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7月18日電 題：“松江棉布”如何在海上絲路架起東西方交流橋梁？

——專訪上海外國語大學非遺記譯與傳播中心負責人張禮駿

中新社記者 許婧

松江是“上海之根”，“松江棉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區出產的棉布，相關紡織技藝已于2023年入選松江區非遺名錄。

江南地區民間歷來盛傳“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明代中葉，棉紡織生產已成為松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所產布匹通過漕運銷往全國各地，乃至東亞、南亞、歐美等地。“松江棉布”有怎樣的西傳歷史？“松江棉布”與海上絲綢之路有怎樣的緊密聯系？“松江棉布”如何見證千年前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上海外國語大學非遺記譯與傳播中心負責人、西班牙語專業老師張禮駿，對此進行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松江棉布”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遷？

張禮駿：宋元以前，棉花也稱作木棉、吉貝，早年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種植，后經閩粵于宋末來到江南。自此，棉花種植及棉紡織業以松江地區為核心向周邊地區擴散。然而，元初松江府的紡織技藝較為原始，織造效率低，后經黃道婆將海南黎族紡織技術帶回烏泥涇，新式的軋棉“攪車”、竹制繩弦彈弓和三錠腳踏紡車自此誕生，黎漢融合的革新技術帶動了區域棉紡織業高速發展。《南村輟耕錄》中有相關記載：“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

紡織工具與技法的改良同時也推動了松江棉布品質提升。至明清時期，松江棉布已有四大系列：三紗棉布、番布、混紡布和藥斑布。我們熟知的飛花布、三梭布、尤墩布、云布、斜紋布、絲布都在其列。

到了明代，雖然全國多地棉紡業都興盛起來，比如河北冀州的紫花布、貴州遵義土布、浙江烏鎮布等，但是都不及松江布的品質，因此我們可以在《天工開物》中讀到“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漿染尚蕪湖”。明代帝王將相也用松江棉布作衣，根據康熙《松江府志》記載，“明時，御用近體衣，皆松江三梭布”。明清時期，松江棉布不僅在國內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譽，同時也經過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了全世界。

中新社記者：如今“松江棉布”以何種形式重新融入現代生活？

張禮駿：“松江棉布”從當今行政區劃上來講，是上海市松江區的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這是一種相對狹義的定義，縱觀歷史，原松江府及其棉紡業的影響范圍遠超現在的地界概念。因此，現在上海、南通、平湖等地甚至更大區域內的棉布文化雖各有特色，但其內部是相通相連的，從而構成了廣義上的松江棉布文化，或者說更廣層面的棉布文化圈。

今年3月，上海松江布展示館的傳承人攜帶上海本土的紡車和織布機及松江棉布制作的服飾和文創產品等，走進上海外國語大學，現場向師生們展示“松江棉布”制作工藝和審美價值。體驗制布及試穿松江棉布服飾后，學生們紛紛表示，從未如此近距離地感受傳統文化，布藝傳統從電視上的紀錄片到了校園生活中，收獲頗多。

如今，“松江棉布”一方面面臨傳人缺失減少，織造量極度萎縮的傳承困境；另一方面受到新的棉織物形式及西方文化沖擊。值得高興的是，上海各區涌現了一批中青年傳統文化愛好者，他們關注非遺傳承困境，用自己的方式在青年群體和手藝人之間搭起橋梁，探索創作符合現代人審美方式的非遺文創，賦予傳統棉布新時代的活力。三林標布、嘉定藥斑布、松江棉布，還有青浦、金山、浦東和崇明等地老布制作的香囊、玩偶、卡套、筆記本、手機套、電腦包、休閑西裝等深受大眾喜愛，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時尚。

上海外國語大學“非遺記譯與傳播”團隊，自2019年起在中國各地進行非遺項目調研，制作的多語種非遺宣傳片境外播放量超百萬，譯名冊上線上海城市形象資源共享平臺IP SHANGHAI。眼下，團隊啟動“松江棉布”非遺項目，重走“黃道婆之路”，關注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傳統棉紡織技藝，記錄“松江棉布”申遺經歷與西傳歷史，我們希望能促進“松江棉布”歷史文化的國際傳播。

中新社記者：外國文獻中對“松江棉布”的記錄有哪些？

張禮駿：16世紀初，大量葡萄牙傳教士來到中國和日本，早期對“松江棉布”的記述以葡萄牙語文獻居多。曼努埃爾·德里拉在《1549年至1580年耶穌會牧師和兄弟從日本和中國王國寫給印度和歐洲耶穌會牧師和兄弟的信件》中，收錄了一封傅禮士神父于1577年寫的信，其中提到“一些來自中國的白色和黑色的‘康’布”。

