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時代，中華文明“滿天星斗”競相奪目。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得益于優越的地理位置、黃河等水系帶來豐足的資源，中原華夏文明最終脫穎而出。

20世紀90年代，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提出“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意思是：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核心（花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分層次聯系（東夷、百越等文化處于第二或第三層，是花瓣）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從“滿天星斗”到“重瓣花朵”，單核心、多層次的向心結構孕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國歷史上以中原華夏族為主體，同時凝聚周圍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穩定文化與政治結構。

在中華文明“重瓣花朵式”向心結構中，閩越文明是其中一瓣自綻芳華的“花瓣”。因為山川阻隔，閩江、九龍江等水系獨流入海，沒有匯入長江、黃河等“兩河”水系，而且自然環境優渥，福建史前時代的發展進程相對獨立、緩慢，呈現出別樣的風采。

不過，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社會分工加劇，福建與中原、長江等區域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的進程不斷加快，文明曙光升起，漸漸照亮福建大地。以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為代表的閩越文明最終孕育而生，完成絢麗綻放，走向了福建文明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從“滿天星斗”中的一顆“星辰”，走向中華文明多彩“花瓣”中的重要一瓣，閩越文明之花的發展軌跡，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生動演繹。

明溪南山遺址：農業革命的濫觴

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業發生越早的地方，其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時間越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在《農業起源與文明起源的關系——以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為例》中提出：“農業起源與文明起源是一個相互銜接的、一脈相承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

中國是世界稻作農業的發源地。距今1萬年左右，中國大陸開始栽培谷物。距今七八千年前，原始農業已經出現，并分化出南稻北粟兩大農業系統。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農業漸漸取代了采集狩獵成為社會經濟的主體，人類社會發展進入農業社會階段。

這一過程，同樣發生在偏居中國東南一隅的福建。隨著南北方交流交往，稻作農業的傳播，福建先民漸漸擺脫原來單一的攫取型經濟，生業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或許是優越的自然物產環境使然，農業革命似乎緩慢得多。

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5300～4300年），稻作農業已在福建落地生根。閩西北地區一個內陸農耕文化的發現，顯示這里走出了福建第一批農民。

三明市明溪縣城東魚塘溪畔有南山，當地人更喜歡稱之為獅子山，山腳下有5個大小不一自然天成的洞穴。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南山先民逐水而居，繁衍生息3000多年。

上世紀80年代，一家石灰巖加工企業瞄上了獅子山，正準備炸山開發時，所幸遇到了1986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在此發現了文化遺存，山總算保住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縣里一名年輕人突發奇想，在此開辦一家休閑山莊。洞天福地，比比奇石，稍加修飾，頓成休閑娛樂的“人間仙境”。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就在“人間仙境”下竟然藏著福建先民的“遠古家園”。“當時大家對文物保護意識還不強。在省市縣有關部門重視下，后來休閑山莊停業，文物保護提上了日程。從1998年至2017年，南山遺址進行了6次發掘，其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南山遺址保護與發展中心的張志輝說。

2005年和2006年，福建博物院對南山遺址4號洞及山頂區域進行考古試掘，在20平方米的發掘面積內，浮選出5萬余粒炭化稻谷和大量的狗尾草、飄拂草，南山人還種植粟、黍、大麥、大豆等多個品種，實證了稻作農業已經落地生根。

“這些炭化稻谷是目前武夷山東麓地區發現的最早水稻遺存，這在同一時期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發現的史前洞穴遺址中也是十分罕見的。這表明南山先民已經掌握相對較發達的稻作農業。”福建博物院研究員范雪春說，對南山遺址人骨的研究顯示，先民患有齲齒、牙結石、牙釉質脫落等口腔疾病，這是農業社會人群的典型特征。

經過著名水稻專家、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院教授張文緒研究鑒定，南山古稻是一個早期的、原始的向粳型演化的古栽培稻種群，尚處在原始古栽培稻向現代栽培稻過渡的演化狀態。

