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在眾多陶寺文物中，有一件小小的銅鈴。這件銅鈴于1983年出土于一處墓葬中，模樣并不起眼，最寬2.7厘米，對角長約6厘米，做工也不精細，表面可見鑄造的缺陷和氣孔。

但這個小小的銅鈴卻內含乾坤。通過化學分析發現，此件銅器的含銅量高達97.8 %，系用復合范鑄造的紅銅器。這說明4000多年以前，陶寺先民已經掌握了范鑄工藝，從礦石中冶煉出較純的銅，并可用銅液鑄造器物。

多數學者認為，大約距今5000年前，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從西亞經中亞地區經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從考古發掘上看，早期青銅器基本上越靠西北出土的年代越早，與當時的中西亞器型就越一致。但這種實心小件器物的冷鍛或鑄造，與夏商周三代青銅范鑄技術并無直接聯系。

而陶寺銅鈴，則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復合范銅器。

“青銅器的范鑄法是陶寺的獨創發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范鑄技術的出現，對夏商周青銅文明時代的開啟具有重要作用，夏商周的青銅容器制造技術與陶寺的青銅器范鑄技術是直接相關聯的。

禮樂先聲

距今4500年之后，進入龍山時代，我國甘青地區、黃河中游一帶出現集中使用銅制品的區域，大多數都是小型工具類，如銅刀、銅錐等，鑄造技術基本為鍛制成型。早期的制銅技術還未形成成熟的體系，銅器合金比較多樣，包括紅銅、黃銅，以及含砷、錫、鉛等元素的銅器。

陶寺文化距今4300年至3900年，處在“銅石并用”時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認為，陶寺在時間上正處于以禮容器為特征的中國青銅時代的前夜，也有學者認為龍山時代的中原已經進入青銅時代；空間上，黃河與太行山之間的山西，歷來是中原與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處的晉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銅文明的崛起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這件陶寺銅鈴，橫斷面為菱形，口部對角長6.3厘米、寬2.7厘米，頂部對角長5.2厘米、寬 2.1厘米，通高2.65厘米，器壁平均厚0.28厘米；頂部中央略偏一側有一小圓孔，孔徑約0.25厘米，推測可能用于安置鈴舌。這件銅鈴與陶寺遺址出土的陶鈴在造型上基本一致，不難看出，兩者具有傳承的延續性，銅鈴的發展是在陶鈴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

“青銅制造技術傳入之后，與那時候中華先民已經掌握的高溫燒制陶器技術相結合，就形成了泥范鑄造技術，用于青銅容器制作。”王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陶寺的銅鈴形體還很小，發展到二里頭時期，形體就大了很多；而到了商代，制作技術已經相當高超，銅鈴分化和演變出銅鐃，銅鐃已經具有多個音階；到西周之后，出現編鐘、編磬，后來的曾侯乙編鐘可以說是其中的技術頂峰。

在陶寺墓葬中，有石磬、土鼓和鼉鼓組成的樂器組合，作為“王”死后的隨葬品埋入墓中，具備禮儀樂器的功能。禮樂制度在陶寺文化社會中明顯已經形成。雖然陶寺大墓禮器群中不見銅制品，但銅鈴在我國音樂發展史中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

發掘者和音樂史專家認為，陶寺銅鈴的出現，“標志著構成中國三代（夏商周）音樂文明重要內涵的‘金石之聲’時代的來臨，可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青銅文明

陶寺銅鈴的另一層意義，是說明中原地區在龍山時代已掌握了復合范鑄造工藝，這為青銅禮器群的問世準備了技術條件，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由此也即將拉開序幕。

“陶寺文明吸收其他文化先進因素，創造性地使用復合范鑄銅器，如銅鈴、銅齒輪形器等，開夏商周三代輝煌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先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領隊高江濤告訴《中國報道》記者，陶寺目前已經出土7件青銅器。

陶寺銅鈴的制作，必須要用模型制成內范和外范，將內范和外范結合在一起形成空腔，再將熔化的銅液倒入空腔，待冷卻之后脫范成完整的器物。在陶寺遺址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夯土中，還出土了一件砷青銅容器的口沿殘片，同樣采用了復合范的鑄造工藝。這些發現有力證明，陶寺已經較為廣泛地應用復合范鑄造青銅容器了。

青銅，古稱“金”或“吉金”。先民們在熔鑄紅銅制作器皿時，或許因為某些偶然的因素，發現紅銅里摻入錫、鉛等可以增加硬度，由此形成的銅合金顯現出明亮而高貴的金黃色。但這些金燦燦的器物，在氧化后則變成綠色的堿式碳酸銅，成為莊重深邃的青綠色，由此被稱為“青銅”。

到了具有王朝氣象的二里頭時期，宮城南部手工業作坊區中，就有專門的冶銅作坊。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出現我國最早的青銅禮容器——銅爵，至二里頭文化第四期，已經初步形成青銅禮器組合，如鼎、斝、盉、爵等。傳說中更早一些的時候，夏朝的創立者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二里頭出土的網格紋銅鼎，號稱“華夏第一鼎”。這只鼎如今看來其貌不揚，其通高20厘米、口徑15.3厘米、底徑10厘米，腹飾不規整的方格紋。但它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鼎，且僅此一件，稱得上是后世所有銅鼎的鼻祖。

“青銅容器和權力相聯系，成為權貴的禮器，也成為王權統治的方式。”王巍表示，“尤其是商代，商王朝的青銅禮器影響廣泛，在廣闊區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發揮了更強的引領作用。冶金術的傳播，是中原王朝對周圍施加影響的重要途徑。應該也是在商代，冶金術，青銅容器的制作技術，也許是通過長江中游，傳到了三星堆。”

在繼承夏商禮制的基礎上，周王朝完善了禮制體系，形成了以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差別構成的器用禮制，形成更系統的文化體系和政治秩序，進一步強化了夏商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為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來源：《中國報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