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年3月29日，入清的朝鮮代表團團長金祖正，在盛京（沈陽）遇上了一件令他難忘的大事：聞沈陽將有點兵送邊之事，要到新疆極西之地，距北京一萬多公里。駐軍集會西門外，親戚送別，男女涕哭、慘不忍睹，俄而，三次炮響，哭聲頓止。

三聲炮響將錫伯部隊送上萬里戍邊的征程。金祖正記載這段故事的信件，成為這次萬里西遷的生動見證。

今天，中國民族報“道中華”采訪了中央電視臺知名欄目編導、西遷錫伯族后人焦建成和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東歸西遷展》策展人鄭茜，為我們講述這段歷史。

▲紀錄片《大西遷》中的錫伯族西遷場景。（焦建成 供圖）

一封調兵信

錫伯族萬里戍邊是清朝統一后的一次重要移民遷徙。清廷平定準噶爾叛亂之后，為鞏固剛剛收復的新疆，在伊犁設“伊犁將軍”。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第一任伊犁將軍明瑞視察邊境時發現，伊犁地區各族人民遭受數十年戰亂，地荒牧凋，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邊防空虛。他便給乾隆皇帝寫信，提出調1000盛京錫伯兵屯墾戍邊。

生活在白山黑水間的錫伯人彪悍忠義，善騎射，能打仗。康熙年間，錫伯族主體遷至盛京。嚴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氣候條件、多次生業方式的轉變以及百年戎馬生涯的鍛煉，培養了錫伯人豪爽強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勞和堅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態。1764年，清廷從盛京各處，調遣年富力強的錫伯士兵1000名，防御、驍騎校20名，連同眷屬3275名，歷經一年多的長途跋涉，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抵達伊犁綏定一帶。

　　▲清乾隆年間錫伯營八旗和伊犁城池分布圖。（焦建成 供圖）

▲清道光年間對錫伯族總管博爾裹蘇的嘉獎誥書。（焦建成 供圖）

萬里西遷路

錫伯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農歷四月初十和四月十九分兩批從盛京出發去伊犁。在家廟告別之后，他們毅然決然踏上萬里征途。

清廷要求三年必須到達，而他們只用了一年零三個月。西遷隊伍因按照規定走塞外路線，路途遙遠，人煙稀少，且多崇山峻嶺。

▲烏里雅蘇臺遭災。（油畫 中國民族博物館藏 作者：何興謙）

西行隊伍在八月下旬到達烏里雅蘇臺時，蒙古高原已是嚴冬季節，青草無存，又逢暴風雪，人疲畜弱，被迫就地扎營過冬。期間，大批牲畜因缺乏草料、瘟疫流行等死亡。后經多方協調，錫伯兵民向烏里雅蘇臺將軍借用一批馬駝牲畜，得以繼續西行。隊伍行至科布多一帶，因阿爾泰山脈積雪融化導致山洪湍急，被困數日，繞道科齊斯山而行。又逢額爾齊斯河汛期，只能用繩子拴著木筏艱難渡河。焦建成介紹現在那里可見一個叫“錫伯渡”的石碑，以紀念這段歷史。

▲錫伯渡石碑。（焦建成 供圖）

除惡劣的自然天氣外，長途跋涉還面臨糧食斷絕，靠挖野菜充饑的困境。至今錫伯族每年開春時，仍要采摘一種名叫“烏珠穆爾”的野菜，來紀念西遷路途的艱辛。

▲錫伯西遷路線示意圖。（繪/關捷，來源/關偉：《略論錫伯族西遷及其歷史貢獻》）

這一路，他們頂著嚴寒酷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斷菜絕糧、橫穿漠北，最終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提前兩年抵達我國西部邊陲，開啟了錫伯族在伊犁20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

他們離開盛京時注冊總人數為4295名，途中出生嬰兒350余名，到達伊犁時，總人數為5050 名。鄭茜認為，這是一個象征，代表這群人不是走入一個絕境，實際是在完成一個新生的過程，這支戍邊隊伍的薪火相傳從出發便開始了，有很好的象征意義。

他鄉變家鄉

抵達伊犁的錫伯族軍民，于1766年被安排到察布查爾地區組建錫伯營，成為“伊犁四營”之一。作為集軍事、行政、生產于一體的組織，錫伯營數次參加平叛斗爭，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新疆安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19世紀20年代，為平定“張格爾之亂”，錫伯營總管額爾古倫兩次帶兵赴喀什和阿克蘇遠征。1826年8月，在喀什被張格爾圍城多日、清軍兵馬糧草殆盡的關鍵時刻，額爾古倫帶領800多人殺開一條血路，突出喀什城，并在之后的戰斗中最終活捉了張格爾。錫伯族官兵據此創作的《喀什噶爾之歌》，流傳至今。

從騎馬射箭、保國戍邊到修渠墾田、守護家園，錫伯族對新疆地區的防衛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立下七大軍功偉績：換防塔爾巴哈臺、換防喀什噶爾、防守卡倫，駐守臺站、巡查邊界、平息張格爾叛亂、抵御沙俄侵略、參加驅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戰役。錫伯營軍民奮戰6年，在伊犁河南岸挖出一條長200余里的人工渠——察布查爾大渠，讓8萬畝荒地變為糧倉。這是一條改變錫伯命運的大渠，西遷錫伯族從此真正地扎下根來，世代守護邊疆，他鄉成家鄉。