《1549年至1580年耶穌會牧師和兄弟從日本和中國王國寫給印度和歐洲耶穌會牧師和兄弟的信件》上關于松江棉布的記述。受訪者供圖

1590年于澳門出版的Um Tratado Sobre O Reino Da China(《中國王國記述》)中，神父杜阿爾特·桑德和亞歷山德羅·瓦利尼亞諾記錄了另一種類似亞麻的棉花——木棉(gossipina)，“這種棉可以制成各種衣服，我們常常會穿，這些衣服也被銷往很多地區”。

到了17世紀初，西班牙語及意大利語文獻中也出現了關于松江棉花或棉布的記載。利瑪竇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一書中提到了松江地區盛產水稻和棉花，當地織造的布匹供朝廷使用。西班牙士兵、歷史學家安東尼奧·莫爾加在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菲律賓群島紀事》)中提到，“無論是不是天主教徒，都不佩帶武器，穿著特別的衣服：袖口寬、衣服長，用藍色的‘康’布做成，如果是服喪用的，則是白色‘康’布”。關于“康”布，他用的詞是cangan，和葡萄牙語文獻中的canga同源。關于canga這一詞的詞源，國內學者一般認為是吳語“江”的發音，近似/k/，指松江布。

明清時期，除了白棉花，蘇松地區盛產紫花棉和紫花布。16至17世紀，西班牙人經馬尼拉與中國商賈進行貿易，從福建商人口中得知此布來自南京，便將其稱為南京布(mantas de Lanquin)，這是因為明朝蘇松地區在南京(南直隸)管轄范圍內。此后，紫花布對外一直被稱作“南京布”，19世紀初在英國風靡一時的服飾中，就有紫花布做的褲子。同一時期，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其《華英字典》中做了關于紫花布的詞條：“Tsze hwa poo|紫花布：nankeen cloth”。

中新社記者：如今人們在倫敦博物館看到的19世紀30年代英國紳士的時髦服裝，正是中國紫花布褲子和杭綢襯衫。“松江棉布”有怎樣的西傳歷史？

張禮駿：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中國與菲律賓貿易往來頻繁，向呂宋諸島出口質優價廉的棉布，使得本地居民逐漸放棄土布生產而改用華布，這些布匹中包括松江棉。

英國東印度公司認識、購買松江棉布的歷史要晚于西班牙。根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記載，當時英國人發現南京布不容易褪色，質量高于廣州織造的棉布，便特地在中國收購南京布。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除了英美兩國，還有來自西班牙、荷蘭、丹麥、瑞典、法國等國家的商船販運南京布。歐洲國家上層社會對松江棉布制品的喜愛，在19世紀多部文學作品中都有體現。比如，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寫有，“藥劑師過來了。他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條南京布褲、一雙海貍皮鞋、還戴一頂氈帽——一頂矮筒氈帽，真正難得”。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有，“他最講究的服裝，是一條南京布褲，大象腿式褲筒，褲腳由銅絲帶扎在腳下”。《基督山伯爵》中的片段，“一個三十一二歲，身穿淡藍色禮服，紫花布褲，白背心，舉止和口音都是英國味的，來見馬賽市長”。海涅的詩歌《諸神的黃昏》中寫有，“男人們穿上他們的南京褲”。

中新社記者：“松江棉布”與海上絲綢之路有怎樣的緊密聯系，如何見證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張禮駿：“松江棉布”見證并鑄就了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的發展。18世紀末至19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運輸的織物主體已不是絲綢而是棉布，可以形象地稱之為“海上棉布之路”。“松江棉布”因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因“松江棉布”保持活力。

“松江棉布”在菲律賓、日本及歐洲以實物、文字或畫像等形式保存至今，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的有力證明。“松江棉布”也是一種文化載體，展現了東西方文明特定時期的審美情趣。同時，以其高超的品質受到各地民眾喜愛，是東西方文明成功交流互鑒的典范。(完)

受訪者簡介：

張禮駿，上海外國語大學西方語系西班牙語教師、墨西哥中心研究人員、非遺記譯與傳播中心負責人。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訪問學者、墨西哥學院語言文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譯有阿根廷作家盧貢內斯詩集《群山自黃金》、墨西哥作家塔布拉達詩集《〈李白〉及其他詩歌》、智利作家塞普爾維達小說《白鯨的故事》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