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報道》記者 王哲

《論語》中，孔子對堯的功德無比景仰與贊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著眼點最終落在堯所制定的禮儀制度上。

“中華文明五千年，制度文明基因的繼承與發展至關重要，而作為‘堯都’，陶寺文化可謂有制度文明繼承創新的開山之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說，“陶寺文化對中國文明主脈的貢獻，在制度建設層面上集成創新的貢獻是巨大而深遠的。”

40多年來，學者們通過深入研究陶寺遺址發現的都城城址、宮殿區、觀象臺遺跡、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體現出陶寺獨特的都城制度、宮室制度、禮制建筑制度、禮樂制度等，包括何努在內的多位學者認為，陶寺的制度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建設基礎，并形成了制度文明傳承的穩定基因。

“地中”概念的形成

4300年前，河汾之東，陶寺人夯土建都，城市恢宏，人口聚集，社會分工井然有序，王權和禮制初現端倪。

陶寺的大墓中出土有刻有彩繪刻度的漆桿，何努等學者們認為這是當時測日影的儀器——圭尺，作為世界最早的天文測量儀器圭表系統，在正午時，太陽照在立表上，投在地面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長。《周禮·大司徒》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通過圭表測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測到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極點，稱為“四表”，“東西南北中”的五大方位的大致范圍，成為后世定義中國疆域范疇的基本依據。

根據圭尺上面的刻度，當時的一尺大約為25厘米，陶寺古城夏至日的影長則為39.9厘米。這與古代文獻記載中天地之中“夏至日一尺六寸”的影長完全符合。先秦文獻記載，當時的“天下”指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何努通過陶寺遺址的圭表實驗推測，推斷該套數據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中表的四表之間的實測直線距離。相傳堯帝舉全國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這項天文大地測量，理想化的國家政治版圖正是由圭尺“中”來實現。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曉陸表示，新石器時代中國天文學逐漸發展到陶寺階段，已經形成為王朝統治意識形態服務的成熟的科學體系，所以陶寺的功績，無論從農業、從建筑學還是從天文學上說，都是非常好的標本，是中華民族階級國家一個重要的早期節點天文學標志。

通過對時間與空間的精準管理來為王權與社會政治服務，成為陶寺制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寺邦國的時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經天緯地，標志著中國文明中政治與制度文明對時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歷代王朝繼承完善。”何努表示。

何努認為，陶寺的王已經有了要居于天地之中的觀念。比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天象崇拜遺跡英國巨石陣還要早近500年的觀象臺——陶寺古觀象臺相當于后世的“天壇”，位于都城的東南角；對應的還有陶寺的“地壇”，位于城外西北。與3000多年后的北京天壇在南城、地壇在北城，南為陽、北為陰的寓意一脈相承，4300年前，中國祭拜天地的禮制已經正式登臺了。王者居地中、以天壇祭天、以地壇祭地，在陶寺以后的歷代都城幾乎都按照這樣的規制建設，到了隋唐長安城、北宋開封城乃至明清北京城，“王者居中”的認識卻是一以貫之，都城以“中軸線”貫穿全城。

何努認為，從“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以地中概念為核心的“中國”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繼承與固化，并成為夏商周三代“統一多民族”王朝國家的國家認同。

都城制度的建立

何努認為，考古學上的國家概念判斷的核心為都城，都城應有城墻、宮殿區（宮城）、大型宗教禮制建筑（觀象臺、地壇）、王陵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同時還應該有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國庫）和普通居民區等，而這些指標陶寺遺址無一例外全都具備。

在至少280萬平方米面積的陶寺遺址中，空前規模的城市、氣勢恢宏的宮殿、高大厚重的城墻、布局規整的墓地、世界上首座觀象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倉庫里成組成套的禮器、數以萬計的人口有秩序地居住于此，宮城區、貴族居住區、居民區、祭祀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等布局分區井井有條……一系列發掘成果，使陶寺成為迄今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都城制度最完備”的一座大型城址。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國家博物館考古院原院長戴向明對《中國報道》指出，陶寺城址的選址、方位、宇宙觀、天下觀、時空觀反映出都城的早期形態，展現了陶寺城址系統的禮儀制度、文化傳統和信仰觀念，許多制度和思想都為后世所繼承發展。如陶寺宮城南東門，開闕門形制之先河，大型一號宮殿可能是早期宗廟性質建筑，這都為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奠定了觀念上和行動上的基礎。

不同于以紅山、良渚為代表的神權國家模式，陶寺社會是王權主導。陶寺早期5座規格最高的大型墓的墓主明顯是王，具有統一性規劃的城址、較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分區、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宮殿類的建筑等，也都表明這里即是王者所居之都。以王權為核心的早期國家都城制度已經形成。

