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是中原地區文化面貌高度統一的考古學文化，它的出現，結束了這一區域不同考古學文化類型并存的格局。二里頭遺址坐落于洛陽盆地，遺址內既有大型宮殿基址、手工業作坊和祭祀遺存的集中發現，也有精美青銅器、玉器及陶禮器的大量出土，具有明顯的早期都城性質。遺址發掘者趙海濤指出：“二里頭都城主要是通過主干道路劃分出規整的功能區，在這個‘九宮格’布局中，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在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都城規劃特點。”此外，二里頭文化的存在時間和分布范圍與《史記》《國語》等文獻所記夏朝晚期的年代與活動區域相符。從布局、年代和分布區域等層面綜合觀察，學術界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為晚期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都城。在二里頭文化遺存中，出土最多的當屬陶器，僅二里頭遺址復原的陶器數量就達數萬計。這些時代風格鮮明的陶器，提供了觀察夏人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及對外交流面貌的物象片段。我們不妨從二里頭文化的陶器入手，嘗試溯尋夏代社會的文化面貌，進而逐步揭開夏王朝的神秘面紗。

器類擷英：甄陶品類·顯表紀世

陶器自新石器時代創燒以來，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制作工藝和技術已十分成熟。二里頭文化的陶器組合，在器類、造型與印紋裝飾上皆具有突出的時代風貌，是管窺夏代社會秩序、生活百態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質。按照功能不同，可將其分為炊器、食器、酒禮器、貯盛器以及祭祀用器等類。

炊器古樸粗獷，主要為鼎、深腹罐、圓腹罐、甑等，以繩紋、籃紋為主要紋飾，紋理布滿整個器物；食器精致實用，有豆、三足盤、簋、平底盤、圈足盤等；酒禮器神秘莊嚴，有觚、爵、盉、鬶、杯、壺等，器表磨光，常裝飾弦紋和凸棱紋；貯盛器凝重實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甕、大口罐、深腹盆等；祭祀用器以透底器最為奇特，器壁較厚，小口長頸，斜肩深腹，腹壁較直，大平底，底部與口對應位置有一圓孔，頸、腹部飾弦紋、刻劃紋和壓印紋。

據載，夏王朝時期的陶器制作由甄官昆吾負責，隸從官作，如《尸子》載“夏桀臣昆吾作陶”。又《墨子》云“陶鑄之于昆吾”。二里頭文化出土的這批類目繁多、制作精細的陶器，反映出陶器生產嚴謹有序的管理模式與成熟流程，正是對文獻中專官冶陶的有力佐證。同時，二里頭文化陶器以灰黑陶為主，一些陶禮器器表更有一層打磨光滑、明亮如漆的黑色陶衣。精美的制作工藝，既反映了官作背后服務王權的權力與秩序，又與《禮記》所記載“夏后氏尚黑”的顏色崇拜密切相關。

龍蛇騰育：圖騰崇拜·文化認同

龍形圖騰在中華文明中從孕育到濫觴，經過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發展傳承，至夏代協和融通，最終風馳雷動、孕育成形，確立了相對格套化、統一化的圖騰認同與龍形崇拜系統。二里頭文化發現了大量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綠松石或金屬粘嵌等類。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龍形圖案分陶塑、雕刻兩類。除了陶器上的龍形圖案，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許多龍形遺物，尤以鑲嵌于漆木器上的綠松石龍形器和鑲嵌龍紋銅牌飾最為突出。這些龍形遺物均隨葬于大中型墓葬。可推知二里頭遺址隨葬有龍紋遺物的墓葬規格較高，墓主生前應為較高地位的統治階層。

二里頭文化遺存，尤其是陶器中的龍蛇形象，表明了夏人認為龍是自己的神祖，且與自身族群的存亡休戚相關。以文獻觀之，夏王族即夏后氏對于蛇形之龍的崇拜十分突出，更有夏禹之禹為蛇形龍之說。《說文》：“禹，蟲也。從禸，象形。”“蟲”者，蛇形之龍。《列子》云：“夏后氏蛇身人面。”丁山說：“夏后氏祖禹而姒姓，當演自以蛇為圖騰之神話”。文獻不乏夏后乘龍、好龍的記載。《山海經》云：“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啟）。”《左傳》云：“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可知夏人不僅尊龍、養龍，而且專設養龍的官職。

二里頭文化中的龍圖騰形象格制漸趨統一，從一個側面映射了早期中國文化認同和多元一體的歷程：從仰韶時代的滿天星斗，到龍山時代的逐漸融合，最終形成夏商時期多元一體的格局。歷經數千年的演進與融合，龍最終升華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標志與信仰載體。正如王震中所說，龍蛇圖像的應用與統一，彰顯了二里頭文化龍圖騰崇拜的重要文化特質，文物與文獻彼此印證，可作為二里頭是夏代王都的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祼禮延承：夏時尚質·器用陶匏

