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朱批林則徐奏折
光緒帝批準《馬關條約》的朱諭
北京青年報聯合 北京市檔案學會
“檔案文化系列活動”第 五 期
6月14日上午,“檔案見證北京”文化系列講座在北京市檔案館報告廳如期開講,這也是北京市檔案學會與北京青年報聯合舉辦的“檔案文化系列活動”。主講嘉賓李國榮研究員曾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中國檔案學會檔案文獻編纂學術委員會主任,是全國檔案領軍人才、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高校的特邀教授。他長期從事明清檔案和明清歷史研究工作,先后主持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等40多個專題檔案的編研出版項目。
兩個小時的講座中,李國榮先生以“抗爭與求索——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檔案實錄”為題,以檔案史料為依據,從卷帙浩繁的清宮皇室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抽絲剝繭,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深刻巨變的重大歷史進程。講座共分列強入侵、人民抗爭、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四個部分。李國榮用大量翔實的檔案資料,引領聽眾走進這段硝煙彌漫而又蕩氣回腸的歷史。
精彩的講座吸引了市檔案館部分干部職工和市檔案學會部分會員,以及北京青年報熱心讀者、社會公眾260多人參加。
林則徐虎門銷煙
“可稱大快人心一事”
李國榮談到,清朝后期的中國,官場腐敗、武備廢弛、財政困難、民生凋敝。而這種衰象,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40多年的乾隆末期就已顯現。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避暑山莊求見中國皇帝,提出貿易請求。乾隆皇帝認為我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無需外國商品,對此予以拒絕。
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列強,早就盯上東方古國。乾隆時期中國人口已達到3個億, 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英國人看來,這么大的市場,這么多的人,要是賣貨能賺多少錢!有文獻記載,英國的商船運來整船的刀叉,結果中國人只用筷子,不需刀叉。面對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英國人最終找來了特殊的商品——具有成癮性的鴉片。
李國榮介紹,鴉片輸入中國以后,形成了極其深重的災難:白銀外流、物價上漲,國民體弱多病。1838年12月,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州查禁鴉片。當時鴉片都是從虎門伶仃洋過來,經廣州珠江口岸進入中國。1839年5月,林則徐收繳鴉片2萬多箱237萬斤,奏請將其解送至京。鑒于長途轉運耗費民力,道光帝諭令就地銷毀。
1839年的虎門銷煙并非一把火把鴉片燒掉,而是在虎門挖了巨大的池子,池中分批撒入鴉片,再摻入生石灰,人工翻攪,一池一池地銷毀。從6月3日到25日,用了22天的時間,才把2萬多箱煙土銷毀完。李國榮談到一件林則徐奏報銷煙完竣的奏折,在林則徐這件奏折的尾部,赫然一行紅色大字:“可稱大快人心一事。知道了。”這是道光皇帝的親筆批示。大臣的奏折都是用墨筆寫就,而皇帝批奏折用朱砂筆,稱為朱批,這種皇帝批示過的奏折就叫朱批奏折。
英國侵略者以販賣的鴉片在虎門被銷毀為由,發動了對華戰爭,史稱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告終,1842年8月雙方簽訂《南京條約》,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準許五口通商,同時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銀元。“這是一個惡例,中國近代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由此開始。”李國榮介紹說,近代這些不平等條約,包括《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其簽字蓋章的正本都被國民黨1949年敗走臺灣時帶走,目前保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是《南京條約》的稿本,也就是談判過程中雙方討價還價的修訂稿。
談及香港地區被割占的過程,李國榮提到三個條約: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1898年《新界租約》約定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定在1997年7月1日,正是新界租約期滿的日子。至于香港島和九龍半島,雖然清政府已是割給英國,但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宣布,不承認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只是當時為了保留一個與外界交流的窗口,才沒有馬上收回香港。“最后我們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一起收回來,沒有強大的國力是做不到的。”李國榮不無感慨地說道。
1856年英法聯軍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并占據廣州城。李國榮特別提到,天津大沽口保衛戰中,清軍重挫英法侵略者,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抗擊外來侵略唯一的一次勝利。馬克思在《新的對華戰爭》一文中贊賞說:中國人的大沽口之戰,“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其后的北京張家灣、八里橋兩戰,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雙方投入兵力最多、最為激烈的戰斗。八里橋戰敗次日,咸豐帝從圓明園出逃熱河,在避暑山莊簽下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
李國榮提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還在近代外交方面產生一個重要影響事件——清政府設立了專門的外交機構。1861年經恭親王奕等人奏請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理對外事務。這一機構的設立,標志著中國近代外交的開始。
