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新津的寶墩遺址，探求長江上游的史前先民與外來文化的相遇碰撞整合，；

在三星堆博物館，，這個神秘古國的消失,猶如誕生般,充滿了不解的謎團；

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看發達興盛的稻作文明下，……

這趟長江文化考察，在成都平原上行走的每一天，我們看著長江上游文明從朦朧到清晰，漸漸顯影，聆聽這條大動脈與中華民族的息息相通。

俯瞰天府廣場上的成都博物館 張迪 攝

張迪 攝

現在，我們站在成都的中心——天府廣場上，前方就是成都博物館。

成都人會很自豪地說，你來到成都博物館，就是站在城市中心去看城市歷史。

這話不錯。在中國的城市中，成都是非常少見的，它完整地覆蓋在了2300年前的城址之上。這也讓我們非常期待，去到數千年延續至今的城市中心，找尋它與長江的血脈相連。

【1】

2300多年來，成都城屢有興廢修葺，但成都的城市中心位置一直沒有更移，史料和考古資料顯示其中心就在今天的天府廣場一帶。其中一大力證就是鎮館之寶——天府石犀的出土。

天府石犀 張迪 攝

2012年，在四川大劇院(原天府廣場鐘樓)工地處，發掘出一頭長3.3米，寬1.2米，高1.7米，重約8.5噸的石犀。數字多少有點抽象，當我在展廳看到形象憨萌卻如此龐大的石犀時，著實吃了一驚。“在博物館建成前，它就已經在這里了。”館方工作人員說，石犀出土的位置距離現在展示的成都博物館直線距離只有200米左右。

“在‘花重錦官城’展覽中，我們把天府石犀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標志。”成都博物館副館長黃曉楓博士說，“石犀，為觀眾打開了一扇走向天府之國的大門。”

黃曉楓副館長接受潮新聞采訪 張迪 攝

為什么這么說？“公元前256年，李冰任蜀郡太守，修建都江堰這一來源，實際上這是成都城市文化發展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或者說突破點。”

文獻記載，李冰作石犀五頭，兩頭在江中，兩頭在府中，一頭在橋下，“以厭（壓）水精”，“府”就是當時的郡府。石犀在傳說中能避水鎮水，研究者認為它應該還具有水則的功能，是當時測量水位的工具，與都江堰的修建有密切關系。

“不少人認為，都江堰主要是防洪工程。實際上，它的作用遠遠不止于此。”黃曉楓說。

李冰自秦國來到蜀地，主政一方，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集南北水利工程之大成的偉大創舉。“他把當時南北方先進的治水技術匯集起來，結合蜀地的建造技術，加上地理堪輿，對整個成都平原及周邊水系進行梳理，最后修建了渠首工程，對成都平原的水系進行了一次疏導，以調節江河的水量，形成一個集灌溉、防洪、航運為一體的綜合性水利工程。”

自此，經常出現水患的平原變成了一個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

“是長江水系賦予了這座城市文明起源的動力。”黃曉楓說，成都平原位于長江上游，自遠古時期起，這里的文明起源和水的關聯就非常密切。“成都平原的文化就是長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大江納百川，湯湯江水打通了上中下游的文化，一江之水哺育了共同的精神價值觀；而同時它又在互動交流中，消化成長出新的自己，在各個時期都體現出獨具的特點。”

【2】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李白的這句著名詩句大家耳熟能詳，但黃曉楓覺得，可能很多人也因此會誤以為，蜀地是一個封閉的地區，地處四周高山環伺的盆地，與外界交通不便。

“實際上，四川盆地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各時期文化包含了豐富的外界文化因素，除了來自長江流域的，從黃河流域來的也不少。”黃曉楓說，四川盆地它有許多條對外交通孔道，其中有兩條最重要，一條是長江水道，一條是蜀道。

秦蜀、川陜之間，很早就有人從秦嶺、巴山南北往來。“在青銅時代，就是商周時期，彼此間就發生了密切的文明交流和互鑒。”

青銅戈上有蠶寶寶的圖案 張迪 攝

黃曉楓認為，盆地相對獨立的地理環境也促成了蜀地獨特的文化面貌，比如三星堆、金沙出土的東西，就和中原有很大不同，和長江中下游也不一樣，具有自身的強烈特點。“地處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我們都說它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文明起源的組成部分之一。”

那么，如何提煉長江上游這座城市的特性？黃曉楓用了四個詞：開放、包容、樂觀、創新。

如果講得再細一點，她分四個階段來概括成都這座城市乃至成都平原的文化特質：古蜀文明的瑰麗神奇，兩漢時期的物阜民豐，唐宋時期的繁華綺麗，明清時期的首領西南。

這是一件唐代的半臂，款式相當潮流，用的是蜀錦，上面的對鳥紋和聯珠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張迪 攝

“它所呈現出來的文明文化發展的態勢，一是在融入，從古蜀到兩漢，我們的地方文化就融入了中華文化的體系；二是在創造，不斷造就文化的高峰。這也可以看作是長江文化的一個特點。”

黃曉楓還認為，在“天府之國”的文化進程中，影響至深的重要事件，一是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是農業的大發展，二是文翁筑石室，促進了本地文化與教育的大發展。

文翁是漢代的蜀郡太守，在任時創辦了全國最早的官學文翁石室。由政府出資辦學，免費招收適齡青年，成績優異的會被推薦去長安接受更高的培養，回蜀后委以重任，擔任不同的官職。這一舉措促進了蜀地教育的普及，激發了蜀人的向學熱情，人才輩出。到了東漢，號為“蜀學比于齊魯”，蜀地的文教達到能與魯地不相上下的盛況，非常了不起。

在天府廣場，出土過兩塊漢碑，分別記述李君和裴君兩任郡守帶領老百姓奮發向上的事跡功德，其中有“巍巍大漢”“列備五都”等文字，亦可見兩漢時期成都的重要地位。

漢墓畫像石 李蔚 攝

在展廳內，有一面陳列墻有兩塊巨大的漢墓畫像石，上面刻畫了織布、釀酒、種植水稻、養蠶植桑等等生動的景象。我們像看連環畫一樣細細辨認，有的房子看上去像糧倉，有戶人家養了好多禽畜，有一位青年似乎正要給一位老者送東西。“年滿七十的老人可以得到政府的生活補貼，這是漢代的養老制度，而它非常生動地刻畫在了蜀地的畫像石上。”

畫像石上，還有紡織畫面，以腰機進行平織的紡織技術當時在中國各地都在普遍發生，但成都博物館里陳列著兩臺出土于老官山的漢代織機模型原件。

老官山出土的漢代勾綜式提花織機模型，與按比例復刻后的織機 張迪 攝

“我們依照人偶比例復原了織機，后來研制織出了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樣的蜀錦。”黃曉楓說，老官山出土的勾綜式提花織機證明漢代的成都已經誕生了堪稱全球最先進的紡織技術和機械構造技術，打個比方說，這些織機猶如漢代的計算機，通過經緯絲線的編排完成了復雜的圖案編程。

“無論是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科技的發展，位于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區域，呈現蓬勃發展的狀態。”黃曉楓說，這樣的文化面貌和長江文化是同頻共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