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王朝孕育出中國古典詩歌的巔峰之作——唐詩。唐詩在西方的譯介與研究既是中國文學外傳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典范。在唐詩西傳的進程中，當西方世界嘗試從中國古典文學中了解中華民族精神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中國古典詩歌是中國古典文學最經典的代表，而唐詩又是中國古典詩歌最權威的代表。 

1735年，唐詩首次走入了西方文化視域，在近三百年的西傳歷程中，唐詩在推動文化互鑒融合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志性成果，唐詩在西方的傳播與影響如何？

三百年漫漫西行路

早在18世紀，法國來華傳教士就對光輝燦爛的唐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735年，法國漢學家、耶穌會神父杜赫德在其編纂的《中華帝國全志》中首次提到了唐詩的巔峰詩人——李白和杜甫。在漢學家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堪與古希臘詩人阿那克里翁、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相媲美。19世紀，唐詩西傳進入發軔期，唐詩從單純的介紹轉向深入的研究和闡釋。除了傳教士以外，西方的漢學家、詩人積極從事唐詩的翻譯，產生了較有影響的幾部法譯本、英譯本和德譯本。1862年，法國漢學家德理文的唐詩法譯集《唐詩》出版，這是西方第一部唐詩譯集，被稱為“最好的中國詩歌法文譯著”。20世紀上半葉是唐詩西傳的發展期。借著漢學研究發展的大背景，唐詩在西方的譯介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除法、英、德外，蘇聯、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他西方主流國家相繼加入唐詩的譯介中來。蘇聯的阿理克是這一時期唐詩俄譯的集大成者。他開始系統譯介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人作品，其學生楚紫氣出版唐詩俄譯集《唐詩選》。中國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西方漢學家的譯介活動。郭沫若高度評價蘇聯漢學家阿理克和楚紫氣的譯著《唐詩選》，并尊稱阿理克為“阿翰林”。20世紀下半葉至今，唐詩西傳進入繁盛期。唐詩在西方的譯介幾乎涵蓋了所有西方主要語種，涌現出許多具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和譯著，彰顯了唐詩在西方的高度接受。中西學者的合作成為這一時期的一大亮點。如1957年郭沫若和費德林共同編選了《中國詩歌集》。

異域的遠行，悠遠的回聲

近三百年來，得益于西方文化接受國自發自為的翻譯，唐詩在迥異于中國文化的西方文化視域中得到廣泛的傳播，經久不衰。西方漢學家和詩人懷著對唐詩的高度熱情翻譯唐詩，形成兩個傳播群體。第一個群體是以翟理斯、阿理克為代表的西方漢學家，他們學貫中西，精通漢語，翻譯時尊重原作，盡力保留原作的形象、音韻和語言特色，同時力求使譯詩符合本國詩歌的格律要求。第二個群體主要由西方各國的詩人、作家組成。如戈蒂耶、龐德、伯姆、吉多維奇等。詩人們大多不太通曉漢語，但深諳詩體，能熟練駕馭本國詩歌的創作模式，在中西詩歌之間尋求契合，在對唐詩的重新書寫中，吸引了更多的讀者，促進了唐詩在西方的傳播。

在西傳的歷程中，唐詩西譯形成了多樣化的翻譯形式和策略。翟理斯傾向于直譯押韻詩體。在他的眼中，詩歌是為歌詠而作，翻譯時必須押韻，否則不足以體現唐詩的特點；德理文則采用散體形式譯詩。漢學家認為，詩之成為詩，而非韻文，在于詩歌講究神韻。詩歌語言的節奏和音韻應服從于意境和神韻，不應該為了韻腳而損害原詩的內容，主張把唐詩的詩意用貼切讀者審美習慣的語句表達出來，而不拘泥于譯文與原作字詞的機械對應，注重保留與傳達原詩中的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戈蒂耶、伯姆則是“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的典型代表。創造性叛逆是文學傳播與接受的一個基本規律，反映的是文學翻譯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創譯文本雖不乏誤讀與誤釋，但卻受到目的語國家的廣泛接受。

