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這個大眾所熟知的身份外，“老先生”陳來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馮友蘭的學術助理。

20世紀80年代，陳來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時，曾師從張岱年和馮友蘭。幾年后，博士畢業，他遵從系里安排，為馮友蘭先生提供學術幫助。這工作一干就是5年，直至1990年馮友蘭去世前，陳來都常伴其左右。

最近，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舉辦“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在北京大學開啟首講“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宗旨與精神境界”。在講演中，陳來不禁感嘆：“我治學的眼界、胸懷，以及看問題的高度能得到進一步提高，不是在課堂上能學到的，是我給馮先生做助手這幾年學到的新東西。”

而從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馮友蘭一輩子都在思考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

　　馮友蘭雕塑。

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1983年，這一年馮友蘭88歲。為慶賀生辰，他特意題了一副新對聯，上聯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聯為“心懷四化意寄三松”。馮友蘭把這副對聯掛在了家中書房的東墻上。“意寄三松”，是指馮友蘭在北大燕南園的居所名為“三松堂”；“心懷四化”則表明他對祖國現代化事業的關注。

5年后，1988年春夏間，陳來自海外歸來，去探望馮友蘭。馮先生見到陳來，稍事寒暄，緊接著講道，“我近來換了一副對聯”，說著手便指向東面。陳來順著他的手看去，果然，東墻上的對聯已經換了一副新的，“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墨黑的幾個大字躍然紙上。

這副對聯寫于1988年2月，直至馮友蘭逝世，再未換過。

仔細說來，這副對聯講的是馮友蘭晚年對中國哲學與時代的學術思考與生活志向。按他自己的話說，“上聯說的是我的哲學史工作的意義，下聯說的是我的自我修養的目標，這兩句話，是我的自勉之辭”。其中，對聯中的“舊邦”“新命”出自《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此先，馮友蘭曾在不同場合，數次提到過這句詩。1980年，馮友蘭首次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自序里提到“舊邦新命”的概念。他說：“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存在，不但繼續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揚起來。”

1982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友蘭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在儀式上，馮友蘭再次講道：“我經常想起儒家經典《詩經》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現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

應該說，此時的“闡舊邦”，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的“釋古”。這個“闡”寫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體會，以便在新的時代，中國能夠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

由此觀之，馮友蘭的哲學工作，從來都是時代的產物，與時代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不同時代馮友蘭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和宗旨有所不同。

在抗戰時期，馮友蘭在《新理學》的自序中寫道：“以期對于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新世訓》自序中也提出：“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譬之筑室。此三書者，或能為其壁間一磚一石歟？”

當時的馮友蘭是如何闡釋自己的工作意義的？對此，《新原人》自序對此有明確表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這表明馮友蘭在20世紀40年代對于他的工作意義有明確的自覺，也就是說，他作為哲學家對民族大業的“涓埃貢獻”，是從哲學的高度探討國家治平的方向和為國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資源。

“文革”開始后，馮友蘭對自己的期許不再有張載四句的“四為”氣概。此時，他心向往之的，就學術而言，是“闡舊邦以輔新命”。但馮友蘭并不企圖為現代化的中國提供一套正統哲學，這一次，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準備”，而非“建構”。

馮友蘭說：“通觀中國歷史，每當國家完成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后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包括自然、社會、個人生活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當時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和時代精神的內容。”

“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國家的指針。”但馮友蘭并不認為他自己應構造這個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哲學體系，他只是希望為這個廣泛的哲學體系準備材料、鋪設道路。

在他看來，中國需要這樣一個哲學體系，但這一體系還未產生或還未完成。馮友蘭提出：“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其一是德國古典哲學。為現代中國服務的包括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會需要中國古典哲學作為它的來源之一嗎？我看，它會需要的。”

進一步來說，馮友蘭認為他為“新命”所能做的，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定基調，也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預制部件，而是為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營養品。所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意義，不僅是哲學史的，還是哲學的，不僅是過去的歷史的敘述，還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他說：“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來源。”

馮友蘭在他逝世的前半年，自擬了一幅95歲的預壽聯，曰“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即將完成之時，對自己一生學問所作的總結。

三史、六書凝結了馮先生一生的思想學術。三史與六書雖然各為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50年之久，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的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一觀念既是文化信念，又是政治信念。

事實上，“舊邦新命”講的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特性在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這一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20世紀中從挫折中奮起的歷史、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失落走向振興的歷史、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化的奮斗歷程緊緊相連的。

默然而觀馮友蘭，他始終把自己和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的興亡連為一體，從哲學角度思考中華民族生命特性，呈現出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學者的生命形象。

（根據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首講“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宗旨與精神境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