何努介紹說，陶寺都城內早期社會貧富就已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大多數底層平民幾乎一無所有。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倍，社會更加繁榮，官營的手工業作坊里，工匠們按部就班分工從事重要石器工業和制陶生產，陶寺文明持續300年后，逐漸衰落，整個都城包括宮殿、城墻、大型墓葬被毀……這些都從考古發掘的成果可以清晰地顯示出來，但是陶寺的制度文明并沒有就此徹底消亡，而是被后世的二里頭等文明繼承發揚下去。

“陶寺城址的選址、方位、宇宙觀、天下觀、時空觀以及與此相關的格局，反映出都城的早期形態，展現了陶寺城址系統的宮室營建、禮儀制度、文化傳統和信仰觀念。許多營建和規劃思想都為后世所繼承發展，具有開創性意義。”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副教授、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璐指出，陶寺都城布局表明了“邦國時代”的都城布局正在從以血緣政治為主走向與地緣政治結合的道路，為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奠定了觀念上和行動上的基礎。

禮制社會初步形成

“王權國家與禮制社會，是以華夏文明為主體的中華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陶寺文明兼有早期王權國家和禮制社會的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領隊高江濤介紹說。

高江濤指出，陶寺遺址的聚落等級分化嚴重且存在多個層級，復雜化程度較高，規模宏大、地位凸顯的宮殿夯土建筑與簡陋的半地穴式或窯洞式小房子形成鮮明對比，出現了金字塔式等級結構的墓地和王級大墓，以王權為核心的早期國家已經形成。同時，陶寺形成了嚴格秩序規定的成組陶禮器、玉禮器、禮樂器。

“在陶寺遺址的大型墓葬中，鼉鼓、石磬、土鼓構成了固定的組合，相隔100多年前后的墓葬都一直保持著組合不變、數量不變、位置不變，形成固定的規制。墓葬中漆木器、廚刀、整豬或豬下頜骨的有意陳設擺放，非常有儀式感，石磬、陶鼓、銅鈴等組成了最早的禮樂……”高江濤表示，這些都證明規范社會中各階層行為、身份、儀禮等社會關系的“禮序人倫”的禮制在陶寺已經初步形成。

高江濤認為，以王權國家與禮制社會為特點的“陶寺模式”，與“紅山模式”“良渚模式”“石峁模式”等，共同形成了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一體”模式。

何努告訴《中國報道》記者，陶寺與良渚、紅山等模式比較起來，其更加偏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智慧。“很多制度的創新從陶寺開始集大成，在夏商周三代逐步完善成熟并大致固定下來，進入到秦漢帝國之后，很多思想、基本理念、意識形態的東西就是固定下來了。如以德政為優先，文武之道并重，但是文德占首位，像這些治國理念是從陶寺開始集大成，把各地優秀的政治理念借鑒融合，再集成創新，然后形成了一整套的文武之道，就奠定了中國文明的核心。”

位于陶寺闕樓遺址附近的陶寺宮城微縮景觀全景模型。攝影 《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兼收并蓄的陶寺時代

“海納百川、兼收并蓄不同區域文明要素形成自己的制度文明，在陶寺時代表現得特別突出。”高江濤介紹說。

用揚子鱷皮制作的鼉鼓、部分圓點紋彩陶以及隨葬豬下頜骨習俗等，源于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粗體觚、玉獸面、玉笄與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類器十分相似；玉琮、玉璧、來自浙江的良渚文化；與晉陜高原石峁文化在陶器、玉器、銅器、建筑技術等方面均有廣泛互動……陶寺文化將來自東西南北的文明因素匯聚于一處。

高江濤表示，陶寺社會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較少，更多的是將主要力量放在生產性勞動領域，作風務實，有利于生產力的提升，陶寺先民已經使用復合范鑄銅器，成為輝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銅鑄造技術的重要源頭；而玉璧、玉琮玉質普通，不事裝飾，罕見像良渚玉器上繁縟的神人獸面及鳥紋，雖然與良渚文化中發現玉琮的藝術性無法相提并論，但是陶寺玉琮的威嚴與天地四方的宇宙觀以及實用性，表達了陶寺文明對于中華文明天人合一文化觀的體現與傳承。

“陶寺具備文明社會的所有要素，其機制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有著很強的代表性，突出表現在尊崇至高無上的王權，推行區分等級的禮樂制度，崇尚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正是陶寺所展現的這些文明標識，造就了其‘經天緯地，照臨四方’的文明成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說。

(來源：《中國報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