與南山文化基本同期，閩江上游的牛鼻山文化與下游的曇石山文化，都發現了稻作農業的遺存。

不過，從總體上看，目前已知的反映福建先民農耕活動的遺存很有限，特別是沿海地區，生產工具以中小型石器為主，很難適用于農耕活動。雖然農業在生業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長，但是自然資源豐富，漁獵采集的攫取型經濟仍占重要地位。這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形成的格局。

一直到了黃瓜山文化（以位于寧德霞浦縣沙江鎮的黃瓜山遺址來命名，距今4300年至3500年），這種狀況才有了改觀。學術界一般認為，黃瓜山文化是福建沿海東北部和浙江南部最晚期的新石器文化，處于海洋經濟衰落、農業經濟興起的關鍵時期。

雖然黃瓜山這座貝丘遺址位置絕佳，派江吻海，大自然的饋贈依然慷慨，但是農業地位更為重要：這里發現了栽培水稻的痕跡，還發現炭化的大麥和小麥種子遺存。廈門大學歷史系科技考古專家葛威副教授指出，在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家豬的數量占25%以上。這些跡象表明，農業和家畜飼養已經成為食物的重要來源。

多學科的聯合研究，也印證了這條發展脈絡。葛威領銜的科技考古團隊經過研究，根據從曇石山到屏風山（霞浦屏風山遺址屬于黃瓜山文化范疇）不時同期動物骨膠原中碳、氮同位素比值的歷時性變化，考察了人類對海洋性資源依賴程度的變化。數據表明，從距今5000年到3600年間，海洋性資源在人類食譜中的比例越來越低，可能意味著農業的持續發展。

伴隨中原文化、吳越文化的傳播，農業生產技能提升，提高了土地的開發能力，先民活動范圍日益擴大，聚落遺址爆發式增長，遍布整個閩江、晉江、九龍江和汀江流域。有學者做過初步統計，青銅時代（大約距今4000年到2500年）閩江流域已發現的聚落遺址數量達到1579處，而且聚落不斷擴容，曇石山、溪頭等聚落都超過1萬平方米。這種區域性人口急劇增長，很大可能要歸功于稻作農業的快速發展。

浦城管九土墩墓群：文明的曙光

1985年，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夏鼐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書中提出：“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創造出來的。”這為后來研究者打開了一個開放的視野。

新石器時代中期，從殼丘頭文化、曇石山下層文化等考古得知，當時生產力水平低，先民們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剩余財富不多，聚落中成員相對平等自由。隨著生產力發展，稻作農業的進步，一部分人得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手工業和農業分離，社會分工出現，貧富差距悄然發生并不斷擴大，社會也開始出現分層，并形成階級乃至國家等文明形態。

距今5000年前，曇石山人進入了階級社會萌芽階段。考古專家通過對遺址出土人骨遺骸的鑒定，男性墓29座，女性墓23座。在隨葬品數量上，男性普遍多于女性，有的隨葬品多達30件。在隨葬品種類上，男女差別明顯，女性墓中出現陶紡輪的頻率要高于男性，石鏃、骨鏃、貝刀等一般見于男性墓，女性墓則基本不見。

“曇石山人在社會生產中已有了男女有別的傾向性分工，男子主要從事工具制造、漁獵等活動，女子則主要從事紡織、炊煮等活動，而且社會貧富分化狀況已經初步顯現。”曇石山遺址博物館館長董平說。

顯而易見，殼丘頭文化時期聚落內部那種平等自由、共同勞作的關系發生了改變，社會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元日趨小型化，一部分人已經分道揚鑣，成為特殊階層。

這種分工分化的趨勢漸成普遍態勢，文明火種點點萌芽，終成燎原之勢。在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位于閩侯縣的黃土侖文化中，陶器群制作呈現規范化和藝術化的特色，表明這里可能形成了專業化的手工部門。墓葬中隨葬品多者21件，有的一無所有，顯示貧富差距逐步拉大。

