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4日電 題：故宮博物院中外合作考古如何擦亮“宮”字號？

——專訪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館員徐海峰

中新社記者 應妮

有著近百年歷史的故宮博物院，不僅有獨特藏品和特色展陳，近年來還持續推動考古“走出去”，在海外引發持續關注。印度帕特南遺址、阿聯酋朱爾法遺址區、肯尼亞東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遺址……這些著名遺址的考古現場，都留下了故宮人的足跡。

2014年以來，故宮博物院考古學者以環印度洋貿易的視角，以中國外銷瓷為切入點，在多國開展中外合作考古。以考古為橋，故宮博物院如何體現自身特色，擦亮“宮”字號？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館員徐海峰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故宮博物院進行中外考古的出發點是什么？

徐海峰：作為體現國家意志的力量，宮廷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內直接推動了中西交通開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繁榮。皇權對御用瓷器的控制與管理，主導和影響著外銷瓷的生產、運輸、流通、使用、傳播等全產業鏈。因此，深入研究御用瓷器，方可更好地理解和闡明以瓷器為主要交流實證的作用和意義。

故宮博物院將海上絲綢之路考古作為中外合作考古的一大重點。2014年以來，我們以環印度洋貿易的視角，以中國外銷瓷為切入點，從中國外銷瓷對世界經濟社會的影響、國際貿易經濟對中國瓷器產地的拓展及生產方式之影響角度，確立研究思路與工作目標。

故宮博物院在印度、阿聯酋、肯尼亞等國開展合作考古，以比較的視野、融合的路徑，促進各自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與發展，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視角，提升絲綢之路考古的國際表達能力，同時也在積極參與中亞合作考古。

中新社記者：故宮博物院近年來開展了哪些中外合作考古項目？

徐海峰：例如，印度帕特南遺址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區開展考古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古代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時代集中于明萬歷時期至清末期，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種為主，反映出這一時期是以中國瓷器產品為主的貿易高峰期。

從中國瓷器的出土狀況及帕特南遺址的規模來看，該遺址并非主要港口，卻是深入認識科欽地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航線和節點的重要材料。

另一個合作考古地點是印度奎隆港口遺址，出水的中國文物有瓷器和銅錢兩大類。經我們初步整理，瓷器殘片有五百余件，可分為青瓷、青釉釉下褐彩、褐釉、白釉、黑釉及青白瓷等品種，瓷器年代約在公元10世紀至14世紀間，以龍泉青瓷、福建磁灶窯產品最多，體現了宋元時期浙江、福建在對外經濟貿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2019年和2024年，我們在阿聯酋朱爾法遺址區的阿爾努杜德和阿爾馬塔夫遺址分別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還對朱爾法遺址區進行了地面踏查，采集大量瓷器標本，經科技檢測和數據分析，對該遺址區的中國陶瓷特點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考古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陶瓷器輸入該地區的時間，可分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兩個大的階段。無論是遺址出土還是地面采集的中國陶瓷器，器型器類都與時代特征相符，尤其是地面采集的明早期龍泉官樣青瓷和明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御窯青花瓷，是明朝官方與該地區交往的珍貴實物證據。

此外，我們還與肯尼亞基西大學合作，對該國東部沿海斯瓦希里文化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并對拉穆博物館收藏的中國瓷器標本進行了初步整理。由清真寺建筑及進口陶瓷器的特點，可大致勾勒出斯瓦希里文化貿易的階段性發展歷程。而斯瓦希里文化的形成、發展與衰落的過程，以及在環印度洋貿易視野下斯瓦希里文化的歷時性演進等，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也是今后合作開展肯尼亞考古的重要方向。

中新社記者：2014年，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共同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故宮近年來也在吉爾吉斯斯坦進行過相關考古，取得了怎樣的進展？

徐海峰：故宮考古學者與國內多家考古機構組成聯合考古調查隊，對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相關遺產地點進行了實地踏查和詳細記錄。

這次調查的遺存中，最具特色的是巖畫和銘刻遺跡，時代較為集中。這些巖畫和銘刻不但標識出絲路上的交通節點和城市，也反映不同時期絲路沿線各文明宗教信仰的變化。個別巖畫還表現出明顯的打破、疊繪現象，圖案風格與繪制工藝也有明顯差別，表現了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巖畫傳統，展現出中亞地區文明的多樣性。

我們在“一帶一路”考古中關注宮廷與地方、宮廷與海外關聯等不同層級的研究，旨在進一步揭示國家政治文化，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的表現形式和性質內涵。同時，重視外來文化因素對中國經濟、技術、生活等的促進和變革。

中新社記者：“走出去”的同時，故宮博物院的考古工作在“請進來”方面有什么合作？如何看待“走出去”與“請進來”的關系？

徐海峰：在故宮博物院開放、交流、合作的學術大背景下，我們邀請國(境)外相關學者參與紫禁城、陶瓷窯址、明代都城等田野考古、文物保護等工作，促進外國考古人員對中國田野考古方法與科技考古手段的理解和運用，同時以國際學術活動、互辦展覽等形式，及時分享與傳播中外合作考古成果。

交流永遠是雙向的，“請進來”和“走出去”共同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進程。

中外合作考古，是充分展現中國科技考古日新月異發展的良機。我們在與印度、阿聯酋的合作考古中充分運用科技手段，建立了遺存標本的數據庫，有力促進了當地考古資料信息的采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成為“走出去”考古初顯成效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與外方深入交流的一個重要契合點。

我們計劃進一步加大科技考古的力度，積極運用多學科方法與手段，對中國文化遺存、當地文化遺存及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同文化遺存展開分析、研究與保護工作，共同促進各自文化遺產保護的創新與發展。

作為明清兩代之宮城，紫禁城空間形態、功能配置、禮儀陳設等，是國家禮儀制度形成與發展的物化載體；而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典藏，則是中華文化“器以藏禮”“器以載道”的集中體現。

在我看來，以考古為橋梁，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與基因，不斷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對當今中國的認知和理解，同時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在世界文明體系下更有助于反觀和理解我們自身的文明。在中外合作考古的進程中，作出故宮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擦亮“宮”字號。(完)

受訪者簡介：

徐海峰，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故宮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建筑考古專委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夏商周三代考古、建筑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等，自1993年以來主持和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河北雄安新區、紫禁城、安徽鳳陽明中都、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等30余項考古發掘項目，先后赴美國、韓國、希臘、阿聯酋、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開展學術交流。發表或主編有《高莊漢墓》《故宮考古文集》(一)、《故宮考古報告集》(一)、《太行山東麓北部地區夏時期考古學文化述論》《灤河流域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等。