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草鞋山考古遺址公園。潮新聞記者 楊朝波 攝

當我們沿著長江下游探訪一連串考古遺址，從安徽凌家灘，到蘇州張家港東山村、蘇州草鞋山再到上海廣富林、余杭良渚，一幅5000年前的江南歷史畫卷，逐漸清晰呈現。

這和當時的全球氣候變化有關。大批先民從高地、山崗前往平原居住，生存方式也轉向大規模農業種植。而距今6000年開始形成的長三角平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遠古先民。

他們在玉器上刻著對神和祖先的崇拜，在陶罐上發“朋友圈”；他們集體狩獵、種植水稻、興修水利、大建城池，長途跋涉遷徙部落。

原來五千年前，長三角就有了“朋友圈”。

馬家浜文化時期的稻田。潮新聞記者 楊朝波 攝

6000年前

江南人已經吃上香噴噴的米飯

我們來到蘇州城東，陽澄湖南岸，坐落于此的草鞋山遺址藏著江南文明的源頭和密碼。

6500年前，在這片形如草履的土地上，先民們在這里依水而生，農耕勞作、建造房屋、紡麻縫衣，留下了新石器時代的生活軌跡。

稻作，是草鞋山人幸福指數這樣高的重要原因。他們已經能吃上香噴噴的米飯：在蘇州草鞋山遺址發掘出的大量數千年前的陶器里，包含一系列鍋具——外形類似于電飯煲的陶釜，是古代用來煮食物的一種炊具；被稱為現代廚具的鼻祖。一起出土的“陶甑”，外形像桶，底部有小孔，款式和使用方法與今天的蒸鍋如出一轍。

從馬家浜文化到吳越文化時間線。潮新聞記者 楊朝波 攝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程義說，從草鞋山包含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的“三疊層”看，馬家浜文化初期，這里的稻作生產已初具規模；到馬家浜后期，稻作生產已經成為當地人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

這么穩定的稻米產量從哪里來？這有賴于草鞋山人開發出了帶有灌溉系統的水稻田。

河姆渡的早期階段，還沒有人工的水田，人們應該是利用自然的地形和季風氣候，利用低谷地形中的“天水田”來進行水稻栽培。

“在長江下游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造水田，就在草鞋山遺址。”程義說。

草鞋山的水田，沿著自然地形的坡度，成行分布著長方形的淺坑，長度大約在2-3米。土坑的旁邊，連接著灌溉用的水溝。狹長的水溝中間，設置了蓄水的水井。每一處土坑，都曾經出土了大量的碳化稻米。

到崧澤文化時期，有的遺址出現了新的耕田工具——石犁。不過這個犁跟現在系在牲畜或者機械上還不一樣，最早的石犁得由人來牽引耕作，所以從勞動量看，這項體力活在當時應當是由男性來操作的。

那么原本馬家浜文化期以女性為主要勞動力的稻作農業，因為有了男性的加入而大大效率提升，就在崧澤時期走向了有組織的集約式農耕——到崧澤文化第四層遺址，出土的稻殼大小，與之前相比有了飛躍性的增大，幾乎接近我們今天的水平。

到良渚階段，農業器具中用來收獲糧食的石鐮也得到了普及。同一時期，良渚文化還出現了一種在水田里用于平整田泥的工具干蔀（bù），以及被稱為破土器和耘田器的石器，從這些工具的分化，可見5000年前的農耕已經分化出了具體的勞動程序：翻耕土地，平整田泥，再到收割等等一個系列的過程已經非常完備。而且這種勞動是需要持續一整年的、有組織的勞動，這意味著集約式水稻農業的出現。

在這種集約生產之下，生產力的進步同時也引發了人口的迅速增長。在良渚文化階段，遺址數量的增加相當明顯。這些遺址的勞動基礎單位很可能是不同的氏族，而不是血緣關系——這個時期正處于勞動趨于組織化，并且向著社會的組織化發展的階段。

張家港博物館。潮新聞記者 鄭琳 攝

從崧澤王到良渚王

5000年前發展出王權國家

在張家港博物館，我們看到了五把造型精美的石鉞，它們一下子就讓人想起了良渚反山遺址出土的玉鉞。相似的輪廓和象征，只是這石鉞的造型更古樸，材質也更原始。

東山村遺址出土石鉞。圖片由張家港博物館提供

它們來自東山村遺址M90墓葬，年代測定距今6000-5500年，處于崧澤文化早期。

東山村遺址M90墓葬。圖片由張家港博物館提供

“這五把石鉞，說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常尊貴。”張家港博物館宣教部主任黃鶯告訴記者。

專家推測，這很可能是一位王者。因為鉞，其實就是穿孔、變薄的斧頭。對于古代先民來說，它就是殺伐敵人的武器。后來也變成了身份、軍權的象征。

所以，這五把石鉞出現在同一個墓葬中，讓專家對墓主的身份浮想聯翩。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曾為這個墓主人題下“崧澤王”三個字。

而這位王者統治的范圍覆蓋了長江下游，包括蘇南、安徽、上海、浙江等地區。這意味著，朦朧的王權意識已經出現在了近6000年前的長三角，直到1000年后的良渚文化時期，人類正式進入擁有王權的國家文明。

良渚的國王，有了宮殿、大型祭祀臺和水利設施，還會在狩獵后把“朋友圈”刻到陶罐上分享。

從石鉞到玉鉞，見證了五千年前的長三角，文明的進化歷程。

良渚文化雙孔玉鉞，反山遺址出土。良渚博物院供圖

玉器里

看到5000年前的長三角“朋友圈”

東山村遺址出土的另一件文物，也讓我們驚訝。

那是一個刻著獸面紋的陶豆。在張家港博物館里，大多陶器是素面的，僅有少數刻有紋飾。

“這種獸形和良渚時期比較接近。”黃鶯告訴記者，“它可能和早期的神權相關，但還不成熟。”

這種獸紋只出現在個別的陶豆上，沒有形成定制，也沒有大范圍流行，說明它是崧澤時期的先民對神的朦朧想象。

這種朦朧而不固定的想象，同樣也出現在了安徽馬鞍山凌家灘遺址。

凌家灘遺址。潮新聞記者 楊朝波 攝

在這個距今5800-5200年的遺址里，彎彎的玉璜是凌家灘玉器的代表，玉璜兩頭的虎面，比東山村的獸面紋要更精致。

不僅如此，凌家灘的墓葬里還有玉龍、玉鷹、玉豬、玉人……

凌家灘遺址出土玉璜。凌家灘供圖

我們仿佛看到了原始部落圖騰崇拜“百家爭鳴”的樣貌。

而這些風格不一的獸紋和人形，最終在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禮器——玉琮中得到了統一：神人獸面神徽。

良渚神人獸面神徽。良渚博物院供圖

南京博物院研究員陸建芳在他的《良渚文化墓葬研究》中提到，“獸面代表死神，與人面代表的祖先合體。”

“凌家灘的玉器在長江沿岸地區分布很廣，往上能到重慶，在重慶的巫山大水田遺址就發現了凌家灘最典型的花邊形的玉璜，往下到浙江安吉等地。”凌家灘遺址第三任考古領隊張小雷說，“通過這個玉璜，我們可以研究長江中下游之間的文化交往。而長江下游內部是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在皖西南有薛家崗文化，皖江中游有凌家灘文化，再到下游崧澤文化，他們之間的文化面貌非常相似。”

“這也就是現在的長三角一個最早的雛形。”張小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