同時期，福建南部異軍突起，漳州虎林山遺址（距今約3200～3000年）出土了青銅器、石戈、石牙璋，表明了手工業制作技術的突變，一件石牙璋長達51.4厘米，最寬近14厘米，遍體磨光，其形體之大、制作之精，顯示了較為成熟的工藝。而且，這些代表社會上層地位和身份的器物的出現，表明階層社會已經產生。

泉州南安還發現12件成套石錛，未有使用痕跡，應是與某一特殊階層控制的儀式活動有關，專家推測可能屬于“圭”一類的上層社會禮器。南安大盈遺址西周墓出土戈、矛、錛等銅器20件，顯示這并非平民墓葬，而是對整個群體和某個區域具有控制能力的特殊階層成員的墓葬。

2002年，在福建北大門浦城縣仙陽鎮管九村，發現了土墩墓，集中展現了東南地區青銅文化。過去，考古界有言“過了仙霞嶺，再無土墩墓”，管九土墩墓的發現，打破了這一定論；而且，其年代約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階段，填補了福建考古學序列中夏商周時期的缺環，因此得以位列2006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為了配合京臺高速建設，省、市、縣三級組成考古隊，對管九土墩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浦城縣博物館副館長楊軍說，這些土墩墓呈散點狀和帶狀分布，總占地面積約13萬平方米，發掘的33座土墩47座墓葬距今4500年到2500年，跨越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

土墩墓最大的亮點是發現了青銅器，這是福建省一次性發現數量最多的銅器群，兵器居多，以短劍、矛為主。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銅劍，在全國首屈一指。其中一把青銅劍至今鋒利，劍身與劍柄處雕刻有精美的云紋、云雷紋、曲尺紋，劍莖兩側鑄有扉耳，劍首為喇叭形中空，與浙江長興和安徽屯溪出土的青銅劍極其相似。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一階段，先人把青銅這種新技術新產品首先用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而不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惟青銅兵器，青銅器皿走入上層社會，杯、盤、尊等既是日常宴饗之器，亦可充當祭祀中的禮器。這些仿中原青銅禮器的出現，可見上層貴族的社會生活與普通百姓的距離不斷拉大，也說明中原禮制已影響至此。

營造這樣工程浩大的土墩墓，需要相當大的人力和財力，意味著當時可能有相當控制能力的貴族階層存在。《周禮》中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這是否意味著，當時“七閩”方國可能已經存在，甚至有若干處，文明曙光已經真正來臨？

判斷文明時代，國際學術界通常以“城市、文字和青銅冶鑄技術”作為“文明三要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沖破了桎梏，結合實際，提出了判斷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

“管九土墩墓群發現的青銅器，為福建青銅文明再添實證，與其他地方出土的西周銅鐃、銅戈等青銅遺存交相輝映。大致在西周春秋時期，以青銅禮器為標志的禮制已經建立，標志著福建青銅文明時代來臨。”福建博物院研究員陳兆善說。

此時的中原地帶，青銅文化盛極一時，并向鐵器時代逐步過渡，先秦孕育的各種文明因素不斷交鋒融合、積淀升華，歷經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終成大秦帝國。同時，中原文明王氣南下，沖破關山阻隔，輻射帶動，以文化人，催生福建文明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閩越國。

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觸摸閩越都邑的樣子

城市，是文明時代特有的、與國家相應的高級聚落形態，是國家的物化形式。從以武夷山興田鎮城村盆地為中心的大體量聚落群，到大都邑的誕生，無疑是閩越“國家”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標志。

城村，一個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閩北小山村。讓人不解的是，城村又名“古粵”，“古粵”到底緣何而來，村名何以帶“城”？明代嘉靖《建陽縣志》有個解釋：“閩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按舊志王審知筑城建寨于此。”意思是：閩王王審知在此建城筑寨，故名“城村”。

