀請本次展覽的策展人講述展覽背后的精彩故事。

殷墟甲骨：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約

　　“殷墟甲骨”專題展廳 本報記者 陳雪攝/光明圖片

　　四方風甲骨 本報記者 陳雪攝/光明圖片

說到甲骨文，大家一定很熟悉，它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作為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同時也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寶貴資料。

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從中藥鋪買來的“龍骨”上有一些奇異刻畫，與青銅器上的金文有些相似，便決定向外界高價收購帶字甲骨進行深入研究，由此開啟了探索、發掘、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大門。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董作賓赴安陽調查殷墟甲骨出土情況，由此開始了殷墟考古發掘工作。殷墟甲骨共有三次重要發現，分別是殷墟內出土數量最多的完整窖藏小屯YH127坑、具有明確年代的小屯南地甲骨、史料價值獨特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根據2022年11月10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介紹，至今甲骨已發現約15萬片，經科學考古發掘的有35000余片，單字數量已逾4000字。

自20世紀30年代首次入藏甲骨以來，國家圖書館一直積極進行收藏、保護、傳拓、研究，對甲骨的釋文、分期、分類進行整理，目前已整理約3萬片。我們收藏甲骨35651片，其中有字甲骨34783片，是世界上甲骨藏量最多的單位。所藏甲骨大部分來自政府撥交或捐贈，少部分購自古玩店、舊書店，其中大多曾被孟定生、羅振玉、劉體智、羅伯昭等名家收藏。

本次“殷墟甲骨”專題展出國家圖書館藏甲骨共35片，所選甲骨尺寸較大、刻字清晰、代表性較強，且大部分為首次展出。亮點展品如甲骨5405為劉體智舊藏，是國家圖書館藏甲骨中字數最多、尺寸最大的一塊，長43.5厘米，寬24厘米，正面196字，背面22字，共218字，還保存了許多形態多樣的鉆鑿，為甲骨鉆鑿形態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甲骨6006，其研究過程非常曲折：王國維在研究中發現有兩片甲骨可以綴合，拼接成一條比較完整的商王世系卜辭，后來，董作賓用甲骨6006對這兩片甲骨進行綴合，綴合后的卜辭內容為乙未日向諸位祖先祭祀，以及進獻品物的數量，尤其重要的是，它較完整地記錄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證實了《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基本正確，并修正了《史記·殷本紀》相關記載，其重要文獻價值可見一斑。恰逢癸卯兔年，展覽還特別選擇記載商王田獵，獵獲麋鹿和兔的龜腹甲殘片甲骨2174進行展出，上面的“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現出來，十分生動傳神。

展覽中還有不少考古發掘資料圖片和相關研究成果，觀眾可以系統了解甲骨的考古發掘、制作流程、占卜程序、鉆鑿方式、刻辭內容等，與三千年前的古文字“對話”。

“殷墟甲骨”專題融入聲光電等現代科技，以絢麗的視覺效果，激發觀眾對甲骨的興趣。我們還將通過館長探館直播、線上講座等方式為觀眾深入解讀“四大發現”，并聯合字節跳動公益將文物陳展與VR技術深度結合，讓古籍“活”起來。歡迎大家前來，共赴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約。

居延漢簡：漢代邊塞“百科全書”

講述人：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 朱建軍

　　居延漢簡《癸亥詔》 光明圖片

本次展覽中的“居延漢簡”專題，通過“有冊有典”“流沙墜簡”“居延漢塞”“大漠孤煙”“手不釋卷”五個單元，為觀眾全面展示居延地區歷次簡牘發掘成果，主要展示了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漢代居延遺址出土的147枚居延漢簡，以及少量國家圖書館所藏簡牘和相關圖書。

百年間，漢代居延遺址出土簡牘共三大批次。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遺址（今甘肅酒泉市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轄區內）發掘的一萬余枚漢簡被稱為“居延漢簡”，現保存于臺北。1972年至1986年，甘肅省文物部門對居延遺址再次進行調查發掘，出土漢簡兩萬多枚，被命名為“居延新簡”。第三批次是1999年至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者對居延遺址進行調查發掘，出土漢簡五百多枚，命名為“額濟納漢簡”。三批漢簡同出于漢代居延諸遺址，簡文種類相同、形制相近，因此全部屬于居延漢簡的范疇。三批總計三萬多枚的居延漢簡可以說是記錄兩千年前漢代邊塞地區情況的“百科全書”。簡文內容包括河西邊塞的行役戍備、候望烽火、砍伐茭草、筑墼砌墻、罷卒還鄉、精神信仰、文化學習等多方面內容。