批準《馬關條約》
光緒帝“宵肝彷徨臨朝痛哭”
李國榮在講座中談到,1894年日軍以偷襲清朝運兵艦隊為發端,不宣而戰,挑起了一場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這場戰爭從豐島海戰到鴨綠江潰敗,從大連陷落到旅順屠城,從黃海決戰到威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慘痛戰爭。
其中的威海衛之戰,是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對日的最后一戰。威海衛是北洋海軍基地,此戰中,丁汝昌堅守劉公島,拒絕日軍勸降,率軍抗擊日軍圍攻,最后自殺殉國。清政府甲午戰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1895年,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遼東、臺灣,賠款白銀2億兩,中國被推向亡國滅種的邊緣。
“甲午戰爭,在近代史上有幾個之最: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教訓最重。和日本人打的這場仗,讓咱們刻骨銘心。”李國榮提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對有關甲午戰爭的檔案進行了全面梳理,總共影印出版50冊,收入檔案4500多件。當1895年光緒皇帝被迫批準簽署《馬關條約》時,滿懷悲憤寫下長長的朱諭:“萬不得已之苦衷……宵肝彷徨臨朝痛哭……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以收自強之效。”字里行間,流露出光緒帝痛心疾首的心情。
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奧、意八國以鎮壓義和團運動為借口,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聯合出兵北京,發動侵華戰爭。面對八國聯軍入侵,腐朽的清政府淪為“洋人的朝廷”,為維護反動統治,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1901年,清政府與11國侵華列強簽訂《辛丑條約》,其中賠款金額高達4.5億兩白銀。清宮檔案中的賠款清單,詳細開列了1902-1904年清政府分別向德、奧、美、英、法、日、荷、俄、葡、比、意等國支付的賠款金額。
近代留學史
要從洋務運動開始算起
李國榮分析說,面對清王朝封建壓迫和西方列強入侵帶來的深重災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人民,掀起了一場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先后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義和團運動,但在封建頑固勢力和西方列強的聯合絞殺下,均歸于失敗,沒能找到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出路。
在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統治階級也在自救。清政府中的洋務派、維新派、改良派先后發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預備立憲等嘗試。洋務運動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端,以“自強”和“求富”為目標,創辦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但洋務派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為體,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不能動;西學為用,只是學習西方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最后治標不治本,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洋務運動開始后,清政府自1872年起,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公費留學美、英、法等國,培養出了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交通總長梁敦彥、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等著名人物。“所以咱們要談近代留學史,那要從洋務運動的時候開始算起。”李國榮說。1898年2月15日,光緒帝諭令“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準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當年年底,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這所學校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它的設立在中國開西方教育模式之先河,成為教育興學的示范。
李國榮談到,清朝統治階級的開明派興辦洋務,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則力主變法。1895年康有為等人“公車上書”,要求實行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光緒皇帝對維新變法很是支持。
1898年春夏之際,維新運動高漲。光緒帝于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推行新政,戊戌變法正式開始。然而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遭到強烈抵制和反對。慈禧太后最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處斬戊戌六君子,歷時103天的變法以失敗告終。維新運動的失敗表明,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在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的過程中,中國的教育體制也發生了變革,這就是廢科舉興學堂。1905年,清政府發布廢止科舉諭令,在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科舉考試制度就此結束。李國榮介紹,科舉制始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一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延續了1300年,為中國的選人用人、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科舉考試確實也是積弊重重,1300年來考的一直是四書五經,考試內容不變,考試方法也不變,嚴重地束縛人們的思想和才智。