西方研究者從比較文學的視角把握唐詩的風格，提高唐詩在西方的接受度，推動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法國散文家、文學評論家蒙太古撰寫的《唐詩》書評“論一個古老文明的詩歌”，將唐詩這一來自中國的優秀純文學作品更為廣泛地推薦給了法國讀者。通過比較唐詩和西方詩歌，蒙太古認為中西方文化具有相同的內核，但表達形式卻不一樣。在蒙太古的眼中，李白的《靜夜思》就像一首德國的浪漫曲，杜甫的《春夜喜雨》有理由被當作羅伯特·彭斯的抒情詩。西方研究者采用詩歌比較的方法，呈現了中西詩人在面對同樣的人生境遇時相同或相似的反思，彰顯中西方共通的人性。

多彩的西方唐詩熱

作為獨特的詩歌藝術形式，唐詩的藝術魅力與西方的詩歌創作、漢學研究，乃至藝術創作等均形成良性互動。

西方詩壇如戈蒂耶、龐德等名家都曾積極投身唐詩翻譯，且在創作風格上受唐詩影響很大。西方詩人把中國元素融入其詩歌創作中。戈蒂耶翻譯的《玉書》先后被轉譯為德、意、西語譯本，在西方掀起了“李白熱”。在她的詩歌創作中也不乏唐詩的影響，如其十四行詩《瑪格麗特》就使用了關于中國習俗的隱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戈蒂耶對唐詩的關注，“中國”成為當時法國詩壇吟唱的一個重要主題，這源于當時的歐洲詩壇對人類精神家園的思念，而唐詩正好彌補了這一情感需求。龐德是意象派詩歌運動的杰出代表，西方意象派詩歌的創始人之一。通過中國古典詩歌譯著《華夏集》，龐德向中國文明探求并在其中尋覓和追求理想。他從中國古典詩歌中生發出“意象疊加”的藝術手法，促進了東西方詩歌的互相借鑒，從而在美國掀起了一股“唐詩熱”。以戈蒂耶、龐德等為代表的西方詩人在其詩歌創作中融入來自中國的元素。這標志著以唐詩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上升到了歷史的新高度，甚至影響了現代西方詩學與詩歌創作。唐詩西傳也從單純的譯介和鑒賞匯入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中。

西方漢學家注重研究唐詩中的宗教思想。如丹尼爾·吉羅的《道之醉：李白：八世紀中國的旅行者、詩人和哲學家》深入研究了李白詩歌中的道教思想，一時風靡歐洲漢學界。作者緊扣書名“道之醉”之“道”，即道教之“道”，結合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探討李白詩歌中不斷出現的意象，認為月亮、酒、江、山等形象構成了李白詩歌的主導性主題。這些主題均包含著“不朽”這層含義，體現了李白對道教不朽的迷戀和主動追求。隨著禪佛詩人王梵志、寒山進入西方漢學家的視野，唐詩中的禪佛思想亦成為西方漢學界關注的重點。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發表《禪與中國詩歌》一文中指出，寒山的詩歌作品堪列入唐詩的不朽之作。在這些詩歌作品中，宗教思想表現為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此外，戴密微對寒山詩歌的研究、俄羅斯漢學家孟列夫對王梵志詩歌的翻譯，推動了敦煌學在西方的研究和發展。

唐詩與音樂等藝術形式亦緊密相連，它能使讀者在聽覺和視覺上產生強烈的共鳴，唐詩本身就是悅耳的音樂、優美的畫卷。針對唐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境界，德理文曾指出，“一首優美的五言或七言絕句就是由二十字或二十八字交織而成的云錦”。德國漢學家貝特格的漢詩德譯集《中國之笛》譯有孟浩然、王維、王昌齡、李白、杜甫、崔宗之、白居易等唐代詩人的作品。《中國之笛》在德語世界廣為流傳，引起了奧地利著名作曲家馬勒的關注。1908年，馬勒譜寫交響樂《大地之歌》，采用《中國之笛》的七首德譯唐詩為歌詞，創作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唐詩為背景的交響樂，流傳至今。1998年5月，一支由德國藝術家組成的交響樂團訪華演出，演奏了馬勒的《大地之歌》，在中國掀起了一場熱潮。根據唐詩靈感而作的西方樂曲在歷經九十年后重返其靈感的來源地——中國。交響樂《大地之歌》的創作與流傳書寫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唐詩近三百年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成就斐然。唐詩在西方獲得廣泛的傳播和接受說明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對西方有著巨大吸引力。唐詩西傳亦推動了中西文明對話、加深了中西文化互鑒與融合，為講好中國故事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唐詩所散發出的中國傳統文化魅力將繼續沿著西傳的絲路軌跡走向世界。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跨文化視閾下唐詩在西方的譯介與研究”負責人、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