展品中的《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和《塞上烽火品約》簡冊是居延漢簡代表性簡冊。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的《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形制特別，是用一節完整的紅柳木樹枝制作而成。檄文逐條列舉了候史廣德所督管的6個烽隧在守御器損毀丟棄、防御設施廢弛敗弊等方面的情況。檄文內容完整具體、十分細致，是研究漢代官吏處罰及追責歷史的實物證據。

以居延漢簡為代表的甘肅簡牘，1907年被發現時就震驚學術界，從此簡牘學開門立宗，王國維、羅振玉兩位先生依據簡牘學發現的規律，總結出了“二重證據法”，至今仍是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整理與研究的基礎方法之一。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關于甘肅出土簡牘研究的論著和論文多達3000余篇（部），幾代簡牘學者前赴后繼，不斷揭秘漢朝風云。希望此次居延漢簡與觀眾的見面，能夠為大家帶來文化的助益、精神的滋養。

敦煌遺書：用有限空間講述無限的敦煌

講述人：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主任 羅瑤

華夏典籍經歷了漫長而又劇烈的歷史變革，兵燹水火、鼠嚙蟲咬、焚籍毀版、千里播遷，留存于世的典籍已百不存一。1900年，藏經洞中發現了敦煌遺書，出土了公元4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展現了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多方面真實面貌，因此，名列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四大發現”之一。

敦煌遺書卷帙浩繁，如何在一個展覽里盡可能把精華一一呈現？我們頗費了一番心思。展覽分為“世界的敦煌”和“敦煌的世界”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敦煌遺書發現、流散、保護整理的百年風云，第二部分介紹敦煌遺書在宗教以及所涉四部典籍、社會文書、民間信仰等方面的表現。

我們挑選了敦煌遺書中最具代表性的幾樣藏品。如敦煌寫本《三國志·步騭傳》是《三國志·吳書》卷7的一部分。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國志》最早版本為北宋時期國子監刻本，比其更早的完整寫本至今未見，只留有幾種殘卷，這件文物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研究《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鑒》的珍貴資料，對于研究書法由隸書向楷體的轉變也極為重要。還有隋代寫卷《文選·運命論》殘卷，目前一半留存海外，一半留存國內。敦煌研究院李永寧先生將此件與伯希和編號為P.2645的殘卷拼接綴合成一長篇，并與李善注本相對照，發現二者各有所長，但殘卷似更近原著。此卷對探尋中原詩文西傳的旅跡，對整個河西、敦煌乃至新疆地區文化發展研究亦有補益。

如果您喜歡古書，定不虛此行——敦煌遺書幾乎涵蓋了中國紙質古書的所有裝幀形式，如卷軸裝、梵夾裝、經折裝、縫綴裝等等，在展覽中，我們特意做了整理。投影旋鈕書架也可以讓您收獲翻閱古書的體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敦煌學研究，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性展陳活動和文化交流對話，展示我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近年來，敦煌研究院以展覽為窗口，帶著院藏珍貴文物走出敦煌，用有限空間展現無限的敦煌，也讓地理意義上的敦煌擴展為歷史的、藝術的、學術的和精神的敦煌。

明清檔案：于無聲處說歷史

講述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 孫森林

　　道光帝秘密立儲諭旨匣 光明圖片

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自古以來，中國便非常重視檔案的留存、保護與傳承。到明清兩朝，與中央集權相匹配的檔案文書系統已經很完備，設有專門的檔案保管機構，以及皇史宬、內閣大庫等檔案庫房。

明清時期，文書作為傳達政令的重要紐帶，頗受重視，當時建立了匯抄存查、文書稽查、檔案保密等完備的文書檔案制度。到清末，明清檔案屢經災厄，大量藏于禁宮的檔案屢遭劫掠損毀，部分珍檔散佚于世，如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公開售賣內閣大庫檔案的“八千麻袋事件”，令人扼腕。

新中國成立后，檔案也迎來新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故宮檔案館除將抗戰時南遷的檔案運回外，還將散落故宮各處的檔案歸聚一處，并多方征集和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明清歷史檔案，館藏資源得以極大擴充，遠超內閣大庫范疇，形成了存世明清檔案的半壁江山。這些檔案真實記錄了明清時期的國家政務、社會發展、歷史事件，體系完備、數量巨大，是價值極高的中國古代文獻集萃。

本次“明清檔案”專題展出展品69種123件，其中一史館展品64種117件，國家圖書館5種6件，分為政令文書、古代輿圖、宮廷生活、史冊典籍等四個主題，精選珍貴檔案集中展示。