禮樂制度是建立社會秩序、昭顯階層等級的重要準則，也是社會關系和國家意識的集中體現。文獻顯示，夏代已確立起較為完備的禮制，故有孔子言：“夏禮吾能言之。”其中祼禮就是這一時期重要的禮儀活動，施行于宗廟祭祀及賓客饗燕諸禮之中。《周禮》曰：“以肆、獻、祼享先王。”鄭玄注：“祼之言灌，灌以郁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禮記》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在已出土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祼禮的記載都十分豐富。那么，夏代是否已確立了祼禮的儀制流程，參與祼禮的代表禮器又是什么呢？《禮記》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鄭玄注：“夷讀為彝。”鄒衡認為，“雞夷（彝）這種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龍山文化中常見的陶鬶”，并認為爵、盉、觚、三足盤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禮器。實際上，封口盉之外，還有很多陶器也參與祼禮中。張光直指出銘文中的“彝”包括食器、盛器、酒器等各種器型；嚴志斌研究發現二里頭出土的漆觚、陶觚均為祼禮器，二里頭文化墓葬中的圓陶片應該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與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現的木塞或圓玉片相同，二里頭文化的祼禮來源與良渚文化有關。可見，在二里頭文化墓葬中常組合出現的陶質酒器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三足盤，以及漆木觚、圓陶片等均為祼禮的器用組合，共同見證著夏人禮樂制度的成熟與禮器器類的豐富與定型。

夏人的祼禮用器很長時間都以陶質酒禮器為核心，在青銅冶煉技術成熟后，陶質酒禮器開始逐漸被青銅酒禮器取代，如二里頭文化三期出現的青銅爵，其造型直接由陶爵發展而來，這顯示了夏代祼禮在儀制與器用上的延承性。夏人祼禮后又被商人所繼承，此即孔子“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之論。考古學文化也為這一結論提供了實證。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禮器鼎、爵、觚、壺等，后來均被二里崗文化所接納，并在此基礎上引入了青銅斝，確立了早商祼禮觚、爵、斝的時代組合；這些器物又被殷墟文化繼承，并逐步完備。可知，禮制建設與禮器生產是中國早期文明一脈相承的重要文化特質，夏禮通過陶、銅禮器組合，在早商、晚商傳承有序，不斷發展。以祼禮為代表的禮樂器的器類、器形、組合和使用方式或因時代變遷有所損益，但禮器始終是人神溝通媒介、社會秩序準則的文化內核，并繼往開來，延被后世。孔穎達嘆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誠如是也。

禮器輻射：夏禮源脈·九州攸同

二里頭文化是高度發達的考古學文化，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和影響。在東南部安徽一帶，多處遺址均發現有二里頭文化類型的陶禮器：如潛山薜家岡遺址出土的淺盤豆、爵、鬹，肥東吳大墩遺址出土的陶觚，肥西三官廟遺址出土的鼎、豆、鬶、爵、斝等。南部江漢地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陶器更多：武漢盤龍城出土大量二里頭文化遺存，或為夏人控制江漢地區的一個軍事據點；宜昌白廟遺址出土的圓腹罐、觚，宜都向家沱出土的陶盉，秭歸朝天嘴出土的陶盉、鬹，江陵荊南寺出土的鼎、鬹等都是二里頭文化輻射周邊的文化表征。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也發現有二里頭文化的陶盉、高柄豆等器類組合。北方內蒙古敖漢旗大旬子遺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爵、陶鬹，形體特征與二里頭文化同類陶器基本相同。此外，在周邊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中還發現有二里頭文化的玉器、青銅器等，如三星堆文化中發現牙璋、玉圭、玉戈，肥西三官廟遺址出土的銅戈、銅戚、銅鉞等。

二里頭文化對周邊地區文化傳播的考古學物證，主要表現在禮器組合上，很少涉及日用陶器。如杜金鵬所言：“二里頭文化向周邊地區的文化擴展，體現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質酒禮器和玉質禮器，而較少見日用普通器具。這就是說，二里頭文化對周邊地區的文化輸出，主要是向對方傳播屬于上層建筑領域的禮制與禮器。”二里頭文化禮器組合的傳播，使中國境內在距今3700年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二里頭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之中，盡管不同地區的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但它們普遍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禮制內核，禮器上“九州攸同”的表象下，是周邊地區對中原地區文化認同和禮制認同的體現。這種以禮器為載體的文化向心力與認同感，也是形成夏商時期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基礎。

