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1984年11月，陶寺遺址居住區的一個編號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已經殘碎的陶扁壺。發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發現了紅色的印跡，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現出一個類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號。隨后，二人又在扁壺平直的一面發現了一個像字的符號。

這種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遺址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器，它的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的形狀，以便于打水時水流入。但這件殘破的陶扁壺上，有用朱砂書寫的文字，文字有筆鋒，似為毛筆類工具所書，這足以改寫中國文字歷史。

文字的價值不言而喻。《淮南子·本經訓》中這樣記載文字創造的神話：“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見，在古人心目中，文字的創造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陶寺朱書扁壺的發現，實證在甲骨文之前約800年，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統。

“文字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傳承至今的有力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文字是承載思想的載體，文字沒有中斷代表著思想沒有中斷，這是中華文明傳承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中國考古博物館陶寺文物展區，觀眾正在觀看朱書扁壺。 攝影  《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殘破的扁壺背后

關于陶寺扁壺上的文字，學者們有多種解讀。對于“文”字，基本上無異議，后世的甲骨文、金文與之相近，一般認為是表贊美之意。而扁壺背面的“符號”，則有不小的爭議，有人說是“堯”，有人認為是“昜”，有人說是“命”，也有人說是“邑”。

先拋開對文字意義的解讀，出現兩個文字的扁壺本身就傳達了巨大信息。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可以直接反映社會文明程度、記載歷史真實。如果文字形態是單個出現，它就有可能是符號、刻畫，而這兩個字是在同一個器物上，顯然就不是單純的符號、刻畫，兩個字就可以成句，表達一定的相對復雜的意義，那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說。

“文字最早的出現，一定是人與神明溝通的結果。”馮時表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和宗教觀里，掌握政權的人是受“天命”，天命觀構成了中國傳統文明的重要觀念，這既是一種政治權力，又是一種宗教權力，所以“王”就成了替天行道的人。

馮時指出，文字產生和發展之后，慢慢走向世俗化，演變成為記錄思想的工具，具有政教作用。“就像許慎說的‘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經藝之本’，就是承載思想；‘王政之始’，就是王要布命，要教化天下”。

陶寺這件帶有文字的扁壺，出現在灰坑里，且沿著破損處用朱砂涂抹一周，似乎是有某種儀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對此作了假設。他推測這件扁壺和巫術有關系，因為陶寺晚期的時候，遇到幾次大的洪水，為了鎮壓洪水，神職人員把水器扁壺打破，然后涂抹朱砂抑或是赤鐵礦，并寫上祖先的名字，希望用祖先的威名來鎮壓住水神（當然這種設想涉及對文字的解讀）。但結果發現，沒有起到實際作用，所以這件“法器”就被扔到垃圾坑里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朱同州認為，這件朱書扁壺很可能為喪葬儀式所用器物，因為制作粗糙，并發現于灰坑中，符合古時喪葬器物簡樸和為逝者燒送器物的習俗。同時，扁陶壺朱書文字是以朱砂所寫，這與古代隨葬器物用朱砂寫逝者之名相類。時至今日，仍有殯葬時摔陶罐、瓦盆的習俗。

“文堯”還是“文邑”？

2001年1月，李健民發表《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首次將扁壺朱書資料對外公布。

甲骨文專家羅琨認為，扁壺上的文字應當解讀為“昜文”，其中“昜”同“陽”，推測用這兩個字和一個符號（畫界）記述堯的功績。何努認為，另一個字最接近甲骨文的“堯”字，而“堯”的本意應指“建立在黃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墻”，扁壺朱書“文堯”與周邊劃界符號，敘述著唐堯后人追述堯豐功偉績。

但馮時認為，應當將扁壺朱書文字釋讀為“文邑”。他向《中國報道》記者闡釋，從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上去比較，“邑”字是毫無疑問的；從文證、書證上看，“文邑”這個詞，書證就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4條非常明確的“文邑”相關的材料，而“文堯”“文昜”這類詞在古書上沒有出現過。

如果把這兩個字考釋成“文邑”，那么“文邑”是什么？傳遞出什么信息？

馮時表示，“文邑”是個地名，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卜辭，就是商人關心“文邑”這個地方有沒有好收成。從陶寺時期到殷商時期，已經有七八百年時間了，“文邑”這個地名還存在，就傳遞出了重要信息。

馮時考證，陶寺龍盤上的龍，就是夏代的社神句龍，龍嘴里銜著的就是社樹的符號，這說明陶寺與夏有著密切聯系。《左傳》中記載，西周初年，唐叔虞被封于夏墟，唐叔虞是晉侯的祖先，今天天馬—曲村遺址發現了晉侯墓地，說明這一帶就是“夏墟”，地理位置上與陶寺遺址所在的區域是一致的。同時，夏有尚黑的習俗，這在陶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體現。而在時間上，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是夏朝建立的時間。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一個認識，就是‘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也就是由夏啟所建立的王庭。”馮時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從商周金文里可以發現夏代早期的國號是“文”，“夏”是晚商至西周時期加上的字，叫“文夏”；后來這個名字在流傳中又被改變，只剩下了“夏”字。因此，“文邑”就是“夏邑”。

那么，“邑”作何解呢？馮時說，邑就是沒有城墻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的王庭是沒有城墻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諸侯的拱衛，無須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傳統，有城墻阻擋，不利于教命傳播。因此，王庭要呈現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獻里“大邑商”“大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三代的王庭都沒有城墻，這是我們從文字、文獻、考古總結出來的東西。”

陶寺晚期出現了“暴力革命”的現象。馮時認為，這是古本《竹書紀年》里記載的“益干啟位，啟殺之”事件，夏啟暴力推翻了伯益的王權，并通過種種手段“改天命”。因為陶寺是“地中”所在，所以他毀城作邑，在陶寺建立王庭“文邑”。

陶寺還有更多文字嗎？

今人對陶寺扁壺朱書文字的解讀，多多少少都有推測的成分。但無論如何，陶寺朱書展現在世人面前，給了我們想象和考證那個時代的更多空間和支點。

陶寺扁壺上的朱書是孤例嗎？公眾鮮知的是，在2002年至2007年，考古工作者對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進行發掘中，又發現了一片帶有朱書的陶扁壺殘片，“再次證明上個世紀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壺的朱書文字，絕非孤例，在陶寺遺址已經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進一步增大”。

盡管對扁壺朱書文字的解讀不盡相同，但專家們一致認為，三代之前的文字是“稀有物品”，不會出現太多。

馮時表示，王庭及神職人員才有資格使用文字，“在上古時期使用文字的人是一個極小的圈子”。何努認為，一方面，文字使用初期，文字發明的數量不會太大；另一方面，文字當時用于國家管理用的記載、文書，不會大量用于生活日常。同時，很多文字記載可能是在木片、竹片上，不容易保存。

高江濤還提到一個客觀因素是，陶寺目前發掘的面積還很小，晚期大墓還沒有發掘過，中期大墓也只發掘了一個。“我們覺得像朱書扁壺這樣的文物肯定還會出土的，只是時間問題。”

(來源：《中國報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