▲清代伊犁地區邊防卡倫布局圖。（焦建成 供圖）

▲察布查爾大渠的“龍口”引渠。（焦建成 供圖）

焦建成提到他們還在察布查爾縣復刻了一座形制與盛京家廟完全一致的錫伯家廟——靖遠寺，意為鎮守邊疆。在焦建成看來，這是新疆錫伯族的精神寄托。東北家廟和靖遠寺遙相呼應了200多年，兩地之間的錫伯人遠遠相掛相望。至今，東北的錫伯人家里還保留著家譜。每一本家譜上都有一個臨時記錄的撥往伊犁的人名，可見念遠情深。

▲靖遠寺。（焦建成 供圖）

“錫伯族一路走來，把中華文化的主體精神捆綁著背在包袱里帶到了察布查爾。西遷是軍人與國家利益休戚與共的毅然決然，是軍人執行力的高度自覺，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焦建成形象地說。

吟誦傳承記憶

錫伯族戍守卡倫哨所，帶來了一種民族文化的有機傳承。新疆錫伯族家家戶戶都藏有很多手抄本的古典名著，最早期用錫伯文書寫，后用漢文。焦建成講述了 “輝番卡倫來信”的故事：有一年在邊境發現了一封當時駐守輝番卡倫的侍衛長的信件。他受命到這個卡倫帶兵，到達后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信上記述了伊犁的景色、戰爭準備的過程，以及他們駐守卡倫的生活，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檔案。錫伯族很多老人都有抄寫古版名著的經歷。這是因為士兵長年在哨卡，與家里沒有聯系，以書信表達想念，時間長了，書信內容增加抄寫經典故事。久而久之，謄寫古典文學在整個城堡和哨所蔚然成風，最后還形成了錫伯族一種特殊吟誦格式——朱倫吟誦，像演唱一樣把古典著作一段一段地吟誦。今天，察布查爾縣還能找到很多四五十歲很擅長朱倫念誦的人。

▲錫伯族滿文手抄名著故事。（焦建成 供圖）

為記錄這段歷史，并保護傳承錫伯族文化，鄭茜帶領團隊制作了《東歸西遷》的展覽。她感嘆道：這段歷史遺留文物太少，但是我們更多地感受到西遷歷史本質是記憶的傳承。他們在新疆的錫伯族中征集到很多民間畫家的作品、刻石以及民間詩歌，非常詳細地描繪了西遷的故事。

▲石刻西遷路線。（中國民族博物館藏）

《東歸西遷展》創造了一個記憶載體。著名畫家翟躍飛創作了錫伯族西遷長畫卷，來完成歷史的記錄，生動再現了西遷的動人場景。展覽中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文物，如明瑞將軍的信、“喜利媽媽”、家譜等。鄭茜認為這段歷史雖然留下的物質載體不多，但它的重大意義以個別物化的形式留在人們記憶當中，人們去理解這種這段歷史，更多是感受萬里戍邊精神的傳承。

為了融入當地，錫伯族把語言、文字進行了兩次改寫，變成了新疆地區多種民族語言都精通的民族。焦建成認為，東北和新疆的錫伯族，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傳承其文化，同時又將中華文化主體的內涵傳承下來，共同守護著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就是中華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體現。

萬里戍邊精神

在采訪中，兩位專家對錫伯族的西遷充滿敬意：他們服從國防需要，聞令而動；他們積極適應新的環境，以開放的心態既傳承故土文化，又融入當地特色；他們軍功卓著，抗敵戍邊，同時改造了當地生態環境，澤被后代。

鄭茜認為，錫伯族在國家需求中重塑自身，把國家需求變成自我需求。錫伯族萬里戍邊的精神留給子孫后輩的是一種深刻的生命記憶，同西方崇尚個體很不相同，中華各民族生活在中華大地這樣一個地理空間，經過幾千年文明相互浸染，集體主義精神深植中華各民族骨血，家國一體是中華民族真正的主體精神。

▲一張全家福。（焦建成 供圖）

▲西遷節上，千人射響箭憶西遷。（鄭茜 供圖）

錫伯族西遷已過去二百五十多年，每年農歷四月十八“西遷節”時，在新疆、在東北，兩地錫伯族，遙望遠方，傳唱起“西遷之歌”——

每一個嘎善都是一個英雄的城堡，

用生命和鮮血保衛了每一寸土地!

啊，二百年來的歷史功勛誰來評說?

中華民族的史冊上寫進光輝的一頁!

雄偉的烏孫山可以作證錫伯的忠誠，

心臟和著祖國的脈搏跳動在一起！

　　——關興才創作的錫伯族敘事長詩《西遷之歌》

專家簡介：

焦建成，錫伯族，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人。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編導、欄目主編，中國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員。兩屆國際山地紀錄片獎評委會評委。榮獲上海中國電視節“主持人三十年風云人物”獎。大型紀錄片《中華之門》獲中央電視臺“最佳節目主持人”稱號。紀錄片《中國俄羅斯族——悠悠笈笈草》《遙遠的航站》《起飛吐魯番二號》和特別節目《中國情，民族心》分別獲全國第四、第五、第七屆少數民族題材“駿馬獎”一等獎。紀錄片《大西遷》獲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文明中國第三季——傳承中國”全國紀錄片展播獲一等獎。

鄭茜，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近年來主持“‘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征體系研究”“民族文物價值體系建構研究”等課題，提出“中國博物館人類學”學科建設構想并構建研究平臺，引進并主編“博物館人類學經典譯叢”；始創“中國民族志電影雙年展”與“中國民族影像志攝影雙年展”系列工程；牽頭策劃組織《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傳統@現代》等精品展覽；出版《中國民族與宗教》《邊緣敘事》等專著。

（本文所有圖片均由“道中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