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騁詞大賦作為賦體的代表，其體式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故包羅萬象，氣勢恢宏；二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特別重“物類”意識，故能觀物取象，以夸飾描繪見長。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強調賦體“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朱光潛《詩論》進而認為詩歌類似音樂，辭賦則近于圖畫，具有一定的“空間藝術”特征。由此考述漢賦與漢畫的創作關聯，突出表現在“賦寫圖畫”與“圖證賦文”兩端，其中漢賦的描寫對圖像的呈現，則具有更為廣泛的書寫及批評意義

“賦寫圖畫”源自東漢辭賦作家王逸、王延壽父子的言說與創作。王逸《天問章句敘》追溯《天問》中圖像描寫的緣由，指出：“（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這是賦寫圖畫的考源，其中有兩個視點：一是觀圖；二是寫圖。至于漢賦寫漢畫，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描寫西漢魯恭王劉余所存舊宮室壁畫，最為典型。該賦本著“物以賦顯，事以頌宣”的思想，說明賦作描寫“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的創作特色。對照賦序所言“觀藝于魯”，其“藝”不僅包括宮室本身，亦于其賦中所述相關，也就是其中描寫的“云楶藻棁，龍桷雕鏤”之圖像，既有奔虎虬龍、朱鳥騰蛇之飛禽走獸，又有“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之神話傳說，以及“黃帝唐虞”“忠臣孝子”之歷史人物等等，這既是真實的圖像書寫，也是漢人重視賦圖關聯的歷史語境。

就創作論來看，漢賦與漢畫的互通決定于賦家對朝廷禮儀的描繪，漢大賦的主要創作類型如游獵、郊祀、京都等，所書寫的內涵均屬漢代朝廷的天子禮。由于賦寫禮事而呈現于禮儀，其賦作與畫像形成了異質同構的聯系。這又突出表現于兩個方面：其一，漢大賦“體國經野”的描繪與其重儀式的圖案化特征，代表了漢人繪畫與辭賦“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例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幅巨型帛畫對天上、人間、地下的構圖描繪，所表現的現世與來世，神話與物態（參見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有關T形帛畫、神祇圖的研究，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與漢人郊祀賦的神境、游獵賦的場景、京都賦的物態的全方位呈現極為相似。這種宏闊氣象在漢賦中實屬常見，如司馬相如《上林賦》中有關鳥獸草木、山川形勢、游獵場景，班固《西都賦》中有關未央宮等西京宮室的群體構建，張衡《西京賦》中有關平樂觀百戲表演的場景，又無不與T形帛畫的平面構圖與再現場景有關視覺同感。其二，漢賦寫作類聚事物的特征，與漢代大量的漢畫像石（磚）也可作形象互證。盡管漢大賦作為宮廷文學，磚石畫像多屬中下層民俗創作，但其時代的藝術共性則很明顯。張道一《漢畫故事》曾將漢畫分為“人事故事”“神話故事”與“祥瑞故事”，兼括漢代歷史、神話與民間信仰（重慶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類型的描寫在漢賦中均有呈現。如果將漢賦與漢畫石的藝術主題結合起來考慮，或有互仿與共生的性質。