然而，這段文獻記載誤導了后人。1958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村莊東南部發現一座城址，從出土的器物斷代，與廣東、浙江等地漢墓出土的文物特征相似，明顯屬于漢代，與五代王審知無關，最終斷定這是漢代閩越國的一座古城，“古粵”得名并非空穴來風。

閩越國始建于何時，因缺乏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未有定論。學術界一般認為，閩越國建于戰國中后期。根據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后來，無諸和搖均率眾輔漢伐秦，“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也就是說，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又封無諸為閩越王，由此形成閩越國，直至公元前110年被漢武帝所滅，歷92年。

到了東漢班固寫《漢書》記載這段歷史時，“王閩中故地，都東冶”變成“王閩中故地，都冶”。這就為后世探討“冶”到底是在武夷山還是福州，埋下爭議的伏筆。

不過，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有學者提出，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是“冶城地望”。

時間回溯到1958年。當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門在崇安縣（今武夷山市）城村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了保存有較完整城墻的古城。1959年進行試掘，共揭露面積864平方米，出土陶鐵銅等遺物391件及大量漢代陶瓦片，確定古城年代屬于漢代，并定名為“城村漢城遺址”。

福建閩越王城博物館館長樓建龍研究員介紹，經過60多年的考古發掘，已經證實城村漢城是閩越國時期的一座王城（是不是唯一的王城，還有爭議），也是福建境內發現的唯一有城墻環繞的上古時期大型城市遺址。城郭總面積達14.6平方公里，核心區王城面積為48萬平方米。

在營造都邑上，閩越國能工巧匠畢其能事，城址枕山抱水，依山巒起伏之勢而筑，西倚山勢挺拔的武夷群峰，南北兩側崗阜山丘左右圍護，崇陽溪由崇山峻嶺中逶迤而來，以河為壕塹、山為墻屏重重合護，打造出固若金湯的城池。

樓建龍介紹說，王城遵循著戰國以來流行的都城營造規制，內城外郭，四面開東西南北4門及3處水門，東城門外的北崗、南崗分立“左祖右社”，是閩越廟、壇遺址。城內分處填筑高大而寬平的夯土臺基，規模不等的宮殿苑囿錯落矗立。

大型宮殿區居于城中心，由庭院、殿堂、東西廂房、東西廊廡、東暖房、浴池和西天井等組成，以殿堂為中軸，左右呈對稱布局，前朝后寢，園囿亭臺穿插其中，蔚為壯觀。在宮城的外圍，分布著密集的手工業作坊和建筑遺址，官署區、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區布列其中，造郭以居民，郭區外圍則是貴族墓葬區。

這些都昭示著，東南邊陲的閩越國西望長安，刻意追仿秦漢王朝氣度，城邑布局經過精心設計，主次有序，嚴謹規整，處處體現王城的威嚴和堂皇。

近年來，在福州屏山一帶通過考古發掘，也發現了閩越國一些遺存，與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表明閩越國在福州也有高規格的建筑群。不過囿于考古材料，無從了解其全貌。

閩越文明：集大成而走向高峰

對于閩越國的文化，許多學者歸納為6個方面：在日用器皿方面，形成了與前、后代風格不同，與同時期他族不同的自成一體的陶器系統；大型宮殿和城邑的出現，以及城市建設的成熟；與城邑和大型宮室殿堂相適應的各類磚、瓦、供排水管道系統等建筑材料的應用；精美的青銅禮樂器、生活用器和先進兵器的使用；鐵器的出現及大量制造，鐵器普遍用于軍事、農業、手工業和日常生活中；文字的應用和流行。

六大特征，概括了已知閩越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閩越國建立后，山海二元文化格局得到了統一，在諸多方面都極大改變了學界認知。

閩越人的手工業門類相當豐富，除了淵源已久的制陶業外，還有紡織業、冶鑄業和建筑業等，社會分工愈發精細。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陶器上加戳“林”“黃”“宮”等印記，應是官府作坊的官吏或工匠的名號，說明專業化程度明顯提高。

