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志。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九篇《禮，要有節》。

房 偉

《管子》中將禮、義、廉、恥視作事關國家存亡的基石，認為“禮”的作用在于不逾“節”，能使人守規矩，充分肯定了“禮”在維護社會秩序中所發揮的作用。《禮記》中則進一步提出“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做到節制有度才能是知禮明禮的君子。可見，“禮”與“節”關系密切，無論是對社會發展，還是對個人修養，都具有重要價值。

“節”的本義是指纏束于竹子之上的竹節，后引伸為節度、節制、節省等。關于“節”的觀念古已有之，《易》中就有“節卦”，卦爻辭則言及“安節”“甘節”，意在說明恰如其分的節制是事物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儒家尤為重視盡“節”之道，這集中體現在其對禮樂功能的認識中。比如，孔子教導顏回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就是說，每一個人的視、聽、言、動都要遵循一定的節制，不符合規定的就不能去做。《禮記》中還有“禮不逾節，不侵侮，不好狎”的記載，行為不逾矩，不侵犯侮慢別人，不與人故作親熱，這是禮的基本要求。

實際上，禮樂自產生之初就蘊含著節制有度的理念。《禮運》篇是研究禮樂起源的關鍵文獻。《禮運》提出：“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這就是說禮的起源與人類的祭祀活動有關。而對于禮的終極根源，《禮運》又認為：“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這表明，禮還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產物。

在莊嚴肅穆的祭祀儀式中，通過嚴格而具體的禮制規定，既能夠對參祭者的行為舉止起到某種節制和規范作用，同時還能夠籍此調節父子、君臣、夫婦等社會關系，達成社會和諧。如果說祭祀儀典之“節”具有社會性，那么效法天地自然，則體現出禮中所具有的自然規律之“節”。據《尚書·堯典》記載，周代天子巡狩時會對諸侯進行全方位考察，其中就包括命令掌管禮制的官員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等在諸侯國的執行情況。《禮記·月令》更是按一年12個月的時令，逐月記載每月的天象特征、祭祀禮儀、官府法令等，并把它們歸納為一個五行相生的多層次的結構。這些都表明，禮制秩序實乃依時令節度而成，能夠適應四時變化，協和萬物生長，促使農業生產及社會生活各當其節。由此而言，禮實際上可以視為自然之“節”與社會之“節”的統一，《禮記·樂記》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講的正是這個道理。

正是由于禮之節制意義的多重性，所以在禮樂實踐中，禮之節體現在節欲、節情、節用等諸多方面。

所謂“節欲”，是指禮樂對人之欲望的節制。我們必須要承認，合理的欲望在某種程度上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但是，如果任其放縱而不加節制，人被物所俘虜，變成了物的奴隸，那么這種泛濫的私欲就會成為人類社會秩序的嚴重挑戰。數千年前，中國的古圣先賢就已經意識到，私欲泛濫的“人心”是危險的，所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后世儒家奉為“十六字心傳”，以提示克制內心私欲的重要性。如何既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又能有效節制不合理的欲望？中國古人想到了以“禮”來節制“欲”。這就是荀子所講的，“先王”制禮以規范之，合理地“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從而達到“物”和“欲”相持而長的狀態。

以飲酒為例。在古代中國，酒為百禮之首，無論是祭祀天地、宗廟，還是宮廷宴饗、婚喪嫁娶，都離不開酒。從科學角度看，酒會讓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從而讓人產生快感。所以，適當飲酒會起到調節氣氛、愉悅心情的作用。但是，人們若沉溺于追求酒后的快感而不知節制，除了傷害身體外，還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商紂王酗酒失德而亡國，這使得周初統治者對于濫飲無度尤為警覺。《禮記·樂記》中講的很清楚，飲酒無度造成獄訟益繁，所以“先王”制定了飲酒之禮加以節制，“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古代飲酒時，主人要先向賓客敬酒，稱為“獻”；隨后賓客要回敬，稱為“酢”；最后，主人再敬賓客，稱為“酬”。這樣一套獻、酢、酬的程序下來，叫作“一獻之禮”。“一獻”乃士飲酒之禮，賓主身份等級越高，“獻”的次數越多，最高可達“九獻”。《樂記》中言及“一獻之禮”，意在表達飲酒重在敬與樂而非量，賓主行禮次數多但獻酒量少，即使整天飲酒也不至于過量，起到了節制酒量的作用。