從漢畫像石的圖像看漢賦的語象，其創作形態的類似性更多地體現在物象與主題，這與“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曹丕《答卞蘭教》）相關。以寫作主題呈現物象來看，漢賦與漢畫的類比性突出表現于祭祀宴飲、狩獵弋射、樂舞百戲、宮室建筑、車駕出行等方面。例如游獵描寫，司馬相如《上林賦》的“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鹓（見圖1），揜焦朋”的動作描寫與場景再現，就與1992年陜西省榆林市紅石橋鄉古城界村出土東漢墓門楣兩端的狩獵圖（《中國畫像石全集5·陜西山西漢畫像石》）類似。該圖以山林為主，其中有鹿、豬、牛、兔、駱駝，呈惶惶奔逃之狀，所繪飾的飛禽走獸，姿態各異。獵手荷篳、執戟，策馬飛奔，張弓追射，各具風姿。畫面中間為車騎出行，一軺一輜，前兩導騎，后兩從騎，軺車與輜車之間有十騎吏相隨，也與賦文描述相同。這種構象（像）的形似特征，與山東省嘉祥縣滿硐鄉宋山村北出土的宋山小石祠基座畫像，微山縣兩城鎮出土的狩獵·車騎出行畫像石，亦相契合。又如漢代“方相氏”行大儺儀戲的風俗活動，在漢賦中出現甚多。張衡《東京賦》“爾乃卒歲大儺”一段，濃墨重彩地描繪了方相氏手持斧鉞，男巫、女巫手執掃帚，眾童子跳著萬舞，頭裹紅頭巾，身穿黑衣服，在方相氏和巫覡的帶領下，以桃弧、棘矢射殺厲鬼，最后持炬火，逐疫鬼投洛水中，使不復度還等情節，并以桃木作木偶，以郁壘、神荼執葦索捕捉漏網之鬼，以祈盼宮廷王室的安寧與社會的平安。這與《周禮·方相氏》《后漢書·禮儀志》的記載高度一致。這種儀式表演同樣呈示于漢畫，現僅存洛陽燒溝61號西漢墓畫“方相氏圖”（局部），賀西林《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認為畫面上的偉岸怪物就是行儺儀時的方相氏。驅除災害，祈求福祥，成了漢賦與漢畫文圖共生的主題。

漢人雖然沒有“以圖繪賦”的創作，但以漢代帛畫與磚石畫圖案對應漢賦“寫物圖貌”的特征，也具有一定的以圖證賦的意義。后代出現的漢賦圖像，如晉人戴逵的《南都賦圖》，劉熙載《藝概·賦概》即謂：“戴安道畫《南都賦》，范宣嘆為有益。知畫中有賦，即可知賦中宜有畫矣。”又如自晉人衛協作《上林苑圖》，繼后南宋趙伯駒繪《上林圖》、明仇英摹寫《上林圖》。題詠《上林圖》的詩文也隨之而出，如胡敬品讀“元人《上林校獵圖卷》”即謂：“絹本，青綠畫。洪波巨浸，層巒疊嶂……首寫巖松磵屋，中坐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為斯賦緣起。次寫紫淵丹水，跳沫騰波……次寫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次寫蜺旌云旗，天子校獵……次寫七校紛陳……次寫張樂層臺……次寫解酒罷獵……”（《西清札記》卷二）其中說明圖畫的場景，正是賦文語象的圖寫，這也是漢賦與繪畫的關聯與衍展。

回到劉勰的漢賦“蔚似雕畫”說，通合于他的“立賦之大體”，即“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結合其論繪語如“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文心雕龍·物色》），并及文章與圖畫的關系如“繪事圖色，文辭盡情”（《定勢》）、“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情采》），其中“隨物”、“圖色”與“形文”，均與賦體符契。后人評點漢賦的寫作特色，亦嘗以繪法說賦，如明代孫鑛評張衡《西京賦》“綴以二華”一段云“句錘字煉，鑄成蒼翠之色”；清代何焯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俯仰顧盼”一段云“乃就中之所見詳寫之，先結構，次雕鏤，次圖畫也”；方伯海同評前賦云“即象以求理，象明而理亦明”，或言“蒼翠之色”，或言“雕鏤”之功，擬繪畫以評漢賦，則非常明顯。如此以“繪”論“賦”批評觀的形成，究其根本，仍在漢賦創作與圖像意識相契合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以構象之法寫物與圖貌，以設色之法寫場閾與景觀。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論漢賦說“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錦霞照灼”；近人張世祿《中國文藝變遷論》說“吾國文字衍形，實從圖畫出，其構造形式，特具美觀。辭賦宏麗之作，實利用此種美麗字形以綴成”，皆取“圖貌”之大觀。所以我們品讀漢賦與漢畫，宜乎大中見小，明辨其構象法是在由無數“個像”組成的宏大圖景。

（作者：許結，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