盡管夏王朝的實際統治區域僅限于中原一帶，但其文化影響力輻射九州方土。二里頭文化禮制和禮器向周邊地區的傳播正是夏王朝時期夏王室與周邊邦國、部族關系的真實再現。夏王室依靠強大的政治和文化實力，通過巡守、賞賜等方式，向周邊邦國和部族傳輸“夏禮”，而周邊的邦國和部族則不時向夏王室貢獻自己的“貢品”。夏朝的禮制制度得到了諸侯萬國的遵守，夏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亦得到了諸侯萬國的認同。換言之，禮器的傳布和趨同，某種意義上是“維禹之功，九州攸同”重要之途。從考古出土銅陶禮器組合入手，可知以二里頭文化區為中心，更為廣闊的九州之域被納入以禮器為核心的等級秩序范圍內，由北及南，由夏歷商，形成了更穩定、更廣闊的統治結構與社會秩序網絡。

器組異象：文化質變·夏命湯革

與二里頭文化同時期，河北平原一帶和海岱地區分別存在著另兩支文化類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屬先商文化，因首先發現于河北磁縣下七垣村而得名；岳石文化為東夷文化，因首先發現于山東平度東岳石村而得名。二者與二里頭文化區別明顯，各自具有特征鮮明的陶器組合群。其中下七垣文化的陶器以鬲、袋足甗、深腹罐、卷沿盆等為代表，另有深腹盆、淺腹盆、小口甕、大口束頸甕、卵形甕、粗柄豆、細柄豆。

在二里頭文化四期之前（學術界一般把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這三支考古學文化雖然彼此間也存在一定的交流，但在分布地域上并沒有出現明顯的交疊和取代現象。這種狀況從二里頭文化四期開始發生了質變：下七垣文化開始南下，岳石文化開始西進，長垣宜丘遺址出現了下七垣文化取代輝衛文化的現象，豫東杞縣鹿臺遺址出現了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共存于同一遺址的現象。到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代表陶器組合大量出現在二里頭遺址的核心區域。伴隨陶器組合的強力滲透，二里頭文化核心區出現了文化遽衰的趨勢，大量大型宮殿遺址被廢棄。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者指出，“四期晚段之初，二里頭都城的主體要素均仍正常使用，未出現被破壞或被疊壓的情況。此后不久，除了綠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鑄銅作坊可能仍在使用外，其他在二、三期建成并一直使用的主體要素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疊壓或破壞而廢棄了，特別是出土有成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的灰坑，直接破壞1號基址夯土，或出現于其近旁，更表明其遭受毀滅性的破壞而廢棄。四期晚段第2階段時，大型遺跡乃至二里頭都城遭到了致命破壞而廢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成組出現于包括核心區在內的二里頭都城，這一變化應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代表的對立政權入侵二里頭都城。”

在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故地大舉滲透、傳播的兩支文化中，下七垣文化是商人在滅夏之前創造的文化遺存，而岳石文化是夷人留下的文化遺存。二里頭文化四期文化格局的巨變以及都城遺址二里頭核心區陶器組合的明顯異變，正是“夏命湯革”在考古學上的反映。《史記》載：“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孟子》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商湯伐夏，從葛地開始，先控制了廣大北方及豫東一帶。《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皆在黃河下游豫北一帶。韋之地望在今滑縣，顧之地望在今原陽縣。這樣，下七垣文化對輝衛文化的取代正反映了商人對韋、顧的征伐。

東夷岳石文化自二里頭四期后對中原地區的滲透，也與滅夏過程中商湯與夷人結成了軍政同盟互為表里。《左傳》云：“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本《竹書紀年》：“商會諸侯于景亳。”“景亳之會”是商湯在夏王朝與東夷族關系破裂之際趁機聯合東夷諸族的一次會盟活動，“景亳之會”后，以商族為首、聯合東夷諸族組成的滅夏聯軍一路西進，剪除盤踞在鄭州、許昌一帶的親夏部族昆吾后，進入夏桀之都二里頭遺址，傾覆了夏王朝。在“景亳之會”所在地的山東菏澤曹縣一帶，如定陶十里鋪北、青丘堌堆遺址，近年來均有岳石文化的重大發掘成果，文化遺存中展現出較多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充分說明了夏末商人對魯西南地區的經略，也是“景亳之會”的最好佐證。同時，夏文化核心區豫東杞縣鹿臺崗遺址中下七垣文化與岳石文化的共存，鄭州地區洛達廟類型混合文化的誕生，以及二里頭遺址中下七垣文化與岳石文化陶器的成組出現，從另一視角見證了商夷聯軍滅夏的歷史片段。

夏王朝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進程的關鍵一環，對于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具有承前啟后的推動意義。對于夏王朝和夏文化的探索一直都是學界的熱點，囿于自證材料的匱乏，夏王朝的面紗始終未能完全揭開。夏代晚期二里頭文化遺存中豐富的陶器組合，見證了夏王朝禮制建設的文化努力、圖騰格制的精神認同，制度輻射的政治追求，以及王朝傾覆的命運無常，為我們管見夏人的生活百態與儀制萬象提供別樣的觀察視角和文化線索。甄器尚象，器用背后，折射出夏代文明之光，列陳著中華文明序列。

 （作者：袁廣闊，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河南焦作府城遺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綜合研究”首席專家、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