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5日電 題：何以華夏，用物證讀懂中華民族

——專訪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翁淮南

作者 徐皇冠 文龍杰

物的制造、流通、消費、意義，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說過，地下實物史料是“修國史的重要依據(jù)”。今人或觸感其質(zhì)、或視觀其形、或耳聞其音，以物為憑，進入歷史，以物為證，書寫歷史。

中華民族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后母戊”青銅方鼎、利簋、“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蜀錦等物證，引人們走進歷史長河，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fā)展的脈絡清晰可感。如何以物為證認知中華民族，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翁淮南。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關(guān)注文物上的中華民族？

翁淮南：讀懂中國需要讀懂中華民族，而中華民族是從中華大地中生長出來的。自古以來，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與發(fā)展，都在文物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可以從中清楚看到何以中國、何以中華民族。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重大的原創(chuàng)性論斷，順應了中華民族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fā)展大趨勢。我所致力的，正是解讀有代表性的物證，挖掘它們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科技價值、審美價值、時代價值；我所追求的，正是通過文物背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故事，呈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講好中華民族故事，讓人們從歷史深處讀懂中國，讀懂中華民族。

中新社記者：中華民族共同體，離不開民族自古以來的內(nèi)聚力、向心力，從文物上看有何印證？

翁淮南：在距今8000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類龍紋陶片2塊，均為夾砂紅褐陶，整體以頭為圓心，內(nèi)卷成圓形；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陜西臨潼姜寨遺址，中心廣場周圍分布5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門均朝向廣場，體現(xiàn)了一種凝聚和內(nèi)向式的聚落格局；約5000年前的馬家窯文化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三組舞人手拉手繞盆一周形成圓圈。這些遺址和文物的共性是同心圓式的文化聚焦，而非西方個性張揚式的文化散焦。

聚焦的圓圈是有中心的。戰(zhàn)國時期的清華簡《保訓》篇中記載了五帝時代的舜“求中”于“歷山”(今河南濮陽)，以及王朝時代的締造者夏禹讓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為5000年來的“天地之中”，2010年嵩山歷史建筑群申遺成功，并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命名為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求中”，正是夏商都城選址于黃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由來，是否也與中華民族求“中”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guān)？

翁淮南：世界上產(chǎn)生的原生型文明眾多，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從未中斷。這背后，映照的是中華民族求“中”的文化傳統(tǒng)。

陜西寶雞發(fā)現(xiàn)的距今約3000年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國”名稱物證，指國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國家的中央。

這也延續(xù)了虞舜、夏禹、商湯以來的都城選址理念，并成為此后歷朝歷代的制度。夏禹時設九州，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稱“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稱“中原”。中國有句話叫大好河山，“河山”指國家，其中的“山”是嵩山或華山，“河”是黃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為核心，從長安、洛陽到開封，形成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重要的都城東西軸線。

學者劉慶柱認為，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中國從“中”而來，最后國家也叫“中國”，可以說，“宅茲中國”映照了5000年來中華民族求中、擇中的文化傳統(tǒng)。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甲辰龍年，“龍的傳人”是從文物認識中華民族的典型視角嗎？

翁淮南：中國龍，不是西方語境下帶著邪惡文化標簽的dragon(英文“龍”)。龍文化的東西方差異恰恰彰顯了中華文明的個性。

從起源看，中國龍涉及天文星象、祭祀祈禱；從符號看，中國龍是精神和禮儀的象征，并發(fā)展成為中華民族的標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廳，子龍鼎是已發(fā)現(xiàn)的商代青銅圓鼎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迄今所知鑄有“龍”字最早的青銅器。這意味著在文化意義上，中國人于3000年前就被鑄上了青銅“龍”印。

距今約8000年前的遼寧查海遺址，出土的石堆龍長達19.7米，體寬近2米；距今約7000年到6400年的趙寶溝文化內(nèi)蒙古敖漢小山遺址，出現(xiàn)了目前所知遼西地區(qū)最早的豬首龍清晰形象；中原地區(qū)也發(fā)現(xiàn)距今7000年左右的龍文化印記；在仰韶文化陜西北首嶺遺址，有一類從魚紋體系中演化而來的龍紋，其魚形頭部作方形，初步具備龍首的形象。從先人接受虛擬龍開始，共同的價值觀在萌芽生長。

距今5200年前后，中華大地進入文明階段，良渚文化以玉琮為代表的玉器，其上的龍紋，已與商周青銅器饕餮紋飾相一致。而距今約5000年上海福泉山遺址的龍鳳交融的圖案，已成為廣泛認同的器物圖案造型。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成熟的龍圖騰形象形成。距今3800年前后，進入王朝時代，龍文化伴隨天下秩序與華夏共同體一起演進。后世之龍的基本特征，到殷商時初步齊備。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不同區(qū)域文化進一步交融，龍的形態(tài)具有了時代共性。

龍，就是中國；中國，就是龍。中國龍的起源與發(fā)展史，深植于中華民族的演進史。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了“五大文化帶”概念，何為“五大文化帶”？其對理解中華文化和文明有何裨益？

翁淮南：西方很多人習慣把中國看作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xiàn)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未來。

中國大部分地區(qū)處于溫帶。黑格爾曾說：“歷史的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一個廣闊的胸膛。”然而，傳統(tǒng)的考古學區(qū)系論、譜系論等難以解釋中華文明五千年變遷特別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變遷。

中國地處亞歐大陸的東端，東面和南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方是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面有帕米爾高原、阿爾泰山等高地屏障，北面是遼闊的蒙古高原，再往北就是荒蕪的凍土地帶，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地理單元，中華民族的先人擁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

河流是文明之母，在地理單元內(nèi)部，河流對文化發(fā)展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國域內(nèi)的自然環(huán)境存在很大差異，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帶來人的匯聚，經(jīng)過不斷演進，逐漸發(fā)展成為五大文化帶：黃河文化帶、長江文化帶、珠江文化帶、長城文化帶、大運河文化帶。五大文化帶是在“滾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開放系統(tǒng)，內(nèi)部和外部循環(huán)流動，靠的是非征戰(zhàn)的經(jīng)濟、文化、生活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這是解讀中華文化與文明內(nèi)在機理的視角，構(gòu)成人類多元化發(fā)展的中國文化景觀。

中新社記者：近日您主編的新作《何以華夏：文物上的中華民族》出版，您對“以物證史”的方法與遠景有何期待？

翁淮南：《何以華夏》借文物之口講述中華民族故事。書中讓文物說話，從文物的角度梳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通過展覽的物證呈現(xiàn)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回應時代關(guān)切。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多民族團結(jié)統(tǒng)一的大家庭。如今，“龍的傳人”正在建設現(xiàn)代化強國，走向人類文明的星辰大海。在一起向未來的路上，我們也需要回望中華民族的來時路，到歷史深處追根溯源，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淵源。一個博物館就是一所“大學校”，每一位華夏兒女都應當在這所“大學校”中做足功課。(完)

受訪者簡介：

翁淮南，文學博士，編審，兼職教授。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文博圖書館專業(yè)組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物質(zhì)文化視野下中國思想史跨文化傳播。中央電視臺《百家說故事·可愛的面孔》系列節(jié)目講述人，參與中央電視臺《長征》《國家記憶·流失國寶回歸記》等紀錄片策劃撰稿。主編《何以華夏：文物上的中華民族》《歸來：中國海外文物回歸紀實》，參與策劃出版《關(guān)注中國》《印象中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