申而言之，在如何對待人欲的問題上，與其他文明形態多采取“禁欲主義”的方式不同，儒家則主張通過禮樂教化來節制與引導人欲，這種“節欲主義”的立場無疑是較為理性和寬容的。早期儒家對“人化物”的情況尤為警惕，認為如果放縱人欲而摒棄天理，就會導致犯上作亂、欺詐虛偽心態的出現，引起情欲泛濫、胡作非為的事情發生，所以要制定禮樂以節制。宋儒實際上接續了這一思路，周敦頤、二程以及朱熹、王陽明等都對此有過論述，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朱子的“存天理，滅人欲”說。近代以來，“存天理，滅人欲”被作為“封建禮教”的典型代表，長期受到批判，這對于人們認識和接受禮樂文化產生了負面影響。朱子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本義是為了保護人的正常需求，防范個人欲望的過度膨脹，讓人過符合天理的生活，擁有真正自主的精神。朱子本人就講：“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很明顯，他所要“滅”的“人欲”實為“私欲”。只是在傳統社會后期，由于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存天理，滅人欲”才異化為控制和監督的工具。可以說，任何對于“天理”和“人欲”關系的極端理解都非真儒所為！

禮之節還體現在調節人們的情感上。情感人皆有之且因人而異，不過正如《禮記·禮運》中所言，大致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孔子說：“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在他看來，禮就是順應人之常情而設立的制度儀文，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儒家尤為重視喪禮。“生事愛敬，死事哀戚”，喪禮正是對悲哀憂傷之情的儀式化表達，所以會有穿孝服、睡草墊、枕土塊等禮節。與此同時，出于對生者的關懷，喪禮中也特別強調不可“以死傷生”。《孝經·喪親》云：“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圣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毀不滅性”體現的就是喪禮調節情感的作用。父母辭世，孝子悲痛萬分，三天不吃飯是正常的，但若是一直持續下去，身體就會無法承受，反而傷及自身。孝子服喪，當盡其哀戚之情，但亦不可因哀痛過甚而危及孝子的性命。這就是儒家所講的“喪致乎哀而止”，也是我們通常講的“節哀”之意，體現了儒家對孝子服喪的理性認識。

禮對情感的調節既是細致入微的，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的、內化于心的過程。“禮樂人生”是中國人特有的人生形態，從出生到死亡，在人生的每一個重要階段，中國人都會有禮樂相伴。冠、昏、喪、祭這些人生禮儀，不僅僅是人們表達喜悅或悲傷的媒介，更是調節情感的方式。經歷禮樂的教化，人能夠逐漸走向成熟，成長為文質彬彬的君子。禮之節只有從外在的約束內化為人內心的自覺需求，成為生活的理念，才能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節用”也是禮之節的重要體現。《荀子·富國》中講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節用、裕民和善藏是富民強國的正道，君主要嚴格控制自己的用度開支，施行富民之政使人民溫飽而有余裕，同時儲藏節余以備后用，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社會財富，使國家長治久安。這里的“節用”，是針對在上位的君主或管理者來說的，而且并非指單純的節省開支，更不是提倡支出的越少越好，其更深層的含義在于“節用以禮”，即強調用度要合乎禮制，做到有節制、不浪費，減輕民眾的負擔。在當前全球范圍內能源緊張、糧食短缺日趨加劇的情勢下，“節用以禮”顯得愈加重要。

“節用以禮”還蘊涵著以禮保護生態環境的用意。西周時期，當國家無戰事或兇喪之事的時候，每年都要舉行三次田獵活動。在這種莊嚴的場合，一切都要依禮行事，若“田不以禮”，就是暴殄天物。《禮記·王制》中記載的田獵禮規包括不能捕捉小獸、不取鳥卵、不殺懷胎的母獸、不殺剛出生的小獸、不搗毀鳥巢等。這些保護幼小生命，禁止滅絕性捕獵的規定，是對貪婪欲望的一種節制，遵循了天地的生養之道，有效維持了生態平衡，保護了生態資源。

無論是節欲、節情，還是節用，最終都要把握一個“度”。宋儒程頤講到：“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貞，節立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節貴適中”就是說節制要有度，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禮之節也需要如此，只有把握中道，節制有度，才能成就“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君子。

（作者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文明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