在城址下寺崗、黃瓜山、元寶山等地，都發現了鐵器作坊遺址，如此密集，其時冶鐵業的繁榮景象可見一斑。遺址出土了重達15公斤的大型鐵犁，即使在中原地區也不多見；鐵五齒耙問世，全國最早；還有全國同時期最長的鐵矛，長達81.6厘米。而且，閩越人似乎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發明了更為先進的鋼質鐵器，鋼鐵器冶煉和制造技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筒瓦、瓦當、大型空心磚等建筑材料，無不刻上秦磚漢瓦的深刻烙印。長202厘米、寬32厘米的空心磚，形體碩大，紋飾精美，為現今全國已發現西漢時期最長的空心磚，彌足珍貴；“萬歲”“常樂萬歲”“樂未央”等瓦當，其規格儼然等同漢廷宮殿所用瓦當，銘文篆書秀麗優美，加以云樹花紋，在秦漢瓦當中亦屬精品。

令人驚嘆的是，這里還有古老的“供暖設施”：陶質管道應用于排水、供暖，閩越人將水燒熱，通過回旋管道的循環，使室內變暖，再通過供水管道流入浴池，設計極顯精妙。有人戲言，這是現代供暖系統的“前身”。

在秦磚漢瓦、鐵器用具等方面，閩越人采取了拿來主義的務實態度。不過，閩越人并非全部生搬硬套，而是創造性融入本土文化特質。比如，雖然秦漢建筑文化蔚然成風，但是閩越人又創造性將干欄式建筑結構融入其中，從王城遺址礎石網可以看出，分布致密，應是支撐地面木質地板，可防潮通風。

這種兼收并蓄，讓閩越國文化集大成而走向高峰，綻放出絢麗的文明之花。“閩越文明是閩江上游古文化與周鄰地區古文化在互相借鑒、融合基礎上發展并開創地區文明新階段的典型模式，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共融共生共發展的生動案例。”樓建龍說。

公元前110年，閩越國被滅，漢武帝下令將閩越民眾遷往江淮間安置。閩越文明不復鼎盛往事，城址一度湮沒無聞，直到2000多年后因為考古調查才得以重見天日。

1999年，武夷山申報世界遺產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現場考察評估專家在城村漢城遺址實地考察后，深為閩越文明折服：“這是環太平洋地區保存最完好的漢代王城遺址，是中國古代南方城市的一個典型代表，在中國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得益于城村漢城這樣厚重文化的滋養，武夷山當年得以躋身“雙世遺”，實現了福建省世界遺產零的突破。

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十分關心武夷山申報世界遺產及“雙世遺”保護工作。2001年12月20日，他專程考察了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

在參觀了閩越王城博物館、察看了城村漢城遺址后，習近平說：武夷山正是因為有了古漢城等才有了今天的“雙世遺”。古漢城就是一塊文化國寶，要認真研究，合理開發。

近年來，福建省及南平市、武夷山市持續加大對城村漢城遺址的保護工作。城村漢城考古遺址已被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目前正加大建設和推進力度。

2021年3月22日至25日，習近平總書記來福建考察調研，首站就來到武夷山，詳細了解朱子文化傳承和研究等情況。他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福建文明，源遠流長；考古論今，守正創新。萬壽巖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正式開園，讓文物“活”起來，以史育人，讓更多人了解福建史前文化；“國際南島語族考古研究基地”落地平潭，交流互鑒，深入研究闡釋太平洋視野中的福建文明特質……

歷史發其源，文化鑄其魂。歷經千年歲月淘洗，將根脈深深扎入中華大地，八閩文化、福建文明如大江日夜奔流，生生不息，帶著閩人勇于探索的精神，帶著善于創造的活力，帶著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穿越歷史的長河，照耀新時代新福建的行進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