20世紀初期,統治階級改良派還進行過立憲的嘗試,要在保持皇權的同時實行憲政。1907年,清廷頒布“預備立憲”諭旨,開啟了清末的立憲運動,這也是清政府自我救贖的一次嘗試,但終因統治階級內部反對聲音太強,不了了之。
孫中山遺言
“革命尚未成功”
李國榮分析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出現了朝廷、改良、革命三方較量角逐的政治格局。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建立中國革命同盟會,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政黨。此后,同盟會先后在全國各地發動起義,雖然都被清軍鎮壓,但革命的火種已經點燃。
李國榮曾主編《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匯編》80冊,課題組歷經數年選編辛亥革命檔案5700余件。他舉例說,其中有一份孫中山在日本向留學生發表演講的演講詞,由清政府駐日本的使臣在當地搜集,然后報送給朝廷。還有一份檔案是湖南巡撫岑春蓂關于緝拿孫中山的電報:“孫汶(即孫中山)謀為不軌……當分飭地方文武嚴密防緝。”另外還有宮藏《浙江辦理女匪秋瑾全案檔》,記錄了1907年秋瑾在浙江秘密發動起義,被捕后在紹興從容就義。李國榮提醒聽眾,這些檔案的書寫、形成都是為清政府服務的,對革命黨人都是一些蔑稱,如把孫中山革命說成是“謀為不軌”,把秋瑾稱為“女匪”等,對于這種記載,我們要有分析辨別力。
在清朝末年,反清革命一波接著一波,全國各地烽煙四起,最后促成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封建帝制終結。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此時溥儀年僅6歲,因此由隆裕太后臨朝稱制。退位詔書稱:“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蓋有溥儀“法天大道”私章。這一退位詔書宣告了清王朝的滅亡和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結束。
李國榮特別提到《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優待之條件》,是清廷、袁世凱和民國政府幾方面妥協的結果。在袁世凱居中斡旋之下,革命黨答應清朝皇室三個條件:(1)清帝尊號仍然保留; (2)民國政府每年撥給皇室400萬兩;(3)溥儀可仍居住紫禁城內。李國榮談到了小朝廷時代的特殊印跡,清朝結束是在宣統三年,但在清宮檔案里,還有不少時間標注為宣統六年、宣統十二年之類的文書。這是因為根據清室優待條件,皇宮里面的小朝廷仍然保留著皇帝尊號,清朝遺老遺少與溥儀的往來文書也繼續使用宣統年號。另外,當時的紫禁城,也被一分為二,乾清門往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這些前朝的區域歸民國政府,后宮則仍留給小皇帝居住。我們今天參觀故宮,會發現各個大殿上的匾額不一樣,有的是純漢字,有的則滿漢兩種文字,這是因為在小朝廷時代,前朝歸民國政府了,便將匾額取下來,鏟掉滿文,完全改成漢字,而小朝廷所在的后宮,匾額則沒有動,仍為滿漢雙語,一直延續至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實現了王朝的更替。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并沒有完成,所以孫中山多次說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他寫了好多次這樣的條幅。在孫中山的遺囑里面,也特別寫有“革命尚未成功”這句話。
毛澤東坦言
俄國式的革命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
李國榮感言,一部近代史,就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屈辱史。我們看中國古代歷史,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康乾盛世,那是一個個國運昌盛的時代,但你看近代,一次次列強炮艦入侵,一個個不平等條約,不是割地就是賠款,有多憋屈多窩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沉淪中遭受了極其深重的苦難。
1920年12月,時年27歲的毛澤東在給留法友人的信件中寫道,“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李國榮稱,這是青年毛澤東真實想法的表露,他在與同學寫信交流時,已是認準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講座的結尾,李國榮總結道,一部近代中國史,也是中國人民探索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奮斗史。我們看到:農民階級發動的太平天國起義和義和團運動,由于歷史局限都沒有找到出路,最終先后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強的共同鎮壓下失敗;封建統治階級開明派張之洞等人發起的洋務運動,治標不治本,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積貧積弱的慘狀;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等發動的變法維新,以“救亡圖存”為號召,但最終被封建頑固派扼殺;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帝制,卻沒能扭轉乾坤,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并沒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最終,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
文/本報記者 陳楓
攝影/本報記者 李娜
供圖/李國榮 專題策劃/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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