展覽中，很多珍貴檔案紛紛“開口”，為觀眾講述明清歷史風云：專門用于盛放皇帝實錄、圣訓（明代稱寶訓）的金匱內為楠木材質并飾以萬壽藤花黃綾，外裹鎏金銅皮并鏨刻云龍紋圖案，華麗精致；清光緒二十年文科大金榜，高0.83米，長19.16米，滿漢文合璧，蔚為壯觀；現存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儲匣——道光帝秘密立儲匣內貯有道光遺諭，無聲言說著清代皇位承襲的秘辛；明崇禎年間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代表了當時天文研究的最高水平，由明朝禮部尚書徐光啟及來華傳教士湯若望、羅雅谷等人合作完成，見證了中西方科學文化交融……此外，內閣大庫檔案艱辛輾轉的流散與重聚，以及近代學界翹楚、文化名流精心守護的歷程也在展覽中一一呈現。

這些珍貴檔案不僅是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財富。近年來，除了開設展陳，我們還不斷加大檔案數字化、信息化研發建設力度，開發的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件處于行業領先水平，開放滿漢文全文數據庫16個，官方可查閱檔案目錄達416萬條，上線了《清實錄》《清會典》兩個全文檢索數據庫，供國內外讀者免費使用。我們會努力用更豐富的形式，讓這份珍貴文化遺產重煥光彩。

【策展人手記】 在新征程上講好古文獻故事

“20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自今年1月14日在國家典籍博物館預展以來，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普遍贊揚。該展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敦煌研究院、甘肅簡牘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聯合主辦，是多家單位同心協力、資源互補、發揮優勢、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也是檔案館、研究院、博物館、圖書館跨界策展的積極嘗試。

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20世紀初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和清內閣大庫檔案學是中國近現代“四大顯學”。這些古文獻貫穿中國歷史長河，蘊含著中華民族寶貴而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思想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本次展覽以“四大發現”這個主題為線索，首次系統性地將這些橫跨幾千年的文獻薈萃一堂，揭示它們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各專題側重點均為講述相關古文獻的發掘、發現，以及相關的人物、故事，突出這些古文獻對中國學術史、文化史的重要意義。

該展于2021年開始選題策劃，是國家典籍博物館成立以來策展周期最長的展覽之一。各個專題在大綱撰寫、修改，展品選取、擺放等方面均遇到了一些難題，我們通過與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充分交流，群策群力，克服了種種障礙，解決了諸多分歧，確保展覽高質量進行。

例如，甲骨對光照較敏感，且文字較小，為了有效保護甲骨，同時讓觀眾看清甲骨刻辭和鉆鑿的形態，我們一方面通過使用無紫外光燈具，根據每片甲骨的實際情況對燈光照射角度和范圍進行針對性調節，另一方面在甲骨展簽中添加按比例放大的甲骨圖和拓片圖，清晰地向觀眾呈現每片甲骨的面貌，從而在甲骨的保護和展示之間找到平衡點。

受諸多因素影響，展覽準備過程中遇到了很多變數和困難，尤其是借調展品的跨地區運輸問題。為此，策展團隊進行了大量前置規劃和周密部署。比如，“居延漢簡”專題的展品大部分來自甘肅簡牘博物館，為了使這些借調展品按時抵京，我們準備了多套應急預案，雙方工作人員集思廣益，想出了很多解決方法。在雙方共同努力下，這批珍貴藏品最終安全及時地運到了國家典籍博物館，并順利展出。

我們還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構建了展示文物文獻的新理念，探索深化展覽內容的新路徑。展覽圍繞四個專題中的代表性展品，在參考相關史料記載、考古遺存的基礎上，創作了四段故事化、情景化的VR互動紀錄片，利用VR技術構建宏大唯美的場景，設置科學合理的道具，設計豐富有趣的互動，并在此基礎上開發了“線上超現實看展體驗項目——古籍尋游記”，以VR紀錄片對相關古文獻的歷史文化內涵進行創造性解讀。該項目不僅有實體體驗區落地國家典籍博物館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線下展廳，還以4D形式通過PICO VR設備平臺，以2D形式通過抖音等互聯網App進行廣泛推廣。

回首策展過程，我們有個感悟：王懿榮發現甲骨文，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居延漢簡，王圓箓發現敦煌經卷，以及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從“四大發現”到“四大顯學”卻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我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的一個縮影，是一代代學者不懈鉆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并傾力保護文化遺產的必然結果。這些偶然與必然互相交織，最終讓中國學術界呈現嶄新面貌，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世界舞臺大放異彩，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堅定了我們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我們會以更飽滿的精神狀態、更認真的工作態度，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在新征程上講好古文獻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不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作者：顧恒，系國家圖書館展覽部主任、研究館員，“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執行策展人）

項目團隊：本報記者 陳雪、陳之殷、王斯敏 本報通訊員 陳魏瑋、韓華、解天龍、吳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